史話》民共都愛演「警總」──陸劇如何演臺灣（二）

電影《返校》劇照。（社外提供）

一般常見的大陸老兵返鄉影視作品，主流的敘事結構都是採直線式「旅行模式」，從眷村老兵思鄉的鄉愁起始敘述，接着赴大陸探親，與故鄉親人重聚，或是祭拜已逝親人，由於老兵在臺多半另娶妻室，最後還是再次分離。這種「分離／團圓／再分離」敘事模式，幾乎是老兵探親影視作品的主流。

但電視劇《原鄉》卻打破了這種模式，老兵返鄉的旅行敘事成了支線，劇中後段僅有老兵杜守正帶着V8攝影機一路走訪4個老兵的故鄉，並留下影像紀錄，而貫穿全劇的敘事主線卻是情治單位的警總高層、警總退伍將官與眷村老兵之間的多重對抗與政治博奕，其中嶽知春由於是從警總退休的將官，深諳警總的羅織謀略，出面爲眷村老兵出謀畫策與警總對弈，這個貫穿整出電視劇的主線更類似於一種衝突敘事。

在這個以政治博奕爲主的敘事主線下，「老兵返鄉」不再是個親情聚散的小敘事，而是淪爲多層次政治權斗的敘事，在這場衝突敘事的博奕中，一邊是代表警總高層的老潘與路長功，另一邊則是退伍將官嶽知春與老兵洪根生、杜守正、八百黑與朱晉等，雙方就老兵私下返鄉所展開的一場合作與對抗、羅織與反羅織的循環博奕。

從第1集警總退休將官嶽知春與警總官員路長功的一場對話中，就已經爲這場衝突的博奕定了調。原來警總表面上是要法辦老兵觸犯禁令私下返鄉，但實際上卻是企圖將老兵返鄉羅織成匪諜案以遂行高層政治鬥爭。路長功對嶽知春說：「現在私入匪區探親的人多了，有人想用這件事來整老潘！」嶽知春回答：「我看是老潘想用這件事來整他的對手！」（節錄自第1集）。

這個「老潘」在劇中是警總內比路長功還高階的長官；第5集路長功的部屬莊力奇質疑爲何要特別針對老兵時，路長功說：「老兵歸退輔會管，退輔會的某位大老，是老潘爭奪中常委的最大對手！」；第14集路長功對他的妻子說：「這個案子如果辦成了，說不定可以脫離老潘，我還可以更上一層樓！」（節錄自第14集）。

這些對話說明警總高層故意要將老兵私下返鄉羅織成匪諜案，並不是真的要執法，實際上是爲個人謀取權位的一場權鬥。因而在第13集中嶽知春向路長功直接點破：「老兵都是棋子，別人拿棋子打你們，你們就拿棋子打別人，最可憐的就是這些棋子！」路長功的回答是：「這就是政治，你還不懂？」（節錄自第13集）。

這中間也不避諱還有政治更高層的介入，第17集老潘向路長功解釋何以要偵辦嶽知春，表示：「上頭就是這麼吩咐的！」（節錄自第17集），至於誰是上頭？劇中並沒交待，但這種老大哥在幕後操縱一切的暗示，已接近政治驚悚劇了。

老兵返鄉探親。（本報資料照片）

《原鄉》應是兩岸探親的影視作品中，唯一在劇中大量納入警備總部情節的電視劇。然而，距離《原鄉》製播的年代，警總已然消逝了20多年，劇組究竟怎麼拼湊、重建當年警總的形象，同樣值得探討。而這個在臺灣政治轉型過程中曾經備受爭議的部門，幾乎在《原鄉》每一集都被安排登場。《原鄉》第1集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在大年除夕的警總偵訊室中，一名眷村老兵接受警總官員的偵訊。由大陸演員陳寶國飾演的警總官員路長功，在劇中戲分相當重，幾乎就是第二男主角。

這個偵訊場景的符號，亦就是臺灣其它電影再現警總所塑造的之意象，例如1991年楊德昌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即具體再現了警總偵訊的場景，男主角被誣陷遭警總拘禁，日以繼夜地逼供審訊，不斷要求其寫下自白，直到他瀕臨崩潰才知，警總只是要他將其它人的名字抖出來而已。

2019年出品的《返校》，更是將警總描繪成彷如地獄鬼域的場景，片中呈現了諸多威權時代的政治符號（諸如教官、「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反共標語及廣播、國徽、憲兵、警備總部、倒吊刑求等），甚至將使用暴力刑求的警總塑造成喪屍般的鬼差。也可以說，在臺灣少數電影中涉及警總形象的題材，幾乎全是負面的。

由於警總早在1987年臺灣宣佈解嚴後不久即告裁撤，加上警總在臺灣一直是高度對外封閉的情治機構，僅有的文獻也多半是細數其罪狀的批判文字，即便2018年政府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這中間當然包括警總，但由於警總裁撤已經近30年，還原昔日警總面貌相當困難，連促轉會自己都承認「由於警總的規模太過龐大、無所不包，我們對於警總既熟悉、又陌生，如同瞎子摸象。且伴隨警總裁撤、人員遣散，許多檔案資料也因此遺失或遭到不當銷燬；這也導致臺灣社會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對警總的認識始終有限、也難以追究相關承辦人員或部門的責任。」

因而《原鄉》的劇組如何建構並塑造這個在臺灣已消逝25年多的機構，以及其如何建構當時警總情治人員的形象，有很大的探討空間。特別是在1980年代，面對日益崛起的臺灣黨外反對運動，以及大量印行的黨外書刊，警總在當時所扮演的監控與查禁角色，是被放得很大的，當時的警總功能是否真如《原鄉》劇中所刻畫般還將不小的勤務比重放在防堵外省老兵赴大陸探親上，是很值得探討的。

在空間符號再現上，《原鄉》的劇組成功商借到警總當時位在臺北博愛路的原址（現爲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建築物內外拍攝，劇中擔任警總高階官員的路長功與老潘，偵察幹員莊力奇與曹夢等之間的許多對話，都是選在這座警總舊址的走廊、陽臺與辦公室拍攝。警總內部辦公室陳設上，有幾處涉及政治符號的安排，無意間透露了劇組的政治考量。例如桌上一定置放着小型國民黨黨旗，卻未見國旗，這個特殊小陳設同樣也出現在設在香港的臺灣救總辦公室桌上。

按臺灣即便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軍事與行政部門的辦公室中也不可能只放置黨旗卻未見國旗。另一個政治符號的安排則是政治人物的圖像，在《原鄉》前面幾集的警總辦公室中，牆上只見孫中山的掛像，中間幾集開始出現蔣介石掛像，直到最後幾集纔再加上蔣經國的掛像，這個微妙的變化從臺灣視角中即可識讀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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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臺灣人意象：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影視中的臺灣人》，作者：倪炎元，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