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 | 黃偉文:塑造深港“柔中帶韌”的城市魅力

黃偉文

1968年出生於雷州半島,廣西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深圳市第六屆政協委員,未來+學院聯合創辦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設計工具開發者。曾任深圳市城市規劃與資源委員會副總規劃師、深圳公共藝術中心和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主任、深圳市規劃局城市與建築設計處處長。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Loeb訪問學者。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的主要策劃、組織與推動者,土木再生城鄉研究所聯合發起者與推動者。

口述時間:2024年7月9日

口述地點:新媒體大廈

1994年,我來到深圳工作,彼時正值深圳的迅猛發展期,在此後的30年間,我有幸參與深圳城市規劃與設計工作,組織發起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參與了一些深港雙城的互動交流。我的故事,是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並不斷創新的故事,是一次次見證規劃藍圖變爲現實、發展超越藍圖、藍圖規劃的觀念方法也需不斷創新的歷程。

我自小喜愛畫畫,大學時選擇了建築專業,從此我與建築及城市規劃設計結緣。

雷州的古樸爲我的成長

提供了最初的人文環境

1968年,我在雷州半島出生。我是廣西人,我的父親到廣州讀書後,被分配到雷州教書,所以我從小住在公社或縣城的中學校園裡。

我自小着迷畫畫,那時候圖像珍貴,翻爛的小人書、香菸火柴盒上的圖案、誰家牆上難得的畫片,都會吸引我揣摩半天。

上初中時,我的美術老師畢業於廣州美院。他看我畫得還不錯,便邀請我加入他的美術興趣小組。高中我考入湛江一中,高三那年,我父親要落葉歸根調回廣西工作,但我已經習慣雷州的生活,湛江一中又是廣東省重點中學,於是選擇留下來讀完高中。

那時候我的數理化成績很不錯,就想選能結合畫畫特長的理工科專業,在專業目錄裡看建築最爲合適。1985年我回到隨遷戶口所在地廣西參加高考,有幸被清華大學錄取。

到北方學建築與城市設計

回南方經濟特區來實踐

清華建築專業是大類招生,直到大五那一年才細分方向,我也是偶然由同學幫我選了城市規劃設計專業。

我對深圳的印象,除了來自於報紙新聞,還有被錄取到深圳大學的校友回湛江一中推廣招生時的宣講。1988年大四實習期間,我和另外兩位同學想到深圳來體驗。那是我第一次來深圳,第一站就到了改革開放“第一炮”打響的地方——蛇口。所見的一切都是新的。大樓、設備、辦公室,還有許多新觀念和口號。

我們投奔在深圳大學的同學,住進宿舍,每天沿南海大道騎車到蛇口招商大廈的工業區設計室去畫圖。

那時的深圳大學讓我們耳目一新,建校短短5年,簡潔明亮的現代主義建築羣崛起在深圳灣海邊,顯得生機勃勃。當時學校沒有圍牆,學生還能參與許多校園管理的工作並獲得酬勞。這種創新、包容和激情讓我深受觸動,覺得深圳是值得來的地方。

1990年我大學畢業,當時畢業生除了留校,其餘都是哪個省份來的就回哪個省份去。我向往南方的經濟特區,於是就到了南寧建築設計院珠海分院。1992年我又考回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我的導師朱自煊先生是國內較早開展城市設計及遺產保護相關教育和探索的學者,他非常熱心,在我的學業上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指導,畢業前夕,他向深圳規劃圈工作的老友推薦了我。1994年夏天我再次來到深圳,加入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深規院”)。

1988年,黃偉文(右)首次到深圳實習,與同學參觀當時國內優秀建築——深圳體育館(2019年被拆除)。資料圖

來到深圳之後,我從城市規劃實踐及管理中再學習,並不斷從隔壁香港得到更多啓示。

香港TOD模式讓我們大開眼界

來到深規院後,我開始參與各種類型的城市規劃設計項目,有羅湖中興路“老城區”改造、南山西麗新片區開發等。讓我體會最深刻的項目,是當時南山商業文化中心區的規劃設計,即現在海岸城區域。當時建設部門已經有一個方案,想讓我們調整改進一下。我做了與周邊山海環境、交通疏散及城市形態關係的分析,覺得太多高樓扎堆對空間環境並不利,應該增加一些公共空間,平衡建築密度,讓城市建築更加有層次性。

我們提出的修改方案因爲與原方案差別太大被否決。不過幾年後,舊有的商業文化中心區設計方案與日新月異的城市發展相比已經有些落後了,於是新一輪的競賽被啓動。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規劃設計公司的方案勝出,其增加水系做公共空間、高層建築疏密有致、設置步行軸線等優點得到了廣泛認可,最終基本得到實施。

這個事情讓我認識到,城市規劃設計的一些空間及治理規則,它需要多角度、多輪次探索,也需要柔性和韌性,而不是一次性的終極方案和拍板決策。

香港的建築及規劃管理向來是內地專業人士學習的方向。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參加深規院組織去泰國的活動,需要從香港的啓德老機場出發。從羅湖坐火車前往香港紅磡,交通專業前輩讓我們注意,每一個停留的列車站點基本都是香港的一個新市鎮。這是一個典型的通過軌道交通引導開發的模式,即TOD模式。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可以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需要,這樣可以減少私家車的行駛,鼓勵大家綠色出行,又能增加城市的開發容量,同時儘可能保護自然。

學習香港城市規劃與開發的管理

到了深規院之後,我是較早一批使用電腦畫規劃圖的人。在經歷了兩年的規劃院畫圖工作後,1996年,我被抽調到“深圳市中心區開發建設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心辦”),這是一個設在市規劃國土局下的副局級單位。

在那裡,我有幸參與了福田中心區的開發建設,見證了一個城市中心從空白到不斷規劃到基本建成的過程。那是我職業生涯十足難得的一個機會,讓我對城市規劃的不同專業配合及開發建設全過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最初市規劃國土局從系統內抽調了4位骨幹,他們擁有建築、城市設計、市政、園林景觀等不同的專業背景,負責福田中心區大約6平方公里的調研建設。這是一個開發建設管理制度上的創新,由不同專業的人組成一個專門團隊,從跨專業的視角組織、解讀和深化城市規劃方案,高效處理中心區開發建設的各種問題。

爲了解決城市規劃中地塊開發強度與利益糾葛問題,深圳又向香港學習了規劃成果的法定化表達——法定圖則,以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制度等。深圳第一份法定圖則文件就是從福田中心區開始編制和執行的。中心區也引進了一些香港開發機構,包括和記黃埔、嘉裡、港中旅等,這也讓我有機會考察比較香港與內地城市開發及管理機制的異同,也通過交流學習香港的規範與職業做法,不斷提升自己,去系統思考城市開發與運作的機制。

1996年,黃偉文到香港地產展銷會上推廣福田中心區規劃。 資料圖

這個開始於2005年的展覽是全球第一個討論城市問題的雙城雙年展,它不僅是一個展覽,也是一個整合學術資源,用來反思和幫助城市解決問題的平臺。

協同香港辦雙城雙年展

共同探討城市發展話題

2003年我轉到局裡的城市設計處任職,第二年機構改革,規劃與國土分家,城市設計與建築設計管理業務合併,開始更加綜合地考慮城市與建築的品質問題。

那時中國已經加入WTO,國內經濟熱潮不斷,城市建設進一步加快,品質與文化需求也進一步提升。2004年3月,深圳召開實施“文化立市”戰略工作會議,作爲城市與建築設計行業管理者,都希望做一些創新的事情,我們想到創辦一個類似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展覽,邀請世界各地建築前沿探索者參展,探討交流行業問題及發展趨勢。

雖然當時我們都沒去現場看過雙年展,但我們有信心做一個深圳版的獨特雙年展。我憑直覺認爲單純的建築設計專業展涉及面會很狹窄,只有放寬到城市層面,超越城市規劃學科和專業語言,纔會產生更多能與觀衆一起探討的話題,才能更加有生命力。經過探討,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被提了出來。

25歲的深圳充滿了活力,拓荒牛精神鼓舞着大家往前走。我們決定趕在2005年年底就推出首屆城市\建築雙年展。按策展人機制,我們邀請了當時最有國際影響力的建築師張永和策展,深圳市政府、市規劃局及深圳建築圈都大力支持。

首屆雙年展獲得中外專業媒體廣泛好評。那一年我們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林雲峰帶隊過來參觀,香港同行對我們成功舉辦這麼大規模的創新展覽非常驚訝,稱讚有加。我突發奇想,建議下一屆也許可以雙城舉辦,這個提議馬上得到了大家的響應。

2007年,深圳首創的城市\建築雙年展正式更名爲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第一年聯合辦展,香港選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退役的香港中區警署建築羣。展場對中區警署的活用,也進一步引發香港對歷史建築保育與活化的重視,並形成了今天藝術與歷史出色融合的“大館”景點。

後面幾屆的雙城展香港展場陸續選擇了西九文化區、觀塘工業區、九龍公園等地方,與深圳展場一道,探索珠三角快速變遷的城市熱點難題。香港幾任特首都興致盎然地參與和支持深港雙城雙年展,讓兩地共舉的城市建築文化盛事一直持續至今。

與香港協同互動辦展,讓當時的我們也學習到了許多港方的觀念及工作方法。具體在展覽策劃方面,雖然深圳的展覽更開放、盛大和充滿活力,但從節奏和管理上來說,卻是香港顯得更從容和精細。香港從舉辦第一屆開始,就非常重視在地的文化探索和結合,涉及香港文化保育、西九發展、落馬洲河套未來等熱門話題,並很快就設立了專門的雙年展基金支持展覽,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展覽讓我們開闊了視野

焦點不再限於中心城市

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時候我們剛舉辦完深港雙城雙年展,面對這樣一個自然災害事件,我們和香港一些建築師都在思考如何支援救災,幫助災區重建家園。災區重建對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專業者來說,是一項更艱難的專業挑戰,僅憑熱情難以勝任。

當時香港大學朱濤老師和我都先後想到了臺灣救災援建工作的啓示。比如臺灣專業界利用震後校園重建而開展的新校園計劃,以及深圳首屆雙年展展出的臺灣建築師謝英俊的救災實踐案例。

謝英俊曾在臺灣9·21地震後,投身到臺灣山區村莊的重建事務中,邀請村民一起建造房屋,並由此發展出一種災區援助方法叫“協力造屋”,即通過共同蓋房子這一過程,修復村民心理創傷,重新加強社區的聯繫。

考慮到災後重建的複雜性和專業性,我們聯絡深圳、香港和臺灣建築師及志願者,共同成立了“土木再生專業志願者”團隊,借鑑已有的專業經驗及工作方法,在深圳企業的捐助支持下,去四川和甘肅做專業的援建工作,幫助設計和重建了多所學校及幼兒園。

可以說,深港雙城雙年展開闊了國內專業人士的視野,不再只是侷限在重點城市、重點片區的項目,而是開始關注鄉村、邊緣社區乃至更多跨專業與跨地域的問題。

中國城市發展與它的現代化快速進程啓示我們,同時通過深港雙城雙年展組織和催化的城市研究,都讓我們擁有了更廣的視角,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014年,黃偉文在威尼斯雙年展芬蘭館爲深圳雙年展的深圳-芬蘭項目展出致辭。 資料圖

共生與包容

城中村改造觀念的轉變

城中村改造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較爲突出的問題,需要專業人士做出更好的研究和解答,我也是從中心區範圍內的崗廈村改造開始接觸和思考城中村問題的。深圳市2004年啓動城中村改造,伴隨着深圳大規模的城市更新探索和實踐,每一屆的深港雙年展也都有專題展示和研討這一話題,包括深港在內的中外學者的研究,不斷豐富深圳政府及部門、專業人士對城中村及其改造方法的認知。我也寫文章引導人們不應只看到城中村負面的一面,也應該看到積極、多元和包容,甚至可以補充和啓發城市規劃的層面。除了整體拆除式的城市更新,近些年政府發佈城中村相關規劃政策規定城中村綜合整治比例,說明城市的包容度和多元性在提高。

2017年,深港雙城雙年展選址在南頭古城舉辦,那是深圳一個極具代表性、格局複雜的城中村,見證着深圳的源起與變遷,也是深港地區共有的歷史行政中心。那屆展覽提出“城市共生”主題,更加全面系統地展示和研討城中村話題。之後的南頭古城“蝶變計劃”基本遵循有機更新理念,引進好建築師和好的商業營運,營造了新潮與本土、休閒與打工等多元文化共存的場所,也成了深圳文旅打卡地,展示了深圳城中村靈活多樣的可塑性。

深港相向而行

共創新的魅力都會區

2009年,我申請去哈佛設計研究院遊學一年,讓自己在學術前沿環境裡沉澱思考。2011年,我在深圳市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下創辦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SCD,用各種創新方式來推動深圳城市設計的研究和教育,組織創新設計競賽、教育、展覽及出版。

2017年,我離開政府公共部門,創辦了深圳市未來+,想通過非正規學院的方式,融研究、教學與實踐於一體,更靈活直面中國城鄉問題。作爲智庫,我們爲一些政府機構提供總設計、總策展包括專業定製課程服務,也基於多年實踐積累以及對城市設計及管理痛點的理解,做空間智能算法程序的研發及應用。

這些年,深港等大灣區的國家級大基建(如多個高鐵項目、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次第鋪開。香港市民也越來越喜歡北上消費和觀光,甚至來體驗這些超級基礎設施。比如深中通道通車後,我注意到還有香港市民專程過來坐車體驗。由此也可以看出香港市民對大灣區建設的興趣,對國家超級工程的自豪。香港政府也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的計劃,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建設已經啓動,我也一直在研究和倡導河套及深港邊界地區探索建設新一代綠色開發城市的可能。

“城市的真正魅力在於它是柔軟的,它吸納衆多,無所不包”,在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中,他如是說道。十年前我把深港雙城雙年展的總結專著命名爲《看(不)見的城市:“深雙”十年研究》,以此致敬對城市複雜多樣性的觀察、想象與研究。未來希望深港可以深度交融,專業者可以攜手創新,共同塑造深港雙城既柔軟又韌性的城市魅力。

採寫 | 深圳晚報記者 李哲哲 吳曉琪

編輯 | 陸楚一

深圳晚報x光明文化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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