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參與大陸第三次分配

旺報社評

北京推出「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出重拳整頓「滴滴出行」、民間培訓辦學、開罰網路巨頭，造成新經濟、科技、教育類股價狂瀉，引爆資本市場一場不亞於2015年的股災風暴。海外對中共「共同富裕」的背後，是否代表新一輪「國進民退」，乃至重回毛時代路線，深感疑慮，出現很多相關的討論。

並不是殺富濟貧

但如果研讀近期中共高層對「共同富裕」的定性以及論述，應可清楚發現上述猜測和質疑早已被官方駁斥。例如，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所主持的中共財經委會議上，除了明確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鼓勵引導民營經濟之外，還特意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有所着墨，暗示官方不會違背客觀規律，以犧牲穩定發展爲代價，追求片面的「均貧富」。同樣，「共富示範區」浙江省亦表態絕對不搞「殺富濟貧」，說明中共從上到下都有清醒認知，不會重蹈毛時代的覆轍。

事實上，大陸「共同富裕」的路線圖早已有跡可循，主要應包括三大分支：一是以國家力量加大公共服務、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但民營企業或「先富階層」或將有義務貢獻更多。二是嚴格管控資本財團，杜絕民營資本綁架公權力、染指政府決策的任何幻想。三是圍繞「第三次分配」進行改革與制度建設，重點在於促進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形成「先富」主動幫扶「後富」的正向循環。

外界對中共推動「共同富裕」的疑慮，主要源於基層管理往往流於粗糙，爲追求績效以「一刀切」方式執法，若不能改正，將對大陸民營經濟、市場活力帶來難以挽回的傷害，10年前的重慶教訓殷鑑不遠。而且，在中共體制下，以黨或政府的公權力來強勢推動和引導社會財富分配，同時又要維持社會效率與市場競爭，這放諸世界歷史都尚未有成功案例。

從臺灣看大陸的「共同富裕」應該相當熟悉，這正是源於國父民生主義的均富、節制資本的思想。在具體實踐上，臺灣經過經濟起飛、民主化之後，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前30名，衡量貧富分化的吉尼係數低於英、美、日、韓、星等高度已開發國家，無可爭議是高水準「均富」的模範經濟體。

高公益指數秘訣

臺灣雖然在民主政治上面臨瓶頸乃至危機，但政府公共服務、社會力量幫扶弱勢，以及慈善事業的發展並沒有受到政治干擾，對今後大陸推動「共同富裕」仍然有借鑑意義。

臺灣發達而完善的慈善公益制度，恰好可以爲大陸「第三次分配」提供可複製的經驗，憑藉同文同種的先天優勢，將「臺灣模式」的慈善制度在大陸落地生根。

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創辦人兼執行長夏露萍（Ruth A. Shapiro）研究發現，臺灣和新加坡的「公益指數」並列高居爲亞洲首位，「秘訣」包含三點：一是臺灣對從事慈善的企業和個人採取友好的低稅率，乃至零課稅制度；二是臺灣企業的慈善工作往往和政府目標計劃一致，三是臺灣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培養出大批富有活力的非營利組織。

做好「第三次分配」，關鍵在於社會的積極性，並能從制度層面釋出政策誘因，而不是施以強制性、命令式乃至懲罰性的政策措施，慈善體制的公信力更是至關重要。大陸過去曾深陷「紅十字疑雲」，後來又經歷對境外NGO的嚴格監管和整頓，目前在慈善領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仍有許多亟待填補的制度空白。

兩岸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臺灣樂善好施的社會文化、慈善團體備受信任的制度環境仍是「最美的一道風景線」，再加上慈濟、佛光山、紅十字會等組織很早就紮根大陸的公益事業，故臺灣參與大陸「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建設和資源分配，可以作爲今後兩岸在社會治理層面合作與融合的新亮點。

大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追求「共同富裕」，是國父振興中華理想的實現，是兩岸制度競賽上升到新階段的象徵，從中應看到兩岸優勢互補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