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冒險》第六章：爲了救助散戶，華爾街的大亨們竟然慷慨解囊

本文節選自《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上一篇鏈接：

《商業冒險》第五章：一個產品創造一個產業 威爾遜和他的施樂公司

《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作者是約翰-布魯克斯，美國當代影響最大的財經作家之一。本書曾被巴菲特推薦給比爾·蓋茨，比爾·蓋茨在距離本書出版的40年後，巴菲特推薦給他20多年後，依然將之稱爲“我讀過的最好商業書”。《商業冒險》通過記錄商業史上的12個經典故事，向人們提供了一個永恆的警示：投身商業意味着永遠要面對不確定性的風浪，冒險纔是商業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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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讓客戶完好無損：天塌了由紐交所頂着

一羣華爾街上貪婪的大亨和銀行家，竟然爲了救助散戶而團結起來、慷慨解囊，這是華爾街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怪事。當然，華爾街不承認這麼做是因爲“罪惡感”，只是說“下不爲例”。

1963年11月19日（星期二）上午，一位衣着考究、面容憔悴、年紀約35歲上下的男子出現在華爾街11號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辦公室，稱自己是交易所會員艾拉·豪普特經紀公司（Ira Haupt & Co）的管理合夥人莫頓·卡默曼（Morton Kamerman），要求與交易所會員公司部門的負責人弗蘭克·科伊爾（Frank J.Coyle）見面。接待員經過確認後，禮貌地向他解釋說科伊爾正在開會，但來訪者稱自己的事情非常緊急，要求與該部門的第二負責人羅伯特·畢曉普（Robert M.Bishop）見面。但接待員又發現，畢曉普正在忙着接一個重要的電話。卡默曼看起來越來越心煩意亂，最後，他被帶到了該部門職位較低的職員喬治·紐曼（George H.Newman）的辦公室。紐曼當時正在盡責地傳達消息——他確信，豪普特公司的資本金儲備已經低於交易所對會員公司的要求，因此正在按照規定正式地彙報此事。當他宣佈這一驚人的事實時，附近辦公室的畢曉普還在接着那個重要電話，通話對方是一位消息靈通的華爾街人，但畢曉普不願透露他的真實身份。來電者告訴畢曉普，他有理由懷疑兩家會員經紀公司正處於嚴重的財務困境，交易所應當引起重視，它們就是威利斯頓·比恩公司（J.R.Williston & Beane，Inc.）和艾拉·豪普特公司。掛斷電話後，畢曉普給紐曼打了個內線電話，告訴他自己聽到的事。然而，令他吃驚的是，紐曼已經得知了消息，或者說部分消息。“事實上，卡默曼本人現在就和我在一起。”他說。

在這場乏味的辦公室混亂中開始了一場危機，也是紐交所的悠長曆史中最難對付、某種程度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在這場危機結束前，又發生了肯尼迪總統遇刺這一更大的危機，進一步加劇了影響。因爲這場危機，紐交所暫時性的損失達到近1000萬美元，但也收穫了極大的財富，得到了至少部分國人的尊重。紐交所並非總是因考慮公衆利益而聞名，實際上，就在幾個月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還指責它有反社會傾向，稱其行爲像一傢俬人俱樂部。令豪普特和威利斯頓·比恩陷入財務困境的是歷史性事件——更確切地說，是未來的歷史性事件。此前，新澤西州貝永市的聯合植物油提煉公司（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 Refining Co.，以下簡稱聯合公司）通過這兩家經紀公司（以及許多非紐交所會員的經紀公司），進行大額投機活動，然後事情突然惡化。這項投機活動是買入大量棉花籽油和豆油合約，用以遠期交割。這些合約被稱爲商品期貨，投機原理在於，交割日的商品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合約價格。植物油期貨每天在百老匯大道2號的紐約農產品交易所（New York Produce Exchange）和芝加哥商品期貨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交易，8400多家從屬於紐交所、對公衆開展業務的經紀公司以客戶的名義進行買賣。卡默曼出現在交易所那天，聯合公司在豪普特的賬戶上有着大量的棉花籽油和豆油合約（信用交易），每磅商品價格波動1美分，其賬戶價值就會波動1200萬美元。在前兩個交易日（11月15日星期五和11月18日星期一），商品價格平均每磅下跌了略低於1.5美分，豪普特要求聯合公司追加1500萬美元保證金，以保證賬戶可以抵禦風險。聯合公司拒絕追加，因此，與任何一家經紀公司在信用交易客戶發生違約時的做法一樣，豪普特必須出售聯合公司的期貨合約，以提前收回資金。豪普特災難性的風險還在於，11月初，公司的資本金僅有800萬美元，爲了聯合公司這個客戶，公司向外借入約3700萬美元，用於植物油期貨投機。更糟糕的是，豪普特接受了聯合公司用庫存的大量實物棉花籽油和豆油爲部分預付資金作擔保，這些實物位於貝永市，以標明具體數量和種類的倉單作證。豪普特又用其中的大部分倉單作爲擔保物，向多家銀行貸款。這一切本來都沒有問題，但是後來人們發現，許多倉單都是僞造的，倉單上標明的植物油很多都不在貝永市，甚至壓根就不存在。聯合公司的總裁安東尼·德安吉利斯（Anthony De Angelis，後來因一系列指控被送進監獄）顯然已成爲自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Ivar Kreuger）[1]後最大的商業詐騙犯。

注：[1]伊瓦·克魯格（1880—1932），原是瑞典火柴大王，1922年來到美國，利用發行債券、創辦空殼公司等行爲進行資本詐騙，1932年事敗自殺。

這些植物油到哪兒去了？聯合公司的直接和間接債權人爲什麼會被騙得如此徹底？其中還不乏最有權勢、最精明的美國和英國的銀行。這次崩潰的總損失會達到如權威人士預計的1.5億美元嗎？還是更大？像豪普特這樣的紐交所一流經紀公司怎麼會如此愚蠢，爲單一客戶承擔不可思議的高風險？在11月19日，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更不用說回答；有些問題至今仍沒有答案，有些可能在今後很多年都不會有答案。從11月19日起開始浮現，並在隨後的可怕日子裡變得越來越清晰的一個事實是，對豪普特賬戶上的近20000名股票市場個人客戶，以及威利斯頓·比恩的近9000名客戶來說，即將發生的災難直接影響到了他們的財務狀況。許多人完全是無辜的，他們從未聽說過聯合公司，對商品期貨也只有模糊的概念。

卡默曼對紐交所所作的報告並不意味着豪普特已經破產，在報告時，卡默曼本人肯定也不覺得他的公司已經破產；僅僅無法滿足交易所嚴格的、以提供安全邊際爲目的的資本金要求離破產還有很遠的距離。實際上，許多交易所的官員表示，在星期二早上，他們不覺得豪普特的處境有多麼糟糕，威利斯頓·比恩就更不值一提。交易所會員公司部門最開始的一種反應是懊惱，因爲卡默曼自己前來彙報了此事，而沒有等到交易所通過精細的審計和檢查系統發現問題。交易所頑固地表示，他們只是運氣不佳，而不是管理不力，儘管這種說法聽起來沒什麼說服力。交易所每年都會例行要求所有會員完成幾次關於財務狀況的詳細問卷調查，此外，它還會派出自己的專業會計師，對會員公司的賬目進行每年至少一次的突擊抽查。艾拉·豪普特最近的一次問卷在10月初完成，聯合公司大額的商品期貨頭寸都是在那之後建立，因此問卷沒有反映出任何問題。至於突擊檢查，在問題爆發時，交易所派出的審計師正在豪普特進行檢查。審計師已經在那裡待了一個星期，整個人都埋進了豪普特的賬簿裡，但這種檢查是很枯燥的，截至11月19日，審計師還沒有查到商品期貨部門。“他們把我們的審計師安排在一間公寓裡，給他一張桌子，看起來沒有任何反常，”交易所的官員說，“現在說他早該察覺到問題當然很容易，但他當時沒有。”

當天上午10點左右，科伊爾、畢曉普和卡默曼坐在一起，商量對於豪普特問題的可行對策。畢曉普記得，當時的會議氣氛完全稱不上凝重；根據卡默曼的數據，讓豪普特回到正常經營所需要的資金爲18萬美元，對於它這種規模的公司來說，這個數字可謂微不足道。豪普特可以通過外部借款，或將自己持有的證券套現來彌補赤字。畢曉普建議第二種做法，因爲速度更快，也更有把握，於是卡默曼打電話回公司，讓他的合夥人立即出售部分證券。顯然，問題似乎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決。

但在卡默曼離開華爾街11號後，危機呈現出一種趨勢，一種在政治圈被稱爲“升級”的過程。傍晚時分，交易所內傳來了一個不祥的消息——聯合公司剛剛在紐瓦克市提出了自願破產申請。理論上來說，破產不會影響其前經紀公司的財務狀況，因爲他們借給聯合公司的資金都是有擔保物的。然而，這個消息令人十分恐慌，因爲它透露出一種徵兆，預示着它的後面還有更壞的消息。實際上，那個壞消息的出現也沒有相隔多久。當天晚上，紐交所得到消息，紐約農產品交易所的管理層爲了提前避免自己的市場上出現混亂，投票決定暫停所有棉花籽油和豆油期貨的交易，直至進一步通知，並要求所有未平倉合約按照他們制定的價格立即進行結算。該價格必定很低，因此，這個決定意味着，威利斯頓·比恩和艾拉·豪普特已經徹底喪失以有利條件從聯合公司投機中脫身的機會了。

當天晚上的會員公司部門裡，畢曉普在瘋狂地嘗試與紐交所總裁基思·芬斯頓（G.Keith Funston）取得聯繫。芬斯頓當晚先在市中心吃晚餐，然後坐火車前往華盛頓，次日將在國會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作證。畢曉普整晚都待在辦公室，忙着一件又一件事；到午夜時分，他發現自己是留在部門的最後一人，他想，如果要回新澤西凡伍德的家，時間已經太晚，於是決定在科伊爾辦公室的沙發上對付一晚。他後來回憶說，那晚他幾乎得不到休息，清潔女工一直輕聲輕腳，很是體諒，但是電話鈴聲響了整整一夜。

星期三上午大約9點半時，紐交所理事會聚集在六樓的理事會議室開會，按照交易所的規則進行投票，通過了因豪普特和威利斯頓·比恩的資金困難而暫停其經紀業務的決定。這個會議室鋪着華麗的紅地毯，立着刻有凹槽的鍍金圓柱，牆上掛着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照片，隱約透露出華爾街讓人不安的曲折歷史。交易所十點鐘開市，幾分鐘後，理事長小亨利·沃茨（Henry M.Watts，Jr.）站上俯瞰交易大廳的講臺，敲響通常代表交易開始或結束的鐘，公開宣佈這一決定。從公衆的角度看，這種做法的直接影響是兩家公司近3萬名客戶的賬戶被凍結，也就是說，賬戶持有者既不能出售自己的股票，也無法取回賬戶裡的資金。紐交所高級官員被這些不幸者的困境觸動，嘗試幫助受困的公司籌集足夠資金，解除暫停，解凍賬戶。他們爲威利斯頓·比恩所做的努力非常成功。該公司需要約50萬美元回到正常經營，許多兄弟經紀公司紛紛伸出援手，爲它提供貸款，實際上，它不得不去拒絕一些多餘的慷慨。最終，它從沃斯頓經紀公司（Walston & Co）和美林-皮爾斯-芬娜-史密斯公司（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Smith）籌到了這50萬美元，巧的是，當美林公司的全名還是美林-皮爾斯-芬娜-比恩公司（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Beane）的時候，最後的那位比恩正是威利斯頓·比恩公司的比恩。及時的資金注入使威利斯頓·比恩恢復了財務健康，暫停交易的決定在星期五午後，也就是決定做出的2天后就被解除，它的9000名客戶也不再焦慮。

但豪普特的情況就不同了。到了週三事情已經很明顯，18萬美元的資金缺口已成了最樂觀的期待。然而，即便被強制出售植物油期貨合約會造成損失，豪普特也依然具備償付能力——但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豪普特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將聯合公司的抵押物、位於貝永市的植物油出售給其他植物油加工商。由於聯合公司的違約，這些植物油現在全部歸屬豪普特。理查德·克魯克斯（Richard M.Crooks）是紐交所的一位理事，和其他同事不同，他還是大宗商品交易方面的專家。他說，如果能成功擺脫這批植物油，那麼豪普特還能略有盈餘。因此，他給全國幾家主要的植物油加工商打了電話，力勸他們對這些油出價。這些加工商全都拒絕出價，回覆內容出奇地一致，留給克魯克斯的感覺是，他們對豪普特所持的倉單心存懷疑，懷疑部分或全部都屬僞造。如果這些懷疑是有根據的，那也就是說，倉單上標明的部分或全部植物油實際上不在貝永市。克魯克斯說：“事情很簡單，倉單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接受度幾乎與貨幣相當，現在，豪普特數百萬美元的資產可能都是假幣。”

然而，到週三早上爲止，克魯克斯確切知道的消息只是加工商不會對聯合公司的植物油出價，在那天的其餘時間和週四整天內，交易所還在奮力幫助豪普特，希望它像威利斯頓·比恩一樣回到正軌。不用多說，豪普特的15位合夥人也在做相同的事，鑑於這些努力，卡默曼在週三晚上還語調輕鬆地對《紐約時報》說：“艾拉·豪普特是有償付能力的，財務狀況很好。”同天晚上，克魯克斯在紐約與一位來自芝加哥的資深大宗商品經紀人一起吃晚餐。克魯克斯回憶說：“儘管我性格樂觀，但經驗告訴我，這些事情的結果總是比起初看起來的要糟得多。我向這位經紀人朋友提到了這種感覺，他也表示贊同。第二天早上大約11點半的時候，他打電話給我說：‘迪克，這件事絕對比你預想的更糟糕。’”過了一會兒，也就是週四中午，交易所會員公司部門得知，聯合公司的很多倉單實際上都是僞造的。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豪普特合夥人在大約同一時間也知道了這個不幸的事實。無論如何，許多合夥人週四晚上都沒有回家，而是待在他們百老匯大道111號的辦公室裡，努力去弄明白他們的處境。畢曉普回了位於凡伍德的家，但發現在家睡得幾乎和在科伊爾辦公室的沙發上沒什麼差別。因此，他在天亮之前就早早起了牀，坐車到曼哈頓，徑直去了豪普特的辦公室，彷彿預感到他們都還待在那裡。豪普特合夥人的辦公室最近剛進行了重新裝修，裡面擺放着現代化的椅子、大理石表面的文件櫃，還有僞裝成桌子的冰箱。畢曉普發現多位合夥人坐在椅子上打着盹，滿臉胡茬，不修邊幅。他後來說：“他們當時看起來糟透了。”也難怪。清醒之後，他們告訴畢曉普，他們一整晚都在計算，到凌晨三點的時候終於得出結論，豪普特已毫無希望；考慮到一文不值的倉單，豪普特已經沒有償付能力了。帶着這個災難性的壞消息，畢曉普回到了交易所，在那裡等待太陽升起，等待他的同事。

週五下午1點40分，就在股票市場已經因爲豪普特即將破產的傳言而嚴重驚慌失措的時候，交易大廳裡傳來了第一條關於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消息，但具體內容混亂不清。克魯克斯說，他聽到的第一種說法是肯尼迪總統遇刺，第二種說法是總統的哥哥、司法部長也遭到刺殺，第三種是副總統心臟病發作。他說“傳言像機關槍子彈一樣”，並且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在接下來的27分鐘內，沒有傳來什麼能夠緩和災難般氣氛的重要消息，股價以空前速度下跌。不到半個小時，上市股票的市值就減少了130億美元，毫無疑問，如果不是交易所理事會在2點07分就做出休市決定，股價還將繼續下跌。恐慌對豪普特的直接影響是使2萬個被凍結賬戶的情形更加糟糕，因爲現在，如果豪普特發生破產，那麼在後續對許多賬戶的清算中，將以恐慌時期的價格兌付給投資者，賬戶持有人的損失會更嚴重。達拉斯事件[2]造成的更嚴重、更無法估計的後果是無助的絕望。然而，華爾街（或者說許多華爾街人）在心理上比其他美國人還要好一些，因爲他們手頭還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多重災難的交織帶給了他們一個明確的任務。

注：[2] 指肯尼迪遇刺事件，肯尼迪是在達拉斯遇刺的。

芬斯頓週三下午在華盛頓作完證後，當晚就回到了紐約，週四及週五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忙於讓威利斯頓·比恩重新開業。在此期間，豪普特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明朗：它不僅資金短缺，實際上已經是無法償付。芬斯頓確信，交易所及其會員公司必須考慮做一些以前從未有過的事，也就是用自己的資金償還那些受豪普特的輕率行爲牽連的無辜投資者（最接近這種做法的先例發生在杜邦赫恩賽[DuPont，Homsey & Co.]身上——一家因合夥人欺詐行爲而在1960年宣告破產的小型股票經紀公司；交易所事後償還了該公司客戶的損失，約合80萬美元）。週五中午，芬斯頓匆匆地結束午餐，在緊急休市前趕回辦公室，着手將計劃付諸行動。他給近30家辦公室正好就在附近的主要經紀公司打了電話，要求他們馬上到交易所來，組成非官方的會員公司代表團。下午3點剛過，這些經紀商便都聚集在了南委員會會議室——差不多是理事會議室的縮小版。芬斯頓向他們說明了他當時瞭解到的情況，並簡要介紹了他的解決計劃。事實是：豪普特對幾家美國和英國的銀行總負債爲3600萬美元；其資產中，有2000多萬是現在看來已一文不值的倉單，因此，豪普特已經沒有償還債務的希望。正常情況下，當下周法院重新開放時，豪普特會遭到債權銀行的起訴，代客持有的現金及許多股票會被凍結，根據芬斯頓的估計，在法定延誤期結束後，許多客戶原有的1美元投資僅能拿回不到65美分。此外，還有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如果豪普特進入破產流程，那麼它所造成的心理影響，結合其數量可觀的資產拋售到市場上導致的明顯後果，可能會使在嚴重的全國性災難中已遭重挫的股市更加蕭條，這不僅危及豪普特客戶的利益，甚至會波及全國。芬斯頓的計劃說起來十分簡單，就是由交易所或其會員公司出資，讓豪普特的客戶拿回全部的現金和證券——用銀行業行話來說，再一次讓客戶“完好無損（whole）”（這種表達在詞源上有堅實的依據；“whole”源於盎格魯-撒克遜語“hal”，其涵義是“未受損失”或“從傷害中恢復”，“hale[意爲‘健康、強壯’]”一詞也源自於此）。芬斯頓進一步提出，他將說服豪普特的債權銀行推遲收回貸款，直至客戶的事情處理妥當。他估計，完成這項計劃大約需要700萬美元，甚至更多。

這個計劃哪怕不是徹底的慈善行爲，也有着十足的公益性。這些經紀公司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了支持。但在會議結束前又出現了一個難題。既然交易所和會員公司都已同意這一自我犧牲式的行爲，那麼，從某種程度上說，雙方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具體安排，以讓對方做出犧牲。芬斯頓要求會員公司全權負責，會員公司婉言謝絕，極力主張由交易所處理。芬斯頓說：“如果我們來做，那麼你們事後必須把我們支付的金額全數還給我們。”在這次不算很正式的討論之後，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資金最初由交易所支付，然後由會員公司按比例償還，並授權以芬斯頓爲首的三人委員會進行談判，完成計劃。

需要談判的主要對象是豪普特的債權銀行。他們的一致同意是計劃的關鍵，因爲，哪怕只有一家銀行堅持對貸款立即清算，“全部計劃就會功虧一簣”——理事長亨利·沃茨一針見血地說道。沃茨畢業於哈佛大學，是1944年奧馬哈海灘登陸的親歷者，看起來如慈父一般。在這些債權銀行中，最主要的是四家名聲顯赫的本地銀行，分別是大通曼哈頓銀行、摩根信用擔保公司、第一國家城市銀行，及漢華實業銀行，他們一共爲豪普特提供了1850萬美元貸款（其中三家銀行仍未公佈問題貸款的具體數字，大通銀行對豪普特的貸款爲570萬美元）。在那個星期的早些時候，大通銀行董事長喬治·錢皮恩（George Champion）就給芬斯頓打過電話，向他保證，大通銀行不僅是交易所的盟友，而且已經準備好就豪普特一事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幫助。芬斯頓給錢皮恩打了電話，告訴他，交易所已經準備好接受他的幫助。然後，他和畢曉普嘗試去召集大通銀行及其他三家銀行的代表，舉行緊急會議。畢曉普記得，他很擔心能否在週五下午5點成功召集一羣銀行家，哪怕是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週五。但令他吃驚的是，幾乎每個人都已準備就緒，願意直接到交易所來。

下午5點剛過，芬斯頓及交易所的其他兩位談判代表——理事長沃茨及副理事長沃爾特·弗蘭克（Walter N.Frank）——就和銀行家們開始協商，一直持續到晚餐時間。會議氣氛有些緊張，但結果很有建設性。芬斯頓後來回憶說：“首先，我們一致認爲，情況非常麻煩。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正事。當然，銀行家希望由交易所承擔全部事情，但我們很快使他們打消了這種念頭。相反，我向他們提出了建議。我們會提供一筆僅用於豪普特客戶的資金；作爲交換，我們每拿出1美元，銀行就推遲收回2美元貸款。這樣可以暫時避免擔保物被沒收。按照我們當時的估計，豪普特需要2250萬美元，因此我們要提供750萬，銀行延期1500萬。銀行家不太相信我們的數字，認爲我們低估了金額。他們還堅持要求，在豪普特資產進行破產清算時，交易所的受償順序要排在銀行之後。我們同意了這個要求。雙方都有鬥爭，也都有妥協，當我們最後回家時，大致上對事情的基本框架達成了協議。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個會議只是第一步，首要的一點便是，並非所有債權銀行都參加了會議。還有很多細節工作和艱難的談判需要在週末完成。”

至於到底有多少工作擺在眼前，在週六就變得很明朗。交易所理事會在上午11時碰頭，33位理事中有超過三分之二到場；因爲豪普特的危機，許多人取消了週末的計劃，一些平常待在佐治亞州或佛羅里達州的人也專程坐飛機趕來。理事會的第一項決定是在星期一，也就是肯尼迪總統的葬禮日繼續休市。這個決定讓大家都長舒了一口氣，因爲它給了談判者額外的、在法院和股市重開前的24小時時間來達成協議。芬斯頓把自己所知的關於豪普特財務狀況的最新消息，以及與銀行家初步談判的情況轉達給了各位理事；並告訴他們，根據新的估計，爲了使客戶完好無損所需要的資金大約是900萬美元。片刻沉默後，許多理事站起身說，實際上，他們覺得眼下麻煩的不僅是資金問題，更麻煩的是紐交所與全國幾百萬投資者之間的關係。隨後，會議暫時休會，交易所三人委員會帶着理事會的權威，帶着他們的高尚情操的支持，下樓與銀行家展開談判。

至此，週末的安排已經確定。當別的美國人目瞪口呆地坐在電視機前，當曼哈頓鬧市區的街道像19世紀早期黃熱病疫情爆發時一樣冷清時，華爾街11號的六樓正在非常專注地進行着一系列活動。三人委員會仍在與銀行家密談，芬斯頓和他的同事工作完成後，還需理事會進一步授權；然後理事會再次開會，要麼同意授權，要麼拒絕。在兩次會議期間，理事們聚集在走廊上，或在空的房間裡一邊抽菸一邊仔細盤算。紐交所的行爲與投訴部平常是個邊緣部門，但在這個週末也非常忙碌；五六名員工一直在接聽電話，回答着豪普特客戶充滿焦慮的詢問，他們的情緒顯然無法被稱爲“完好無損”。當然，律師也無處不在。交易所的一位資深員工說：“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麼多律師。”科伊爾預測，在那個週末的大部分時間裡，華爾街11號聚集着100多號人。幾乎所有的附近餐館和交易所員工餐廳都沒有營業，因此，吃飯問題十分嚴峻。星期六，市中心一家還在營業的餐廳的全部食物被一掃而光，後來只好讓一輛出租車到格林威治村去取更多食物；星期天，交易所的一位秘書頗有見地地帶來了咖啡機和一大袋食品雜貨，在主席的餐廳前擺起了小賣部。

銀行家的協商委員會現在還包括週五未出席的兩家債權銀行的代表——紐瓦克國家銀行（National State Bank of Newark）和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大陸國民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 Trust Co）。（還有四家英國的債權銀行沒有出席，分別是亨利·安斯巴徹公司[Henry Ansbacher & Co.]、威廉·勃蘭特之子有限公司[William Brandt’s Sons & Co.，Ltd.]、雅弗有限公司[S.Japhet & Co.，Ltd.]和克萊沃特-本森有限公司[Kleinwort，Benson，Ltd.]。週末已經過半，他們看起來暫時是不會出席了。交易所決定，會議在英國銀行家缺席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到週一早上再把會上達成的協議給他們過目，說服他們同意。）隨着會議持續進展，雙方出現分歧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金額，即交易所履行其承諾所需付出的具體數額。銀行家願意接受芬斯頓的公式，也就是交易所每支付1美元，他們就延期2美元貸款，他們也不懷疑豪普特被2250萬的僞造倉單所困；但是，他們不願把這個數字作爲清算豪普特可能所必需的最大金額。他們說，爲了安全起見，金額應該基於豪普特對他們的全部欠款，即3600萬，也就意味着交易所要拿出1200萬，而不是750萬。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不論最終商定的金額是多少，這筆資金該向誰支付。一些銀行家認爲，錢應該直接進入艾拉·豪普特的賬戶，由公司自己向客戶支付，但交易所的代表馬上指出，這會讓交易所的資金完全不受控制。最後，令事態進一步複雜化的問題是，伊利諾伊大陸國民銀行明確表示不願參與。一位交易所方面人士頗爲體諒地說：“他們在考慮自己的風險，他們覺得，比起正式的破產和接管程序，我們的這種安排最終可能令他們損失更多。他們需要時間去考慮，確保自己做出恰當的決定。但我必須要說，他們還是很配合的。”的確，這項計劃最初主要是爲了交易所的好名聲，所有銀行的配合堪稱奇蹟。畢竟，不論從法律還是道義上看，銀行家的責任都是盡其所能地對儲戶和股東負責，幾乎沒有爲了公衆的利益做好事的立場；即使他們的眼神看起來冷冰冰，但掩藏在面具下的都是一顆顆善良的心。至於伊利諾伊大陸國民銀行，它行動特別遲緩也是有理由的，因爲它的敞口超過1000萬美元，大於其他任何銀行。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出大陸國民銀行不願合作的原因，不過，似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任何對豪普特貸款低於1000萬的銀行或個人都無法真切體會它的感受。

會議在週六下午6點左右結束，至此，雙方已經在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妥協——在金額問題上，交易所先拿出750萬美元，承諾如有必要的話再增加到1200萬；在如何支付的問題上，任命交易所的主審查人爲豪普特清算人。但大陸國民銀行仍有遲疑，當然，與英國的銀行甚至還沒有取得聯繫。無論如何，當天晚上每個人都回去休息了，決定第二天下午再繼續，儘管是週日。身患重感冒的芬斯頓回到了格林威治的家。銀行家們也都回家了，諸如格倫科夫或者巴斯金裡奇這樣的地方。沃茨是堅定的費城-紐約通勤者，他也回到了那個安靜的城市。甚至連畢曉普都回到了凡伍德的家。

週日下午2點，交易所理事和30家會員經紀公司的代表一起開了會。現在，理事隊伍中還增加了從洛杉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和里士滿專程趕來的人。經紀公司的代表迫切地想知道他們需要做什麼。當理事會向他們介紹了已確定的協議內容後，他們一致投票支持。當天下午，甚至連大陸國民銀行也放鬆了口徑。經過一連串瘋狂的長途電話，並嘗試在火車站和飛機場“追堵”他們的高級管理者後，下午6點左右，這家芝加哥銀行終於同意加入計劃，並解釋說，這樣做是爲了公衆利益，而不是依據他們的最佳商業判斷。幾乎就在同時，《紐約時報》金融編輯托馬斯·馬拉（Thomas E.Mullaney）給芬斯頓打了電話，稱自己聽到了一些關於交易所正在醞釀豪普特計劃的傳言。這位編輯也和其他媒體人一樣，在整個談判期間都被嚴令拒絕在六樓會議室門外。芬斯頓考慮到，假如英國的銀行第二天早上在報紙上看到一項在自己不同意、甚至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做出的貸款處置計劃，那他們最起碼是有理由感到惱火的，因此，他不得不給出了一個只會讓2萬名焦急等待的客戶更加不安的答案。他說：“沒有計劃。”

週日午後剛過便又出現了一道難題：誰來承擔說服英國的銀行這個棘手的任務？芬斯頓儘管身患重感冒，但也很希望親自上陣（他承認，一方面是由於這其中的戲劇性很有吸引力），甚至已經讓秘書去訂機票，但到了下午，交易所自己的問題仍然很難對付，芬斯頓無法脫身。其他幾位理事很快就自告奮勇，最終，理事會選定了古斯塔夫·列維（Gustave L.Levy），因爲他的公司高盛集團（Goldman，Sachs & Co.）與其中一家英國銀行（克萊沃特-本森）長期以來的關係都很密切，列維本人也和這家銀行的幾位合夥人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列維繼沃茨之後成爲紐交所理事長）。因此，列維和大通銀行的一位高管及一名律師一起，在5點過後便離開華爾街11號，乘坐7點鐘的航班前往倫敦。他們大概是滿懷着希望，以爲自己會使英國的銀行大受鼓舞，爲他們樹立合作的榜樣。這三人在飛機上的大多時間裡都是坐着的，仔細盤算着次日早上應該怎樣做，以博取銀行家的好感。他們確實應該提前做好計劃，因爲英國的股市沒有出現問題，那些銀行沒有任何合作的理由。不僅如此，有可靠的消息來源顯示，這四家英國銀行對豪普特的550萬美元總貸款是沒有擔保的，與許多外國銀行對美國經紀公司的短期貸款一樣。還有一個消息可能更容易使他們遭到指責，那就是，許多貸款最近纔剛剛發放——也就是在危機爆發前一個星期，甚至還不到。貸款全部由歐洲的美元構成。這個詞聽起來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實際上只不過是指歐洲的銀行持有的美元存款。當時，大約有40億歐洲美元在歐洲的金融機構間流通，他們借給豪普特的550萬也是從別的機構拆入的資金。據當地一位國際銀行方面的專家稱，歐洲美元通常都是大額交易，但利潤極低。例如，一家銀行可能以4.25%的年利率借入一筆資金，再以4.5%的年利率貸出，年淨收益率僅爲0.25%。顯然，這些交易在實際操作中是被視作無風險的。如果年收益率爲0.25%，那麼550萬美元在一星期內的利潤就是264.42美元，再減去各項支出，所剩下的就是原計劃內四家銀行的總利潤。現在，他們卻連本金都收不回了。

黎明剛過，列維一行便紅着眼、拖着疲憊到了倫敦。當天的倫敦下着毛毛雨，顯得有點壓抑。他們在薩沃伊酒店換了衣服、吃了早餐，然後直接奔赴倫敦金融城，也就是倫敦的金融中心。第一個會議在位於芬丘奇街的勃蘭特銀行舉行，該銀行的貸款佔了550萬總額的半數以上。勃朗特的合夥人禮貌地對肯尼迪總統之死表示哀悼，列維他們也表示這是一起可怕的事件，之後雙方就進入正題。勃蘭特的人已聽說了豪普特面臨破產的事，但對於正在醞釀的避免正式破產從而保護客戶這一計劃並不知情；列維作了解釋，隨後是長達一個小時的討論，過程中，英國人表現出非常不願配合的態度——與意料中一樣。剛剛被一羣美國人騙完的他們，顯然不願再上一次當。列維說：“他們非常生氣，大聲怒斥我這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代表，是我們的經紀公司讓他們捲入這場危機。他們試圖與我們做交易——如果同意將貸款延期，那麼他們要得到優先受償權。但他們的處境其實很不利；他們的索償基於無擔保貸款，在破產清算程序中，他們的索償順序實際上位於有擔保品的債權銀行之後，在我看來，他們甚至一分錢都拿不回來。另一方面，在我們的計劃中，他們與除客戶外的其他豪普特債權人應被一視同仁。我們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我們不是在做交易。”

勃蘭特的人迴應說，在作決定之前，他們還要再仔細思考下這整件事，也希望聽聽其他英國同行的意見。美國三人代表隨後去了大通銀行位於朗伯德街的倫敦辦事處，與事先有過預約的其他三家英國銀行的代表見面，列維也有機會與他的老朋友重聚。這種情形下的重聚顯然稱不上愉快，但列維說，他的朋友以很現實的視角看待他們的處境，他的果斷客觀實際上有助於英國同行瞭解美國人的處境。然而，這次會議也和上一次一樣，雙方都不願妥協，會議不歡而散。列維等人留在大通銀行吃午餐，然後步行前往英格蘭銀行，他們對豪普特貸款違約對英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造成的影響很感興趣。英格蘭銀行通過一位代表向來訪者表達了對美國全國性悲劇和華爾街危機的關心，並告訴他們，儘管英格蘭銀行沒有權力要求英國的銀行怎麼做，但根據他們的判斷，配合美國的計劃是明智之舉。然後，三位美國人在下午2點左右回到朗伯德街，緊張地等待英國銀行家的答覆。此時，華爾街也正密切地關注着消息。當時是紐約時間週一早上9點，芬斯頓剛到辦公室，他清楚地知道，用於達成協議的時間只剩下最後一天。他焦急地在地毯上踱來踱去，等待從倫敦打來的電話。

列維後來回憶說，克萊沃特-本森和雅弗是最早同意合作的銀行。然後，在半小時左右的沉默之後，勃蘭特也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這半個小時裡，列維和他的同事彷彿感受到紐約的時鐘滴答，變得焦躁不安。勃蘭特的答覆很關鍵，當主債權人和其他兩家銀行都同意時，剩下的安斯巴徹自然也願意配合。倫敦時間下午4點，安斯巴徹終於點頭，列維也終於可以打出那個芬斯頓一直在等待的電話。任務完成後，三位美國人徑直前往倫敦機場，三個小時後便搭上了回家的飛機。

在得到好消息後，芬斯頓終於感覺勝券在握，剩下還需要做的不過是讓15名豪普特普通合夥人在協議上簽字，而對他們來說，這項協議只有好處，沒有任何損失。不過，拿到這15個簽字仍然很關鍵。由於沒有破產訴訟（也正是大家都試圖迴避的），如果得不到合夥人的許可，任何清償人都不能分配豪普特的資產，哪怕只是它大理石表面的文件櫃和冰箱。週一傍晚，15位豪普特合夥人在各自律師的陪同下，來到紐交所理事長沃茨先生的辦公室，來聽取華爾街掌權人對其命運的安排。

豪普特合夥人幾乎不會覺得這份協議讀起來令人愉悅，因爲協議規定，除其他事項外，他們還要籤一份授權書，授權清償人全權負責豪普特一切事務。不過，他們自己的一位律師對他們做了個簡短而有力的講話，他說，不論是否簽署協議，合夥人個人都對公司債務負有責任，因此，他們最好是在協議上簽字，還能收穫一點富有公益精神的美名。更簡單地說，他們現在處於任人擺佈的境地（許多合夥人後來還簽署了個人破產文件）。突然，一起令人吃驚的事件打破了會議沉悶的氣氛。就在豪普特的律師解釋完事情本質後不久，有人在人羣中發現了一張非常年輕的陌生面孔，並讓他自己表明身份。此人毫不遲疑地回答：“我是羅素·沃森（Russell Watson），《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意識到不合時宜的消息泄露仍可能擾亂計劃，打破構成協議的金錢與情感之間微妙的平衡，會議室裡出現了一陣寂靜。沃森年僅24歲，剛到《華爾街日報》工作一年，後來，他對自己如何進入會議室，又是在什麼情形下離開做了解釋。他說：“當時我是負責紐交所新聞的新記者。在那天早些時候，有傳言說芬斯頓可能會在晚上舉行新聞發佈會，於是我就到了交易所。我在主入口處問一名保安，芬斯頓先生的會議在哪裡舉行。他告訴我在六樓，還帶我到了電梯處。我猜他大概以爲我是銀行家、豪普特的合夥人或者律師。六樓的人們都在四處走動。我只不過走出電梯，恰好走進了會議室——沒有人攔我。我不太清楚到底在發生什麼。我有一種感覺，不論正在發生的是什麼事，他們總體上已經達成了某種協議，但仍有大量的細節需要商討。裡面的人我誰也不認識，除了芬斯頓。我安靜地站了大約5分鐘，直到有人注意到我，然後，幾乎所有人都同時衝着我喊：‘天哪！你快出去吧！’他們也不完全是趕我出去，但我意識到是時候離開了。”

接下來的討價還價過程十分漫長，過程中，豪普特合夥人和他們的律師把沃茨的辦公室當成了指揮所，銀行方面的代表和他們的律師則據守在交易大廳旁的北委員會會議室。芬斯頓堅持認爲，應該讓投資者在次日開市之前瞭解解決方案，他漸漸變得惱怒而又沮喪，爲了加快事情進展，甚至親自當起了信使和傳話員。他回憶說：“整個週一晚上，我都在不停地跑前跑後。‘看，他們在這點上不肯妥協，所以你們應該妥協。’或者說：‘看看現在都幾點鐘了，離明天開盤只剩12個小時了！快在這裡簽字！’”

0點15分，也就是離復市9小時45分鐘的時候，28位相關人士終於在南委員會會議室簽完協議，據一位參與者描述，當時的氣氛可謂是筋疲力盡、如釋重負。在週二早上銀行營業後，交易所立馬在一個豪普特清償人可自由取用的賬戶上存入750萬美元，差不多是它可用儲備的三分之一；清償人是經驗豐富的交易所員工詹姆斯·馬赫尼（James P.Mahony），他在同一天上午搬進了豪普特的辦公室，接手管理。或許是出於對新總統的信任，或許是受到豪普特處理方式的鼓舞，又或許是兩者結合，總之，那天的股票市場創下了歷史最大單日漲幅，完全扭轉了週五的虧損。一週後，也就是12月2日，馬赫尼宣佈已經從交易所的賬戶中支出175萬，支付給豪普特客戶；到12月12日，達到540萬；到聖誕節，數字上升到670萬。最後，在1964年3月11日，交易所宣佈，一共已支出950萬美元，除了聯繫不上的部分客戶，全部豪普特客戶都完好無損。

許多人在這項協議中看到了一點明確無誤的暗示，那就是，華爾街掌權人現在覺得，對於由任何會員公司的不當行爲或不幸遭遇導致的、對公衆造成的傷害，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後果，自己應該負責。被救助的豪普特客戶自然充滿感激，這毫無疑問。《紐約時報》稱，這項協議是“一種有助於提振投資者信心的責任感的證據，可能有助於避免潛在的恐慌”。上任第一天的約翰遜總統從華盛頓給芬斯頓打來電話，向他表示祝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威廉·卡里（William L.Cary）並不經常稱讚紐交所，但他在12月說：“紐交所戲劇性地展示了它的影響力和對公衆利益的關心，令人印象深刻。”其他國家的證券交易所對此事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有人要指責他們中絕大多數人行事的無情，那他們同時也一定在對紐約的奇怪行爲搖頭。交易所的會員公司預計要在三年內支付950萬美元，但他們似乎普遍都感到滿意，儘管少數幾家公司有些怨言，他們抱怨這些歷史悠久、經營良好、因精湛技術和誠信作風而有着良好名譽的經紀公司，不該爲自命不凡的後來者的貪婪和魯莽行爲買單。英國和美國的銀行大約只能挽回一半的損失，但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對他們表示感激。原因可能是，人們根本就不會對銀行表示感謝——除了在電視廣告中。

與此同時，紐交所自身也十分矛盾，一邊紅着臉接受祝賀，一邊有點笨拙而又謹慎地堅稱，它這次所做的事不應被視作範例——它一定不會再做同樣的事。紐交所的官員也不確定，如果豪普特危機發生得更早一點，他們是不是也會這樣做，哪怕只是稍微早一點點。克魯克斯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紐交所理事長，他說，在他的任期內採取這種做法的可能性差不多隻是50%。芬斯頓自1951年起擔任總裁一職，他表示，假如此事發生在他剛上任的那幾年，他不敢肯定是否也會採取同樣的做法。“一個人對公衆責任感的看法是不斷變化的。”他說。對於那種反覆出現的、認爲交易所這麼做是出於罪惡感的說法，芬斯頓尤爲氣憤。他覺得，對此事進行心理上的解讀，即便稱不上無禮，但也是毫無根據的。而至於那些年長的理事，他們透過鍍金的鏡框，緊緊地注視着理事會議室、北會議室和南會議室裡的談判過程，我們也許可以想象他們對整件事的看法，卻永遠無法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