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戰勝國特權 臺灣人日本發大財

流動的界域：從在地、跨域到多物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到一九五二年間，在日臺灣人可謂在夾縫中求生存。最初，舊殖民地出身者曾被歧視性地稱爲「第三國人」。而後，這羣舊殖民地出身的「非日本人」，被稱爲在日臺灣人或在日朝鮮人。臺灣出身的第三國人之中，曾出現林以文（1913-1976）、李合珠（1920-1986）、薛國樑（1917-2000）等支持中華民國的三大僑領。他們均在一九四五年前就已定居日本，日本爲盟軍佔領期間，先從事飲食業、娛樂業累積資本，再投入不動產事業。他們經商致富後，自然成爲國民黨亟欲拉攏的旅日僑領，三人依序輪流擔任「日本中華聯合總會」會長，且同樣依序擔任中華民國的僑選立法委員。其中，林以文在新宿歌舞伎町經營娛樂業、飲食業起家，接着投資房地產成爲鉅富，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從歌舞伎町經營地球座電影院發跡的故事，在《臺灣人的歌舞伎町》書中已有詳細的記載。

林以文是霧峰人，父親林錦順是中部有名資產家，經營米穀公司，在神戶、橫濱都設有支店。一九四三年他從中央大學畢業後，曾在製藥工廠工作，一九四七年成功重建新宿紅磨坊（Moulin Rouge）劇場，再投入地球座等戲院的經營，接着創立惠通公司，展開娛樂業與房地產業等多角化經營。同樣地，桃園大溪出身的李合珠，一九四○年到早稻田大學求學，戰後開始在東京池袋經商，藉由飲食業與黑市貨品的買賣累積資本。他最知名的事業是經營東京大飯店，藉此擴展其商界與僑界的交友圈。第三位重要僑領是薛國樑，高雄左營人，一九四四年從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戰後，他立即投入砂糖、香蕉的買賣，幾年間獲利頗豐。經濟情況穩定後，他積極投入華僑社團活動，以及東京中華學校的重建工作，一九五四年設立富國物產株式會社，同時投入不動產事業。戰後，前述三位擁有經商手腕的臺灣人，都是因投入商業活動而發跡。實際上，這段期間臺灣人因國籍尚未完全確定，不僅無法擔任公職，也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幾位僑領能夠成功，都有其個人的精彩故事。

戰後，國民政府逕行宣佈臺灣人成爲中國人。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公佈的《在外臺僑國籍處理辦法》之第二條，旅外臺灣人依照華僑登記辦法，向駐外單位申請視同國籍證明書之登記證，即可取得與華僑相同的法律地位。第五條特別強調：「居住在日本、韓國者享有戰勝國僑民同等之待遇。」因此，在日臺灣人絕大部分都辦理華僑登記。確實有不少臺灣人變成華僑後，藉由戰勝國的「特別配給」，得到較優渥的糧食與布料等實物配給，順利渡過戰火餘生的苦日子。甚至還有部分手腕高明的臺灣人，藉此時機累積相當的財富，例如前述林以文等人。

日本戰敗後物資缺乏，以致都會區黑市興起，日本黑道與朝鮮人、臺灣人爲了爭奪地盤，各地陸續發生衝突。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日本警察爲取締臺灣人黑市攤商，在澀谷發生槍擊衝突，事件中十多人死傷並有四十多名臺灣人被捕，這就是所謂的「澀谷事件」。由於當時臺灣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確，因此在審判時就引發爭議。根據GHQ佔領初期發佈的法令，在日臺灣人與朝鮮人原則上是「解放人民」，但必要時也可能被視爲敵國人，其法律地位模糊未定。此時，部分臺灣人自認爲是「戰勝國民」，享有不受日本警察逮捕、審判之特權，但日本警方自認掌握相關治安管轄權，並將臺灣人與朝鮮人視爲必須嚴格取締之對象。對日本政府而言，澀谷事件是日警爲了積極展現擁有治安管轄權的行動，取締對象雖然是舊殖民地的臺灣人，此次取締行動仍獲得盟軍支持，讓日本明確掌握「第三國人」的治安管轄權。

事件發生後，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開始積極展開有關在日臺灣人法律地位的交涉。經過GHQ、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日本政府三方交涉之結果，一九四七年二月國府所堅持的臺灣人登錄爲華僑的辦法，得到GHQ的認可。此後，完成華僑登錄的臺灣人（Formosan-Chinese），在刑事裁判權方面享有等同於華僑的待遇。但相對地，日方所堅持的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前不承認臺灣人具有中國籍之主張，也獲得GHQ的承認。這是一個妥協性的解決辦法，但對在日臺灣人之權益保障方面確實具有正面的意義。相對地，在日朝鮮人法律地位並不明確，其國籍問題也一直未獲妥善的處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朝鮮人與日本警方的對立與衝突日益嚴重。在日朝鮮人除了從事黑市買賣，主要從事飲食業或柏青哥（打彈珠遊戲），這是舊殖民地出身者共通、迫不得已的謀生方式。（三之二；摘自《流動的界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