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到臺灣 我會去讀臺大數學系

丘成桐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成就卓越，獲獎無數，被紐約時報譽爲「數學皇帝」。（本報資料照片）

我的幾何人生：從貧窮少年到數學皇帝 丘成桐自傳（聯經出版）

我和臺灣的關係可以回溯到我還沒出生的時候。我父親以前在廈門大學唸書，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抗戰時在福建、江西一帶做國民政府的小官，跟福建財政廳長嚴家淦等人都熟識。抗戰時那邊有些山區根本沒有陷落，因爲是很偏僻的地方。

二戰結束，美國製定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拿很多錢重建歐洲國家，像是德、法、英國，但基本上沒有協助抗戰結束後百廢待舉的中國。

那時，我父親在汕頭擔任聯合國救濟總署潮汕地區的委員，負責分配糧食和衣服給老百姓。國共交戰，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當時嚴家淦曾招呼我父親一起去臺灣，所以在我出生的那一陣子，曾經有機會去臺灣，不過我父親婉拒了。後來嚴家淦成爲國民政府的副總統。

我家搬到香港，初期住在元朗，那邊住了很多逃離大陸的人，其中有些討厭國共兩黨，有些是不願意去臺灣的國民黨員，既怕國民黨懲罰，又怕共產黨。就這樣，一九五○年代有一批很好的知識分子來到香港，像是錢穆，還有餘英時。餘本來在中國讀書讀得很好，但在這樣的時代，也只能逃到香港，後來跟錢穆讀歷史。

當時的香港實在很窮，我父親不斷糾結要不要去臺灣，他們以爲二、三年就會回去，根本沒有長住的打算。

一九五○年後，香港出現許多書院，書院比中學高一個級次，但還不到大學的層級。這些書院基本上都是私立的，沒有政府經費支持。一直到五○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承受不住輿論壓力，纔將幾所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包含錢穆的新亞書院，我父親教書的崇基書院。

總之，我父親本來有機會去臺灣，除了嚴家淦之外，他也和樑寒操有來往。樑寒操是廣東人，寫得一手好字，曾經送對聯給我父親。樑寒操在一九四九年後曾在培正中學和新亞書院任職，一九五四年到臺灣擔任中廣董事長。我父親一直和樑寒操有聯絡，一九六三年我父親去世時，樑寒操還送了一些錢到我家。我父親有機會去臺灣卻沒去，他的看法與國民黨不同，但很愛國。

我第二次跟臺灣擦肩而過是中學畢業的時候。我讀的培正中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崇基是長老會，培正是浸信會。培正校長叫林子豐，是當時浸信會聯會主席，家境頗豐。林子豐曾經請我父親去培正當老師，但我父親婉拒了。

培正中學是六年制，跟臺灣一樣。在我快畢業時，林子豐突然提議廢除六年制，改模仿英國的五年制。英國學制是中學五年加兩年，大學三年，也就是五二三制；美國和臺灣則是六四制。他的提議其實是半調子，把中學變成五年加一年，讓學生早一年畢業，可以早一點做事。我讀書時恰好碰到這個奇怪的規定。

香港中學生想要進大學，必須參加會考，類似臺灣的聯考。我哥哥高我一年，結果他讀完六年的會考時間跟我讀完五年的考試同時，而且考題完全一樣。差別是哥哥考完可以上大學，我卻還要在中學留一年。第六年上學時老師也不曉得要教什麼，沒有課綱，全要自己摸索。結果就是老師想教什麼就教什麼，學校的氣氛變得很奇怪。其實會考一考完，同學就都沒事幹，到處閒晃，玩得很厲害。那時培正還有些學生準備出國留學，他們第五年底積極準備，第六年初開始申請，這些人也根本無心念書。

我也想出國，但家裡經濟狀況不允許，還需要我當家教負擔家用。

因爲我家連旅費都湊不足，到英國或美國留學自然不可能，因此就只剩下留在香港或到臺灣讀大學兩條路。在香港，培正的新規則害我不能考香港大學。香港大學是英國制，英文中學必須唸完兩年才能考，本來中文學校六年畢業還可以考，變成五加一之後就不能考了。我父親那時已經過世，他以前認識香港大學的知名歷史學家羅香林，我那時去找過他，但他也愛莫能助。

這麼一來就只剩報考中文大學或臺灣僑生考試兩條路。到了第六年的四、五月時，我兩門考試都考了。那年報考臺灣僑生考試的除了我還有幾個同學，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考了什麼。我的同學說數學很難，但我覺得很容易，應該是最高分。國文的作文我自覺寫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文言文，出了考場還很自豪，因此國文應該考得不錯。我忘了最後總分多少，但應該是僑生最高分，因爲臺灣大學給我全額獎學金，不但四年免學費，而且還給我全部生活費和香港到臺灣的旅費，其他人都沒有這種待遇。臺灣大學是我的第一志願，成功大學是第二志願，如果去臺灣，就會去讀臺大數學系。（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