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江文也音樂文集》:縱橫西東的作曲家,跨越國界與學科的創作人生
知名作曲家江文也是首位在國際獲獎、並於臺灣出生的音樂家。左爲江文也彈鋼琴,右爲1940年遊北京太廟照。 圖/報系圖庫、開放博物館
當提到曾在奧運會上曾爲國爭光,勇奪獎牌的臺灣人有哪些?讀者們心中浮現的名字有哪些呢?羽球天后戴姿穎、黃金男雙「麟洋配」、桌球教父莊智淵、鞍馬王子李智凱、舉重女神郭婞淳、臺灣巨砲陳金鋒(雖然很遺憾地,鋒炮未曾在奧運會上帶領檯灣奪得任何獎牌)。更老一輩或對體育史有研究的讀者可能會說是飛躍的羚羊紀政,還有亞洲鐵人楊傳廣。那麼,「江文也」這個名字能被多少讀者憶及呢?
作爲一個以作品《臺灣舞曲》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獲頒作曲類「榮譽獎」,「爲『國』爭光」作曲家,江文也的際遇在其生前很難說有得到公正的評價。甚至在其離世後,東亞音樂學界關於江文也的評價也沒有蓋棺論定。究其原因,還是在其爭光的「國」到底是哪國,至今都是一個費解的問題。
江文也本名江文彬,1910年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北,幼年時舉家遷居廈門,中學以後赴日本求學,並在1936年於柏林奧運會獲獎、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於日本佔領的北平(現北京)。二戰結束後,江文也先是以「漢奸」的名義被國民政府逮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又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讓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難逃「勞改」的命運。直到1979年獲得平反之際,江文也身體狀況已不容許繼續創作,最終於1983年病逝。
江文也在東京預演時指揮練習的照片。 圖/開放博物館
上文寥寥數語,大抵蓋括了江文也曲折的一生,同時也暗示了詮釋江文也的困難之處——作曲家的國家(籍)認同問題。在民族主義的潮流下,談起作曲家,大家無可避免的會想知道這個作曲家是哪國人?例如貝多芬代表了德意志精神,蕭邦代表了波蘭民族主義,西貝流士則是芬蘭音樂之父等等。那麼江文也呢?作爲一個殖民地(臺灣)出生,在殖民母國(日本)養成,卻醉心於戰爭期間敵國(中國)音樂文化的作曲家,在音樂史上該如何以國族的框架歸類?
這個困境以及二戰後東亞區域政治的急速轉變,使得日、臺、中的音樂學家們在江文也過世後的數年間都難以廣泛的開展相關的研究(詳細可見書中楊建章所撰〈第五個十年〉)。但在過去十年間,兩岸對於江文也的態度似乎出現了轉變。
2016年,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了一套七冊的《江文也全集》,試圖將江文也定調爲一個「中國人」。2021年起由臺灣客家委員會和國家交響樂團主導的江文也相關計劃則強調他做爲一個「臺灣出生的客家人」,最後直接催生了這本《縱橫西東─江文也音樂文集》的出版。上述內容或許略顯冗長,但卻是筆者認爲想要了解江文也及其著述不可不知的背景脈絡。
作曲家江文也的作品——清乾隆皇帝奪取回疆美女香妃的歷史舞劇「香妃」1997年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演出。 圖/報系圖庫
▌東方與西方? 閱讀江文也的音樂著述
撇除國族的問題,在音樂史的論述上,詮釋江文也也存在着其他困難。《縱橫西東─江文也音樂文集》一書中沈雕龍的導論開宗明義地呈現了這個問題——在西方音樂史已然自成論述體系的前提下,要想在既定框架下將其他非西方的作曲家納入這套論述中,很自然的就會出現「東方(或其他非西方作曲家)都在追隨西方創作技法」的意識形態。
對許多中文讀者而言,回顧那個(嚴重受到民族主義意識簡化的)中國受西方船堅砲利威脅,一切以所謂「西方」爲尊的時代,遵從這個「西方領導東方」的刻板印象,似乎也顯得理所當然。在這個背景下,閱讀本書將會是一個從音樂文化視角重新理解20世紀上半葉世界史的契機。
本書分爲三大部分:江文也論西方音樂、江文也論中國音樂、江文也作品評論,主要收錄江文也於1930至40年代(江文也20至40歲時)的文字寫作。前兩部分佔據了書中絕大部分的篇幅,且雖然這些文章被歸爲兩大部分,其中內容卻有許多彼此參照之處。
閱讀江文也對西方音樂的著述,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江文也縱然作爲一個受到西式作曲手法訓練的作曲家,對於西方音樂文化的接受卻非完全地照單全收,而是帶有許多批判。書中收錄江文也對貝多芬的看法即爲其中一例:
江文也1939年於天壇的出遊照。 圖/開放博物館
2004年開館的三芝名人館,採風館內放置江文也、杜聰明、李登輝、盧修一等4位三芝名人的文物及墨寶。 圖/報系圖庫
這一段話明顯說明了縱然江文也仰慕貝多芬的作品,卻絕非對所謂「西方作曲家的神話」照單全收。類似的態度在書中其他段落也俯拾即是,例如江文也認爲蕭邦只是一個三流作曲家,因爲他除了鋼琴作品以外可謂毫無建樹(112頁)。或許這些評價不盡然中肯,卻也展現了年輕時江文也認爲作曲不需要完全以西方爲師的態度。
▌江文也對古代中國音樂的研究
在評論西方作曲家的同時,江文對中國音樂的傳統也有屬於自己的理解。這類著述的代表作當屬《上代支那正樂考─孔子的音樂論》(以下簡稱《上代》)。該書原來於1942年以日文出版,編者劉麟玉重新編譯後收錄於書中。綜觀江文也的《上代》,筆者認爲有兩個重要的特色值得讀者留意。
首先,在《上代》全書中不斷地強調音樂在先秦時期儒家的哲學思想中有着多麼重要的地位,且在書的開頭與結尾,江文也不諱直言:「音樂總是與國家並存」。雖然在完成《上代》時,江文也只是一個30出頭的年輕人,卻已深刻地意識到儒家思想中「禮」、「樂」和治理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已經完成了《孔廟大成樂章》的音樂創作。顯見青年時期的江文也不論在創作實踐和理論著述的部分都透露出一股爲當代「制禮作樂」的雄心壯志。
在內容方面,雖然《上代》是一本着眼於中國古代音樂的專書,但在行文上絕非將所謂的東西音樂文化劃分爲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反而是不時在行文中將兩種不同的音樂文化之間彼此參照。雖然以當前音樂學的後設眼光來看,江文也的參照不盡然準確,有時傾向將中國音樂套入西方音樂的框架之中。但這不意味着所謂中國音樂研究就該被視爲一個完全獨立的領域。在目前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兩大領域界線分明的脈絡下,江文也的論述策略同樣值得民族/音樂學家們深思。
2014年5月22日《江文也與兩位夫人》室內樂歌劇,融合詩詞入樂,譜出江文也感人的生命歷程。 圖/報系圖庫
▌壯志未酬的江文也與其遺產
回顧全書,讀者不免會驚訝於這些文字都是出自一個當時不過20-30歲青年的筆下,同時也不免設想如果江文也所處的環境能夠容許他持續創作與著述,可能會留下哪些更加深刻的作品和精闢的論述。然而遺憾的是,雖然江文也不能算是英年早逝,但如同書中附錄年表所點出的現實,1950年代以後的江文也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產量銳減。即便有完成創作與著述,其書稿、樂譜也大多亡佚。可謂壯志未酬的江文也讓人不勝唏噓。
最後,回到本書在江文也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以爲本書的出版讓讀者得以直接閱讀江文也的文字,避免在面對江文也所處的複雜時代脈絡時預先戴上了其他學者所賦予的有色眼鏡。兩位編者細心的註解則有助於一般讀者理解專業的音樂詞彙,或者因時代而產生的名詞歧異。希望透過本文的介紹,能引發更多讀者認識/重新思考江文也這個在東亞當代音樂/歷史上地位獨特,卻還未收穫足夠關注的人物。
左圖爲江文也1939年遊北海照,右圖爲江文也以徐悲鴻的國畫爲題材創作的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第三樂章「風雨雞鳴—壯烈的回憶」。 圖/開放博物館、報系圖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