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與拯救：城市流浪狗去向何方？
徐女士在深圳的夜市上見過不少狗販，販賣的都是品種幼犬。幾百塊就能買到一隻金毛或雪納瑞。有些情侶逛街時，男生爲討女友歡心，當即買下一隻。“他們大多一時衝動，沒有認真考慮過養狗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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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養超過2000只流浪狗的王京濤見過太多傷病的狗。骨折像家常便飯，被人打斷腿的，打“狗架”瞎眼的，器官畸形多是狗場無序繁育的產物，經歷過車禍的大多半身不遂。
狗結束流浪的情況大致分三種，被救養、被捕或被抓去宰殺。被救養的狗是少數幸運兒，“恐怕不到一半。”救助者會幫它們治好傷病，費用從幾百到幾萬元不等，最終，它們或被人領養回家，或在救助機構度過餘生。而被捕的狗會先被送進收容站，如果規定期限內無人認養，就只好等待死亡。
狗的命運取決於人和環境。對一隻不得不開始流浪的狗來說，未來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同時，它本身也變成一個不確定因素，對其他動物、人類，甚至整個生態系統造成影響。
10月，四川崇州犬傷人事件後，全國多地的流浪狗救助線索突然增多。幾名受訪的救助機構負責人注意到，每天增加的流浪狗已遠超他們的救養能力，如果要救更多狗，開支也會更多。位於北京、深圳和紹興的三家救助機構的成員們，正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解決流浪狗管理的種種問題，已經再次緊迫起來。
這三家機構創辦的初衷都是關愛流浪動物，因理念和執行上的差異，如今發展成不同的形態，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他們有一個共識：流浪狗是救不完的，要堅守，更要求變。
在城市遊蕩
城市裡的流浪犬像孤魂野鬼。它們經常出現在垃圾場、拆遷工地、農貿市場和夜晚被車燈一照而過的馬路旁。
北京太大犬流浪狗寵物服務中心負責人王京濤對此早已見怪不怪。2006年，據北京市保護小動物協會的不完全統計，北京的流浪貓狗已經達到40萬隻，在王京濤看來，城市擴張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京濤從事流浪犬救助已快9年。早年間，他“接狗”的地點就多是拆遷工地和城鄉接合部。
對流浪狗而言，城市的邊緣地帶足夠自在，沒有馬路上飛馳的汽車，也不會遭人追打。偶爾還能從廢墟、垃圾堆裡扒出些吃的，儘管那些食物很可能已經過期變質，吃了就會生病，甚至死掉。
“有的地方能聚幾十只，成幫結派的。”王京濤還記得，“狗幫”間常常打架，輕則耳朵殘缺，禿毛掉牙，重則瞎眼斷腿，終身殘廢。
流浪狗比家狗更有領地意識，非常警惕外來者。他遇到過幾只脾氣差的，靠近時，先梗着脖子沖人齜牙，喉嚨裡發出“嗚嗚”聲。再走近，就是一連串奮力的吼叫，這時要是再上前，它就很可能撲人。
爲了保護自己，“接狗”時夾子、網兜是必需品。遇上成羣結隊的狗幫時，就得和同事配合圍捕。先鋪張大網在地上，把狗趕上去，幾人同時提網，狗幫就被一網打盡。
圍捕只適合平坦的地面，一些狗藏在鋼筋水泥碎塊的縫隙裡，還有的會刨地挖洞，對付這些機靈狗，王京濤只能逐個兒誘捕。
時間長了，他漸漸總結出規律：哪裡動遷，哪裡的流浪狗就多。他駕車穿梭在城市的拆遷村落，那裡聚集着大量的流浪狗。村民搬遷上樓，曾經看家護院的狗被留在原地。或許因生長於此，狗不願離去，守在廢墟之上，整日遊蕩。
有時凌晨一兩點，王京濤恰好駛過五環外，在那些城鄉結合部附近的馬路上，他常常看到“一堆堆的狗”。有的在溜達，有的在翻垃圾桶。這些狗大都毛髮板結，眼神渙散，成羣的蒼蠅圍着，還有的長了皮癬，傷口上趴着蟲子。
他見過不少流浪狗屍體。有冬天裡凍得僵硬的，有瘦得皮包骨頭、活活餓死的，有馬路上被壓扁的，還有吃了髒東西病死的。
“流浪狗的成活率連一半都達不到。”王京濤說。
環境影響了流浪狗，同時它們也在改變環境。
它們會在出沒的地方隨地大小便，留下難聞的氣味。其次，它們會傷害其他動物，2020年，寧夏固原的一隻流浪狗闖進一間雞舍，咬死了500只雞。野生動物也會受其侵擾，2021至2022年，遼寧大連的至少10只梅花鹿命喪流浪狗之口。
最後，一旦流浪狗攜帶狂犬病毒，將對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帶來嚴重危害。狗傳播的狂犬病病死率爲100％，目前還沒有任何藥物治療。2020年1至9月中國狂犬病發病數量爲152例，死亡人數爲114人。其他動物也會被感染，2013年，臺灣發現至少124例鼬獾確診感染狂犬病。
爲杜絕流浪犬可能帶來的危害，撲殺曾是某些地區治理流浪犬的主要手段。如今，大部分地區施行捕捉後收容，在規定期限內無人認領後，無害化處理流浪犬的辦法。
流浪狗從哪來
王京濤告訴記者，流浪動物主要來源於遺棄、繁殖和走失。在一次次的救助經歷中，王京濤發現，狗之所以流浪，原因出在人身上。
遺棄寵物的原因總是千奇百怪，“搬家、換工作，或者只是分手。”深圳市全心犬意小動物保護中心（下稱“全心犬意”）的負責人徐女士曾救助過一隻名爲“助助”的狗，它的主人原本是一對情侶，後來兩人分手，雙方都把“助助”視作心病，不想養，最終是徐女士和其他救助者共同出資，收養了“助助”。
紹興流浪動物保護中心（下稱“紹興動保”）志願者小唐（化名）也曾不止一次遇到因情侶分手而退養狗的事。不久後，中心把感情關係是否穩定視作最重要的領養資格指標之一。“狗就像孩子，父母關係不好，孩子的處境會好嗎？”
《2021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數據顯示，當年我國寵物狗數量爲5429萬隻，流浪狗數量爲4000萬隻。在王京濤看來，當代人對伴侶動物的需求催生了龐大的寵物市場，同時，這也可能吸引更多沒有底線的投機者入場。
養狗門檻低是寵物市場繁榮的另一個原因。買狗的途徑越來越多，狗的價格越來越低。“有些狗販私下大量繁育幼犬，數量一大，成本自然就低了，售價也就便宜。” 王京濤說。
徐女士在深圳的夜市上見過不少狗販，販賣的都是品種幼犬。幾百塊就能買到一隻金毛或雪納瑞。有些情侶逛街時，男生爲討女友歡心，當即買下一隻。“他們大多一時衝動，沒有認真考慮過養狗的成本。”這就爲日後遺棄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一些狗販爲了追求更純的血統，讓品種狗近親繁殖。但成功的概率很小，失敗的幼犬大多器官畸形，或患有無法治癒的基因病。
王京濤回憶，疫情期間寵物生意不好做，繁殖戶爲節省成本，看到剛出生的幼崽品相不好或有病徵，還未等滿月，就整窩打包扔進垃圾桶。
志願者路過，聽到垃圾桶傳出叫聲，打開一看，七八隻奶狗裝在打了結的塑料袋裡，一隻還沒成人的手掌大。
這些被救養的繁育犬終究只是少數，剩下沒人救的繁育犬，要麼餓死，要麼流浪。“剛出生就被拋棄的繁育犬，沒有防疫，以後攜帶傳染病的可能性更大。” 王京濤說。
此外，那些被狗販遺棄的幼犬長大後會自行繁殖，其中不乏有先天基因缺陷的，它們的下一代很可能也有。除了基因，習性也會在一代代繁殖種演化。
王京濤記得，一些城鄉接合部附近，會逐漸出現流浪狗二代、三代。這些狗的習性會越來越野，最後壓根兒不親人，甚至具有攻擊性。
他試圖用自己的力量緩解這個問題：把它們接回基地，體檢、防疫、絕育，然後過上溫飽不愁的日子。
如何救養流浪狗？
王京濤的新基地位於北京昌平區，離主城區很遠。先坐地鐵5號線到終點天通苑北，再換乘537路到終點站。如果湊巧，站牌邊會有拉客的三輪車司機，花10塊錢就能坐到基地門口。
新基地養着超過2000只流浪犬。附近村民管那裡叫“養狗的”。“那狗可太多了，叫起來方圓幾裡地都能聽到。”三輪車司機說。公路、鄉道，再駛過一段坑窪的土路，基地藍色的彩鋼大門就出現在了眼前。
這片荒地周圍住戶少，緊鄰墳場。“辦基地最怕擾民，”王京濤說，他盡力和附近村的支書、村民搞好關係，“村支書決定（基地）能不能開，鄰里關係決定你能開多久。”
逢年過節，他四處打點，送禮吃飯，平時和鄰居多走動。還將基地的狗糞打包送給隔壁農田的負責人，對方大喜，“有肥料用了。”
事實上，選址幾乎是所有流浪犬救助基地都會面臨的棘手問題。
紹興動保的基地搬過三次家，負責人金陽回憶。第一次因爲原場所要拆遷，第二次因爲村民投訴，第三次因爲選址在水庫上游，當地擔心對水源有影響。目前，基地搬到山裡，才基本平穩下來。不過因救助狗的數量不斷增加，未來還有擴建的可能。
反覆遷址，再加上救養的流浪犬越來越多，紹興動保的財務壓力也在逐漸增大，金陽甚至把房產抵押，從銀行貸款。
“不敢想錢的事，過一天算一天。”在紹興動保做了5年志願者的小唐說，狗不可能不救，只能盡力節省成本。
現在，基地每日救助的流浪犬數量已被嚴格限定，不能超過20只。先救情況危急的狗，有人長期投喂的狗可以放一放。同時，在狗的吃住防疫各方面精打細算，“把一塊當十塊花。”
不斷增長的流浪犬救助量和有限的資金來源，是大部分民間流浪犬救養機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矛盾。在深圳，徐女士摸索出了不同於另兩家的運營模式——將流浪狗有償寄養在犬舍，由最初發現並救助的志願者負責，志願者通過宣傳，拉動其他愛狗人士，組建共養羣，一起平攤費用。
在徐女士看來，搭建實體基地太不切實際。深圳寸土寸金，流浪犬數量不斷增加，註定要不斷擴張，開銷也不斷增加，最終會拖垮救助者，“無論在經濟還是精神上。”
以項目負責製爲基礎的共養模式有三點好處：是不需要用地，二是讓救助者直接感受到養狗之難，避免愛心氾濫，三是每位志願者和共養人會主動爲機構做宣傳。
這都要歸功於被情侶遺棄的小狗“助助”。當年，徐女士決定救助它時，微信羣聊裡有37名朋友提出共同收養，後來他們組建了第一個共養羣。從去接“助助”，到去醫院打疫苗、絕育，再到日常寄養的費用，都由大家分攤，“每個人出二三十塊”，“助助”的名字也由此而來。
決定救一隻流浪狗，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
“但當你救下它後，就要爲它負責到底。”紹興動保志願者小唐說。
紹興動保曾救養過一隻流浪犬“小八月”，是隻金毛串串。“小八月”被發現時，背部掉了一大塊皮，尾椎骨也受過重傷。爲讓它活下來，花了超過5萬元。
即便手術過後，“小八月”還是不能自理大小便。身體情況太差，無人領養，最後是基地的一名志願者收留了它。“跟護理人一樣”，志願者要給它擦拭屎尿，如果坐久了屁股會生褥瘡，因而要經常給它翻身。
救養一隻流浪狗所需的人、時間和金錢，遠比常人想象中的多。但小唐很堅定，說絕不會拋棄任何一隻基地裡的狗，即便近幾年基地已經“超負荷運行”。
對流浪犬救助者來說，愛心是動力，但有時也會成爲他們的敵人。對此，王京濤自稱是理性的救助者。他基地有隻養了七八年的流浪狗，最初被發現時，癱在地上走不了路。王京濤打聽到，如果給狗做手術，至少要花6萬元。他沒捨得，“什麼東西都有尺度，我不可能爲了救1只狗花費100只狗的生活費。”
“它能活就活，不能活我也沒辦法。”王京濤帶它回基地，叮囑最負責的工人，每天給它上人用的跌打藥。後來它竟能走了，只是跑起來時，一條腿老是蜷着。
未來怎麼辦
四川崇州狗傷人事件後，小唐發現救助羣、視頻號後臺的救助線索數量劇增。“一天能收到上百條。”徐女士和王京濤也感受到周圍環境的變化。退養的人在變多，“覺得養狗風險太大。”社區對狗的敏感度在升級，有些飼主的鄰居開始舉報，甚至對狗喊打喊殺。
越來越多人退養、遺棄狗，對救助機構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不理解的聲音也在增多。
需要救助的狗太多，紹興動保的救助者不可能全部接收。一些沒有性命危險的狗只能就近安置，有些網友便指責紹興動保的專業度不夠。
王京濤經常聽到附近的村民在背後議論，“養那狗幹啥”“有啥用”“人都管不過來，還管狗的事。”
“我不這麼認爲。動物的事就是人的事，善待動物就是善待自己。只有從根源上杜絕遺棄和無序繁殖，才能避免狗傷人。”王京濤說。
小唐和其他志願者的手上經常有傷痕，那是給狗剃毛、拆線時被咬的。小唐認爲，咬是狗的本能，人也一樣，可他們這些傷絕不能稱之爲狗傷人。四川崇州狗傷人事件的主要責任在於飼主。
伴隨輿情而來的，還有各地流浪犬治理力度的增加，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捕殺流浪犬的現象。徐女士說，事發後，深圳市相關部門同多家流浪動物機構一同討論過流浪犬的治理舉措。
最後達成的共識是：流浪犬治理，還應循序漸進，追捕時暴力毆打被明確禁止。
在寵物文化開展較早的歐美國家，治理流浪動物的措施大都從動物的角度出發， 採取保護性措施， 而不是捕殺。
紐約市相關法律規定， 政府的責任是圍捕流浪的寵物犬， 而不是傷害寵物犬， 並且在歸還主人或爲其另尋主人前必須確認該寵物犬的身份並安置在合適的處所。
英國的《環境保護法令》規定，政府必須圍捕迷途寵物犬， 若無人認領則必須將該動物安置在合適的地方， 必須保持任何公共地區不存在迷失動物。
從立法看，國外可供借鑑的法律也有很多。在對飼主的要求上，德國《動物保護法》規定：每個與動物打交道的人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相應的物質條件。日本的《關於愛護及管理動物的法律》提到， “所有人要認識到動物是有生命的， 不僅希望不要肆意虐待， 而且要致力於建成人與動物共生的環境， 在充分了解動物習性的基礎上， 採取適當的方式對待動物。”
在遺棄動物上，意大利 《動物保護法》規定， 虐待或遺棄寵物者， 可被判1年監禁或10000歐元的罰款。德國《動物福利法》第13條規定， 不得以產生不必要的危險、疼痛、痛苦或者傷害的設備或者物質去抓、趕走或嚇跑脊椎動物。
徐女士知道，目前在中國，想從立法層面解決流浪犬治理，仍需很長時間。因此，“全心犬意”開始更多關注技術層面的措施，積極推廣芯片植入，身份信息回溯等方式。
香港的《狂犬病條例》規定，遺棄動物可處罰款1萬元以及監禁6個月。類似法律可以施行的前提，是當地芯片植入技術已足夠普及，徐女士認爲。
王京濤也在尋求突破。一方面，他意識到宣傳對於基地運營的重要性，邀請了不少媒體來基地參觀，不懂互聯網的他也開始研究起了直播。
另一方面，他希望培養孩子的動物保護觀念，與中小學合作，讓學生來基地研學，“老一輩的思想改不過來了，得從娃娃抓起。”
紹興動保的團隊中，有一位志願者專門收集流浪狗的故事，金陽希望以後能集合成冊出版，“讓更多人關愛動物。”
在這段特殊時期，每個流浪狗救助者都異常繁忙。徐女士希望繼續保持高頻率的領養日活動，項目負責制能長期穩定的關鍵，就在於保持較高的領養率，這與領養日活動的舉辦息息相關。
王京濤一直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最近，又一個寵物用品商希望到基地拍攝，他答應了，“做救助，就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編輯 |楊海
校對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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