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預定，這部電影沒人能心平氣和看完
作者 | 許崢編輯|鍾毅題圖| 《年少日記》
《年少日記》自2023年11月在中國香港上映以來，橫掃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12項提名、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3項提名，並且於當年累積了約2346萬港元的高票房，關於10歲主角鄭有傑的討論熱度持續高攀。在各式帖子裡，網友都強調，它不是一個遙遠的獵奇事件——我們都曾以兒童的身份生活過。
10歲能發生的事情很多，考試、被打、留級、哭泣、道歉以及因抑鬱而輕生。
輕生這個詞怎麼解釋？《年少日記》用95分鐘闡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有些舉動可能不是個體的“自毀”“自殺”，而是優績主義、家庭暴力、比較文化、語言霸凌的結果，是一個公共事件。
在這部電影裡，導演卓亦謙呈現了一種普遍的壓力：說錯話、排名低、睡不着，並不斷地被罰站、鄙視、暴打、冷落——10歲的鄭有傑在日復一日中深刻地記住了什麼是“我”和“一塊垃圾”。
（圖/《年少日記》）
在“讀書不好就完蛋了”的社會氛圍里長大，導演卓亦謙也不例外地曾被嘲笑、欺負，憂慮升學，“人是很複雜的，很多新聞報道跳樓，這個是因爲吵架，那個是因爲失戀。但僅此而已嗎？”
“拍攝這部電影的起因，是念書的時候我有個朋友輕生了。我常常思考，爲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精神問題由很多人爲的、非人爲的因素造成。你不知道他這些年經歷過什麼，他可能早已憂鬱了10年。選擇自殺的原因是很多的。我本身就曾有過陷入抑鬱的階段，鄭有傑也是。”
唯一不同的是，導演和我們都還活着，可鄭有傑結束了他的人生。
優績社會：是glass，不是cup
鄭有傑的崩潰是漸進式的，最初是因爲“a cup of water”。
錯誤的短句宛如鄭有傑短短的人生。當他在校長、父母、弟弟面前勇敢地遞上一杯水，並附上英文時，他就被迫開始了自責的日常，最熟悉的詞語是“對不起”和“不要打了”。跳樓之前，他只有一個心聲：“鄭有傑你這團垃圾，以後好好讀書，考上香港大學好不好？”
笨拙是不被允許的嗎？
也許是的。導演卓亦謙從一系列關於學生自殺的新聞報道里透視到小時候，“成年人告訴我，學習不好就完蛋了，這跟我上學時感受到的一模一樣”，20世紀90年代如此，現在仍舊嚴重。
爲此，電影裡的父親鄭自雄說了非常多重話，比如“垃圾”“你不行，打到你行”，像《霸王別姬》裡嚴厲的梨園行一樣，奉行體罰主義，用雞毛撣子打，拿漫畫書抽，深夜把他關在門外反省，“子不教父之過”突變成一種有毒的父親氣質，始終板起面孔，懲罰鄭有傑的每一次“做不到”。
看起來極端，但90年代的小孩有相當一部分都對這種種處境不陌生，比如戒尺、藤條、拖鞋、衣架子，或者是考砸了的破滅感。卓亦謙也曾被歸入沒什麼未來的羣體裡，“明明我晚上都不睡覺在念書了，爲什麼還是不行？我是成績最差那種學生，很記得小時候這種焦慮”。
（圖/《年少日記》）
“以前，我在香港讀的是男子學校，每個班級都會有幾個人特別囂張、出風頭，而我又跟戲裡的角色‘蛋糕’一樣有弱聽問題，所以常常被嘲笑、霸凌。但是有一個學期，我加入了這個強勢的團體。怎麼會這樣子？爲什麼突然變那麼壞？我想就是因爲自卑和精神上的不滿足。”
“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創業味道很重的地方，各地人口來這邊交易，不停地談工作、談數據，你今天賺多少錢？成績好不好？拿到幾個學位？”卓亦謙深知鄭有傑身上被灌注了巨大壓力。
有時，這股壓力從父輩那裡籠罩下來；而有時，它是從弟弟身上斜溢出來的。
弟弟鄭有俊像一個工整、傑出、永不犯錯的重影——讀國際學校，在肅然無聲的禮堂裡彈奏鋼琴，在父親暴打哥哥的客廳旁邊謄寫作業。像Chris Jenks所說，“兒童成爲了自己的警察”。他管束自己，並且讓父親看到了管束的偉大將來。可是，鄭有傑總是在這個公式中觸礁。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裡，鄭有傑常常“不能”，誰也沒覺得，10歲的身體裡會長出抑鬱症。
（圖/《年少日記》）
“那是九十年代初，鄭有傑的媽媽怎麼看待精神病？就覺得那是瘋子纔有的，她不要兒子去看心理科。我們傳統的氣氛都是，不要說一些負面的話，不要討論一些不吉利的題目，不開心就要被罵，‘你又亂髮脾氣了，不開心幹嗎呢’。但其實，不能這樣去猜想一個抑鬱的人。”
“輕生的原因是什麼？我很想討論這個狀況。比如抑鬱，在跳下去的時候，他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腦袋，他們也不想這樣做的，那是另外一種生病的狀態，怎麼能去怪他們呢？不要用健康的邏輯去比較，也別輕而易舉地批判、譴責了，因爲問題在於我們太缺少情感上的溝通。”
卓亦謙很熟悉一個不能討論“痛苦”的時代，痛苦在電影裡父親鄭自雄的眼光裡毫無用處、沒有意義，更別提10歲的抑鬱了，完全是韓炳哲在《倦怠社會》裡寫的，“受苦是自己的失敗”。
“鄭有傑的世界，等於是成年人告訴他的，學業就是全部，完蛋了就是完蛋了，他真的這麼以爲”，卓亦謙不是沒有設想過青春期，“可能再過兩年，他會比較叛逆，知道反抗一下父親”。
“但這個故事就是很可惜，他過不了10歲這一關了。”
怎麼反抗，那一隻強有力的手？
電影當中，父親的第一次家暴是在夜晚，吼叫着“這個家所有東西都是我買的”。
10歲是沒有個人領地的，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生育制度》裡寫到兒童，“像個入國未問禁的蠢漢”，鄭有傑就是踩在父親領地上的蠢漢，他什麼光明的空間都不曾擁有，只有“秘密基地”。
父親鄭自雄可以踢開他的房門、掀開他的被褥，這是一個暴力的事發地，但他仍然得一次次回來，因爲10歲基本無處可去。兒童與成人之間的懸殊差異不是身高和體型，而是權力。比如，教室裡有一個略高的講臺屬於教師，鄭有傑被命令站到黑板旁邊，面朝同學，這罰站就是一種權力。
（圖/《年少日記》）
從失衡的領地裡，卓亦謙能感受到一個歪斜的精神世界正同步生長，“青少年問題一直都有，香港每年自殺的平均年齡也都在下降，但不是每個案子都能被報道出來，而且數字只是一個參考，很多人想自殺也不會告訴媒體，他們的童年曾有過什麼創傷”，家暴不過是其一而已。
成人的權力可以在任意地方展演。比如餐桌，父親邊吃飯邊諷刺“你能有學校收就不錯了”，或者把他從家宴中驅逐開，去茶餐廳跟傭人吃飯。鄭有傑是一個沒有選擇餘地的木偶，而且處處犯禁，像費孝通說的，“一個孩子在一個小時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會超過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會指摘的次數……一隻強有力的手，把書拿走了。有什麼理由呢？他是不會明白的”。
呈現在電影裡就是那本叫《Pirate》的漫畫，一把被父親抓起來，當作打罵他的工具，最後的下場是被撕毀，扔到垃圾桶裡。古話說巴掌底下出良才，他的原生家庭信奉的就是巴掌。
“《Pirate》其實致敬了現實當中一個叫《海賊王》（《ONE PIECE》）的漫畫，它從1997年就開始連載，而且影響了很多人，包括我小時候”，卓亦謙設計了一句漫畫臺詞叫“總有一天你會長大，變成你想成爲的大人”，他清楚，“如果這個漫畫家出事了，那種打擊會是相當可怕的”。
絕望的是，在漫畫家輕生的新聞出來之前，鄭有傑的《Pirate》就被父親攔腰折斷、粉碎了。
（圖/《年少日記》）
“飾演鄭有傑的演員叫黃梓樂。試鏡的時候，爸爸鄭自雄說‘我再也不打你了，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當時就先不哭，忍住，直到爸爸走了，留下他自己才哭。黃梓樂的共情能力非常強，很瞭解這個狀況。他不停地跟我說這個小男孩真的很慘”，卓亦謙很欣慰，黃梓樂本人成績很好，媽媽也通情達理，他不必真的承受棍棒教育，只要共情、投入、飾演就可以了。
有句話叫“弱者的武器”，迂迴地、暗自地、裝糊塗地抗爭，像所有青春期的刺頭一樣。可鄭有傑才10歲，從來沒想過有“抵抗父親”這個選項，他處於一個連“弱者的武器”都沒有的年紀，要麼拿着雞毛撣子懇求爸爸懲罰他，要麼獨自內化，在日記裡寫“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
（圖/《年少日記》）
“我給戲裡這個父親的下場已經很好了，起碼能跟兒子有對話。如果回到現實，很多人根本就再也不會有對話的，我們曾經猶豫過，（最後擁抱的）這個場景究竟應該是父親鄭自雄的夢境還是現實？”
（圖/《年少日記》）校對：遇見運營：小野排版：段枚妤
“其實，觀衆說他們‘感同身受’，我的心情會比較複雜。是不是很多人都曾經歷過相關的事情？電影上映之後，我發現抑鬱這個問題比我想象中更嚴重。在香港走了200多場路演，每天都會收到傾訴心理問題的私信。我不知道怎麼處理，而且也不能說更多的話了，因爲很危險。”
卓亦謙知道“問題”未必總對應着“解決”。“法國有一部電影叫《天使愛美麗》，主角同樣揹負着原生家庭的問題，愛幻想、很孤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同頻的人來了解自己，也許解決問題的辦法會出現，但也很有可能，永遠都不會解決。我只能說，至少把它講出來是好的。”
《年少日記》的英譯名叫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卓亦謙解釋這是他多年的一個包袱：“每次寫東西很崩潰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唸書時輕生的那個朋友。我們都是念電影的學生，當時覺得沒有什麼未來和出路。但如果我在他離開之前那幾個小時裡，跟他多說幾句話，結果會不會不一樣？我常常會思考這個問題。當時他給我留了一封信，讓我做喜歡的事情。”
“我想，卓亦謙你還有一雙手，還有命，就堅持下去吧，你朋友都沒機會了，你總要翻到下一頁去的，但是不要忘記他，好好記住這個朋友，好好做事情，繼續走下去。”
所以鄭有傑被拍攝出來了。有些事情，不談原諒，不談和解，只談反省與記住。
[1]《探尋邊界：兒童與成人的權力關係》，王璐琴，2018.5.8
[2]《鄉土中國：生育制度》，費孝通，20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