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張藝謀蹭車去了趟陝北，然後就紅了
作者|饃大師 出品|夾饃星球
年齡72歲，畢業40年，做導演35年，這個春節，張藝謀老當益壯，用一部《滿江紅》，再次證明自己是中國第一大導的地位。
而走進電影院的人，可能會發現，在映前的新片預告中，還有陳凱歌執導的《偉大的勝利》，由“強哥”張頌文主演，也將於2023年上映，很受期待。
在“第五代”電影人羣體中，陳凱歌和張藝謀如“東邪西毒”，以他們的韌勁和老辣，在古稀之年，依然能調動大資源，打造大製作，活躍在臺前。
這恐怕是他們年輕時難預料的事。
回想起1984年的1月，寒冬季節，30歲出頭的張藝謀和陳凱歌，曾來到陝西榆林，爲他們要拍的一部作品搞調研，採外景，那是他們揚名立萬的開始。
同行的人，後來都成爲大師。這趟旅程，堪稱中國電影的一次神奇之旅。
事情先得從1982年夏天講起。
那年的畢業季，北京電影學院的學子們，出身電影世家的陳凱歌，順利留在了北京，進入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
而沒有過硬關係、又是特招生的張藝謀，被分配到了偏遠的廣西電影製片廠。
人生際遇往往復雜，福禍難料。當時正逢改革開放之初，萬象更新，各單位都想拿出新東西來，大城市積重難返，小地方卻靈活易變。
人才薄弱的廣西廠，給了張藝謀機會，讓他和一起分來的導演系張軍釗、攝影系肖風、美術系何羣組成青年攝製組，拍攝電影《一個和八個》。
△《一個和八個》主演陶澤如、陳道明
這個劇本的作者叫張子良，卻是西安電影製片廠的人。
畢業時，張藝謀曾希望能回到老家西安，進西影廠，但沒有路子。沒想到在他鄉，倒是遇上了西影廠的劇本。
說起來，張子良的遭遇，也和張藝謀有點相似——“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張子良是榆林子洲縣人，1963年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他喜歡看電影，但家裡窮，沒有錢買票，便兼職去給電影院幹活，寫影片介紹和宣傳語，每次能換一張免費影票。
電影看得多了，也瞭解些章法，便開始練習寫起劇本。因此愛好，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西影廠。
當時大學生進單位，先得到基層鍛鍊，張子良被安排到剪輯車間，一干就是7年。當然，那段時間也是中國電影空白期，電影廠只能拍新聞片、紀錄片，即使當編劇，也沒啥工作。
改革開放後，電影創作復興，他寫了一個劇本《阿Q正傳》，在1981年魯迅誕辰百年時發表，是中國第一個改編這個小說的人。
這個階段，張子良創作開始爆發，他把郭小川的一首散文詩改成《一個和八個》，講八路軍一名教導員帶動一羣罪犯抗日的故事。
△張子良（左）深入生活（柏雨果 攝影）
本子寫完後，西影廠的領導覺得有點“反動”，沒有立項，張子良便把劇本投遞給了廣西廠。
正好張藝謀這幫年輕人需要劇本，他們看了《一個和八個》，覺得和以往的戰爭片不一樣，視角獨特，人物新奇，就用了。
1983年4月開拍，11月完成，送到北京試映，請老師、同學和業界朋友來觀看。大家被電影裡那種凝重、凌厲的畫面造型給震撼到了，一片叫好。
陳凱歌也在觀衆之列，評價說：“它是多年來想見未見的言志之作。我感到，我去看它，需要電影的眼睛，又尤其需要心靈的眼睛。”
眼看着老同學出東西了，心高氣傲的他有些坐不住了。
他被分配到北京的廠裡後，因爲知名的導演多，年輕人只能幫打打下手，做個副導演，沒有獨立拍片的機會。
於是，陳凱歌也聯繫到廣西廠，問自己能不能也去那裡拍片。
廣西廠覺得這幫電影學院畢業的青年確實有才華，鬧出了動靜，給廠裡贏得了名聲，歡迎陳凱歌加入。
△年輕時的陳凱歌
陳凱歌南下，廠裡給他推薦了一個劇本叫《深谷回聲》，同樣是張子良的作品。
這是張子良根據自己家鄉流傳已久的民歌《蘭花花》的故事改編的：
陝北姑娘蘭花花與一名戰士相愛，但戰士上了戰場，生死不知，家裡人逼迫她嫁給大戶人家，蘭花花鬱郁而死。後來戰士歸來，爲她寫下一首《蘭花花》。
陳凱歌看了本子，感受到“作者對自己故土又悲又喜的感情”，但他覺得如果只停留在講一個人的命運遭遇，格局不是很大。
向來追求思想深度的他，想表達對民族和歷史的一種反思。
但具體要怎麼改，他也沒有思路。所以，他做出一個決定：到陝北的土地上走一遭。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體驗到的東西，比看的東西更有力量。
攝製組的幾個年輕人就這樣朝北方，也是朝他們的未來出發了。
當時中國電影規定的有五大核心主創——編劇、導演、攝影、美術、音樂。
在海報上或出字幕時，都按照這個順序排列，不像現在老出現把編劇給去掉的現象。
《深谷回聲》的編劇張子良、導演陳凱歌、攝影張藝謀、美術何羣，都定好了，就差個音樂。
西北風的故事，還是得需要西北人，最後找到了西安的趙季平。他比張藝謀大5歲，畢業於西安音樂學院，也曾去中央音樂學院進修。
其父親是“長安畫派”代表畫家趙望雲，擅畫陝北山水。受父親影響，趙季平創作時，也喜歡民間採風。
陳凱歌和張藝謀聽了他的曲子《秦川述懷》，當時就決定邀請他爲電影創作音樂。
△趙季平（中）和張藝謀、陳凱歌
一行五人組成，張子良擔任嚮導，帶着大家去看自己的家鄉。
1984年1月2日，春節前一個月，他們從西安出發。
當時西影廠導演吳天明正在拍攝電影《人生》，根據路遙小說改編，也是在陝北採景，所以他們就蹭了西影廠出外景的麪包車。
先是到了延安市，下了車，接下來到鄉里，就得靠他們自己步行了。一天要走幾十里路，走溝下樑，和老鄉們聊天，瞭解民情，夜晚就投宿在低廉的旅店“大車店”。
在安塞縣，他們去聽了民歌大王賀玉堂唱歌。賀玉堂有三絕：一是音高，比帕瓦羅蒂高四度；一是歌多，會唱2000多首民歌，張口就來；三是手巧，能剪4000多種剪紙。
一曲下來，年輕人普遍淚流滿面，感受到一種生命的力量。趙季平用錄音機把所有曲子錄下來。
△民歌大王賀玉堂
接着，從安塞到了榆林米脂縣。米脂是文化大縣，有窯洞古城建築羣，李自成、貂蟬等歷史名人，也是嗩吶等民俗文化興盛地。
那時剛改革開放，陝北地區的生活還是很貧苦。根據趙季平的回憶，大家晚上住店，脫光了睡在土坑上，把衣服捲起來吊到房樑，防止蝨子咬。
之後，又從米脂到了佳縣。佳縣位於榆林市的東邊，靠近黃河，境內有佳蘆河流經，兩岸蘆葦叢生，古城“葭州”，讀jia。
《詩經》中有一篇《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葭就是蘆葦的意思。
1964年，在生僻字地名改革中，葭縣改爲佳縣。
△黃河岸邊望佳縣
在這裡，張藝謀和趙季平住一個屋子，兩人諞閒傳，張藝謀告訴趙季平說，以後如果自己當導演了，一定會請他來作曲。
可見，在那時他就有了當導演的志向。所以他和陳凱歌在合作後分道揚鑣，也是必然的事。
一行人到佳縣的目的是參觀黃河，陳凱歌看到一個老漢，到黃河邊打起兩桶水，佝僂着身軀遠去，深受觸動。
也是在佳縣境內，有一天傍晚，大家登上了一座高山，舉目望去，如血的夕陽映照在溝峁縱橫的黃土上，有一種雄渾悲壯的美。
這時候，有人叫了一聲：“嘿，真棒！咱就拍這片土。”
於是，這個項目就定下來了，並有了方向：不再侷限於女性反抗封建婚姻的故事，而是以大地爲主角，展現數千年來中國人與土地的關係。
陳凱歌也有了整體構思：表現天之廣闊，地之深厚，黃河之水一瀉千里，民族精神自強不息。
△黃土高坡景緻，如一幅天然油畫
原劇本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山清水秀的山莊，修改後放到了荒涼的黃土高坡。
電影的名字，也便改成了《黃土地》。相比《深谷回聲》，顯然後者更厚重、大氣，且易懂。
後來，張藝謀曾寫文章，描述這趟陝北之旅：
“舉目四望，全是黃土，真是好大的一塊土！這塬，非山非川，其實就是十餘丈厚，方方正正地球上那麼一大塊土。千百年雨水沖刷，風化剝脫，人工墾耕，成峁，成溝，成千變萬化的山樑。”
由此，他也產生了拍攝這部片的方法——“使攝影機不動，就像那塊土”。《黃土地》中大量凝固悠遠的長鏡頭，成爲標誌。
△《黃土地》攝製組，張藝謀、陳凱歌和何羣
1984年7月，《黃土地》拍攝完成，因節奏緩慢，故事性不強，上映時反響並不大。
但是1985年5月，《黃土地》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轟動一時，港臺電影人紛紛點贊，認爲影片擺脫了大陸文藝的老套，是過去作品中罕見的。
影片就此成名，成爲第五代電影美學的代表作，載入史冊。
很難說這部片到底是誰的貢獻大。
陳凱歌是導演，他奠定了故事基調，開拓了思想意境，功力藏在背後；而張藝謀的攝影，如油畫般濃烈，如雕塑般厚重，又如書法般寫意，直擊靈魂。
確切地說，這是一次“瑜亮之合”，就如當年赤壁之戰一樣，聯手成就經典。
《黃土地》的影響是巨大的，一舉改變了創作者的命運。
1985年中國電影金雞獎評選，張藝謀獲得最佳攝影獎，相當於進入攝影界第一梯隊。
《黃土地》的出現，讓當時的導演們普遍意識到：以後拍片得好好找一個攝影師了。
新上任的西影廠廠長吳天明很精明，立刻邀請張藝謀和他合作，又是幫家屬調動工作，又是給最好的待遇，最終把張藝謀借調到西影廠。
兩人合作的《老井》，張藝謀擔任攝影師和主演，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影片獎，這是當時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最高獎項。
張藝謀無心插柳，還獲得了一個“影帝”。
△《老井》中的張藝謀
之後，吳天明又支持張藝謀當導演，拍攝了《紅高粱》，捧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超越《老井》的成績。中國電影真正走向世界。
張藝謀也遵守承諾，邀請趙季平爲《紅高粱》作曲，獲得金雞獎最佳音樂獎。靠電影音樂帶動，趙季平名聲大振，多年後擔任了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
陳凱歌從《黃土地》之後，成爲獨當一方的導演，樹立起自己詩意深思的風格。
他的作品《孩子王》《邊走邊唱》相繼入圍戛納電影節，最終在1993年憑藉《霸王別姬》成功摘取金棕櫚，也是中國電影至今唯一的金棕櫚。
△陳凱歌在戛納接受媒體採訪（柏雨果 攝影）
而編劇張子良，在此之後，他的劇本《默默的小理河》，終於由自家單位西影廠立項拍攝，一部立意新穎的戰爭反思片，獲廣電部優秀影片獎。
那時還年輕的陳寶國，在片中飾演一個冷峻陰狠的國民黨軍官，給人印象深刻。
因爲在劇本創作上的重大成就，張子良被提拔爲西影廠文學部主任。
△《默默的小理河》中的“小鮮肉”陳寶國
美術師何羣，後來也轉型做了導演。2010年他執導的電視劇《茶館》，豆瓣評分高達9.3分。
回到八十年代，《黃土地》《紅高粱》等片的出現，讓西部地區成爲中國電影的聖地，榆林市也因此和電影結緣，常有攝製組來此取景，展現這裡的壯麗風光和深厚文化。
西影廠導演滕文驥，本來專門拍都市青年題材影片，受西部風潮的影響，拍了一部《黃河謠》，巍子和葛優主演，獲得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影片講述的是陝北地區“腳伕”這一職業的故事，又稱“趕牲靈”，他們常年行走在外，用牲畜爲他人運輸貨物，也就是那時候的快遞員。
因爲路途遙遠，腳伕們便靠唱歌來排遣寂寞，很多陝北民歌就是他們創作並唱響的。
《黃河謠》的主角原型是榆林綏德縣的民間歌手李治文，因爲唱歌好，遠近聞名，1951年被吸收進中央歌舞團，曾爲首長演唱《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蘭花花》等陝北民歌。
影片裡有一出“鬧社火”場景，展現了陝北的秧歌，如今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黃河謠》海報
1994年，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東邪西毒》，雲集了張國榮、梁朝偉、林青霞、張曼玉等巨星，影片在榆林的毛烏素沙漠、紅石峽、建安古堡等地取景。
紅石峽因爲山上石頭呈紅色而得名，有“萬里長城第一勝景”之譽。建安古堡建於明成化年間， 是明代長城線上著名的36營堡之一，歷經歷史的風雨沖刷，土牆依然雄壯。
如今，《東邪西毒》中的毛烏素沙漠，經過幾十年的生態治理，已大爲改善，80%的面積被綠色的植物所覆蓋，沙漠面積逐漸縮小，不久將從地圖消失。
如果想看以前的景象，只能去電影裡找。
△《東邪西毒》劇照
2020年《我和我的家鄉》拍攝，張藝謀擔任總監製，其中《回鄉之路》單元，講述“沙地蘋果”經銷商幫助家鄉致富的故事，在榆林佳縣赤牛坬村取景。
影片最後還請出了幾位真正的治沙英雄，向他們致敬。
實際上，赤牛坬村靠紅棗致富，是全國“四大棗鄉”之一，同時打造旅遊產業，將產品和文化結合起來，被評爲中國“美麗鄉村”創建示範村。
△赤牛坬村
2017年，從榆林府谷到渭南華陰的“沿黃公路”通車，爲榆林發展旅遊經濟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適合自駕旅行，一睹黃河盛景，心曠神怡。
途經的佳縣段，是景點最密集的縣城之一。除了赤牛坬，還有大美石窯、泥河溝、香爐寺、白雲山、木頭峪、荷葉坪等地，都值得一遊。
△佳縣香爐寺
這也是當年《黃土地》主創到佳縣採風的原因，能看見歷史，也能看到風光。
那時候，佳縣農村還很貧瘠，農民普遍貧苦。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如今的榆林大地早已今非昔比，不管是經濟還是生態，都有巨大的提升。
電影有記錄歷史的價值，透過電影，我們能看到一地一人一物的變化。
希望電影創作者還能像當年的張藝謀、陳凱歌一樣，深入生活，講述土地上的人的故事。
以真誠之心尊重勞作者，創作者也將獲得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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