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身份，只有恐懼：馬來西亞的隱形《富都青年》們
在富都（半山芭），無國籍人士哥哥阿邦（吳慷仁飾）會面臨什麼什麼問題？ 圖／《富都青年》劇照
編按：由王禮霖導演的《富都青年》近期在馬來西亞和臺灣掀起熱烈討論。片中講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富都社區裡，無國籍人士哥哥阿邦（吳慷仁飾）和弟弟阿迪（陳澤耀飾）相依度日的故事。因缺少公民身份，兩兄弟的生活處處受限，且隨時可能會被逮捕。這一些在富都長大的青年面臨什麼問題？《轉角國際》專欄作者李政豪和巫文滔將以此分別介紹富都社區的歷史變遷，以及當地無國籍人士、移工等邊緣社羣的處境。
文／李政豪、巫文滔
▌上篇：《富都青年》的富都在哪裡？馬來西亞「半山芭」的新舊變遷》
▌上篇：《富都青年》的富都在哪裡？馬來西亞「半山芭」的新舊變遷》
馬來亞獨立前，在吉隆坡的華裔先輩以半山芭（Pudu，或稱富都）爲家園。隨着時間流逝，第二、第三代子孫遷出，留下了這片曾經繁榮的土地。正如電影《富都青年》所描繪的那樣，半山芭如今成了移工、無國籍者、難民等社會邊緣社羣的首遷居住地。
電影中，無國籍者阿邦在半山芭的巴剎以其廉價勞動力，換取微薄薪資。電影反映了現實世界：非法移工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往往多選擇在就業機會相對高、房租低廉、且不需提供任何勞工證件的巴剎（類似臺灣的傳統市場）工作。筆者之一的文滔曾在傳統巴剎工作，深知日薪制在此地是一種常態。這意味着移工若次日未能上班，他們將無法賺取生活所需。這是一份毫無保障的工作，且僱主也無需擔心勞工是否能到達工作崗位，因爲龐大的外籍勞工市場隨時有人可以取代他們的位置。
但基本上阿邦並無法自由選擇工作。馬來西亞《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1959/63）並未區分難民、尋求庇護者、無相關證件、無國籍者，而是一律將他們歸類爲非法移民。根據統計，馬來西亞截至 2022 年約有 220 萬名合法移工，非官方統計無證移工人數介於 120 萬至 350 萬；而截至 2023 年 8 月，當地估計約有 18 萬難民或尋求庇護者，其中絕大多數（87%）來自緬甸，包括羅興亞、欽族及其他族羣。關於無國籍人士的人數，西馬估計目前約有 1 萬人，然而因統計受到疫情以及人力有限所影響，實際人數可能會更多。
這一些社羣沒有其他選擇，如果在工作上面對不公不義或剝削時，往往會因爲自己的身份而難以據理力爭。因此，這也是爲何阿邦阿迪如此渴望身份證的原因，因爲有了身份證不僅可以合法工作，更意味着改變命運的機會。
而半山芭之外，士拉央（Selayang）也有相似的問題。位於吉隆坡北部的 20 公里的士拉央，其多棟建築也成了難民的棲身之地，原因之一是該區的市場比半山芭菜市場規模更大。川流不息、24小時全天候的供貨模式，使得士拉央成爲馬來西亞最大的批發市場，吸引了大量廉價勞工，例如羅興亞難民。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馬來西亞官方就曾派駐警隊禁止這些難民進入市場消費或工作。
非法移工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往往多選擇在就業機會相對高、房租低廉、且不需提供任何勞工證件的巴剎（類似臺灣的傳統市場）工作。圖爲在東馬沙巴的一間魚市。 圖／美聯社
▌警察盤查與社會目光的「雙重針對」？
在電影畫面中，觀衆可以看到移民局數次對阿邦和阿迪的組屋進行突擊檢查，要求居民出門罰站，一一覈對是否擁有準證、報生紙、身分證等合法居民證明，這種情形宛如「人間牢獄」。爲了避免被逮捕，無證的移工和無國籍者如阿邦不是立刻逃離現場，就是被迫繳納「咖啡錢」（賄款）以求逃脫。
突擊之地不一定是組屋或公寓而已，包括日常繁忙地點也會有警察檢查。警察的檢查並非全然不合理，但或許基於對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外籍移工似乎特別容易成爲被盤查與針對的對象。筆者政豪在高中時期，在某一個大白天被警察路檢。猶然記得前面當時排隊的是一輛計程車，裡面坐着四位南亞外籍人士。當他們發現路檢時，車上似乎出現一陣騷動，其中一名在副駕位置上的人呈現雙手合十的姿態。在爭執約兩分鐘後，計程車便轉向往另一邊離去。
儘管難以確認這四位南亞外籍人士的身份，但筆者政豪觀察，當地警察雖然會盤查外籍人士，但更容易針對看起來像「外籍移工」的人，即刻板印像中皮膚相較黝黑的人士。相反地，歐美人士卻較少面對類似狀況。膚色之外，服裝風格有時也會成爲被針對的因素。筆者的男性友人皮膚黝黑，喜歡穿黑色T袖和破洞牛仔褲。幾年前他很喜歡在唐人街如茨廠街和半山芭逛街，然後晚上就到半山芭的輕快鐵站（Pudu LRT Station）上車返家。然而，或許因爲服裝風格與移工朋友們相似，他時常在前往輕快鐵的路上被警察攔下盤查，最終他選擇繞路回家避免盤查。
社會上對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也反映在選舉之上。
馬來西亞民間曾流傳一種陰謀論，即威權時期下的時任國陣政府爲增加選票，在選舉前大量引進移工並派發身份證，讓這些「幽靈選民」在關鍵選區投票支持執政黨，並且在投票結束後，大量逮捕並且遣返他們，這也成爲政治題材電影《Rise: Ini Kalilah》的情節。在 2013 年 5 月 5 日大選前夕，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當地民衆自發組織「捉鬼大隊」，來「檢舉」疑似冒充本地選民的外籍人士。當時一位由華人家庭領養的印籍青年，因身份證上是華人名字，而被在野黨支持者與候選人舉報。在澄清這場烏龍後，國會議員當時也出面道歉。
圖爲 2017 年 7 月，馬來西亞移民局官員在森美蘭郊區的一個建築工地外逮捕非法移民。 圖／美聯社
圖爲 2022 年，吉隆坡當地一處建築工人宿舍的景象。 圖／路透社
另外，在電影裡，阿邦阿迪的跨性別保姆 Money 姐也抱怨警察的盤查行動，指出：「政府需要的時候就把他們（移工）帶進來，不需要的時候就逮捕他們。」可能觀衆對此會好奇，爲什麼政府的行爲十分矛盾，還是 Money 姐對馬來西亞官方政策有什麼誤解呢？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馬來西亞在3D（Dirty，Dangerous and Difficult，意即骯髒、危險跟困難）領域的工作嚴重缺工，但一般行政程序又要或是半年以上的時間。筆者政豪曾跟馬來西亞都會區的國會議員交流，他們的選區都有非法移工違規就業的問題，而且他們也知道這些移工的居住區域在哪裡。
議員們的推測是：爲了迅速解決缺工問題，政府可能爲了迴應選擇跳過繁瑣的行政程序，閉一隻眼放行某一些仲中介公司大量引進移工。但這延伸出來的問題是，仲介公司可能並沒有幫這些外籍人士申請合法證件，或者移工已經被送到馬來西亞工作，但是證件卻還卡在行政流程中，導致移工陷入非法工作且隨時會被逮捕的風險，反而成爲政策下的受害者。Money 姐感嘆的或許就是政府政策前後不一，造成部分移工成日擔驚受怕。
接受訪問的工頭林先生經常處理移工的簽證和工作證，他指出疫情前非法移工數量不少，過去被取締的非法移工可能在移民局官員的引導下，暗地裡以賄賂達成協議，從而延長他們的簽證或工作證。但林先生透露，近年來政府的移工申請程序變得相對透明，有效減少非法移工的數量，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在 2020 年也開始執行「重置非法移工再就業計劃」（外勞漂白計劃），旨在將當地的非法外國勞工正規化爲合法外國勞工。從 202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6 月，約有 71 萬非法移工申請該計劃，其中有 29 萬人申請回國，而試圖合法化的非法移工約 41 萬人，其中 33 萬人通過審覈。
Money 姐也抱怨警察的盤查行動，指出：「政府需要的時候就把他們（移工）帶進來，不需要的時候就逮捕他們。」 圖／《富都青年》劇照
▌結語：活在平行時空的馬來西亞人
城市裡的邊緣羣體時常被忽視。《富都青年》裡所刻畫的阿邦和阿迪，透過呈現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力感與限制，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與同理他們，走進他們的世界。
與筆者文滔同齡的王小姐，在馬來西亞申請身份證之路上步履蹣跚。由於父母離異被送養，再加上領養家庭對法律流程的無知，以及出生證明上父母的資訊未被更改，導致王小姐多次申請身分證均告失敗，最終成爲一名無國籍者，剝奪了她與同齡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申請一張身分證有多難？光是過程中的漫長等待已足夠煎熬。今年 7 月份，一位馬來西亞父親成功爲 10 歲兒子爭取到公民權，其申請過程長達九年，期間還曾被無良仲介欺騙，種種難題突顯了無國籍人士的困境。這應成爲我們深思的起點：爲何無國籍者和移工在馬來西亞生活如此艱難？正如阿邦在電影裡所描述的：
「你們都過得很好，我也想和你們一樣，但我沒辦法。」
透過《富都青年》，我們期盼未來社會對邊緣弱勢社羣有更多的同理與更完善的保障，讓每一個人都能享有應得的尊嚴和權利。
圖爲 2009 年吉隆坡的拘留中心。 圖／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