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死亡-陳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魯迅紀念館講了一回大先生。要說的話，都說窮了。今天是海嬰先生的公子周令飛拉我再講一回，不敢推卻。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週年，我就想一個題目，叫做“魯迅與死亡”。

這是個黑暗的話題。我們紀念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可以取這樣黑暗的話題麼？我想來想去，在中國，沒有人像他那樣公佈內心的黑暗，而且最擅於書寫一團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說出的意思假如不得體，還請大家，尤其請海嬰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難做人、做人難：除了血緣，魯迅幾乎不是你們的家人，他的聲譽，還有一代一代像我這樣的外人，永遠拿“魯迅”這個名字打攪你們全家。我這裡忽然想到海嬰先生書中提到的一件舊事，說是當年國難當頭，有人責難周作人先生爲什麼不肯離開北京，他說，我要撫養一家人，並指着老太太說：“這是魯迅的母親呀！”聽那說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親。

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讀了，卻發笑，而且認真想了想：我倒是願意揣想海嬰的叔叔並沒惡意：當人家以“國事”威脅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魯迅的母親”——與國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麼重要，重要得已經在中國成爲一個大符號，而撫養這符號的母親，的確可以是他辯稱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與海嬰父子交談，又聽了令飛的講演，這才清楚周家後人幾十年來的難處——魯迅的骨血，親子孫，如今對魯迅的後事沒有一點過問的權力，魯迅真的不再是周家人，一談魯迅，等於談國事，海嬰的父親，令飛的祖父，早就被霸佔，被百分之百地“國有化”了。

扯遠了。請海嬰父子原諒。現在我來說我的話題：“魯迅與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國事，是我們都要遭遇的事。

（一）

魯迅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死》。過了一個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這篇質樸的隨筆擱在今古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學中，也是絕品，而其中遺囑的最後兩句，真不愧爲堂堂魯迅，拿去和世界上種種著名的墓誌銘與臨終之言比比看，可謂獨領風騷。這兩句話，我們早知道的，就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我的問題是：我們果然知道魯迅先生什麼意思？爲什麼說這兩句話麼？當然，要是拿意識形態去解釋，拿魯迅的時代去核對，拿世俗的道德觀去譴責，幾句話就可以解釋——同時消解——這兩句話。我現在不想、也不能來給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這遺言要是給但丁讀到，伏爾泰讀到，拜倫讀到，尼采讀到，裴多菲讀到，薩特讀到，甚至給主張寬恕而終於離家出走的托爾斯泰讀到，都會拿魯迅沒辦法；我們的曹孟德、李太白、蘇軾、李贄之流要是讀到了，也會無可奈何，擊節讚賞。總之，但凡果真看破人類，看透死亡的人，都會拿這兩句話沒辦法。爲什麼呢？這是不該追究、不容辯說、不可就事論事的話。我知道，這兩句話是許多討厭的“好人”們討厭魯迅、非難魯迅的證據和話柄——爲什麼不寬容呀，爲什麼主張怨恨呀，爲什麼心胸狹窄，不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聽到這類意思，心裡就想：你們去怨恨去。

因爲這兩句話，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懷疑論者的老前輩，那位法國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兩句和魯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卻可以彼此映照的話——“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 這是魯迅遺囑中另一段話。而正宗歐洲人蒙田先生臨終，到底屈服了他所懷疑的宗教，請來教士，做彌撒，還留下兩句可敬可憐的老實話：

我的腦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蓋不聽話啊。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將近三百年前的歐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國人；一個說：“我的膝蓋不聽話”，一個說：“我一個都不寬恕”，這不是很有意思嗎？只是蒙田這話是在他死牀上說的呢，還是像魯迅那樣事先寫好在那裡，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讀到魯迅這兩句話，他的腦袋會怎樣想。

在魯迅虛構的小說中，許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則寫到許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說，世上太多了，中國當代新文學的時髦之一，就是動轍將主角置於死地。可是談論死亡，則在現代中國，我不知道還有誰寫得比魯迅先生更好看、更雋永、更耐讀——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類，而一旦寫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盡俗套：或嬌飾，或誇張，或濫情，極容易流入淺薄，以至輕佻。誠然，寫他人的死，容易感動自己，甚而爲他人所感動，其實就文章論，再是難寫不過，因爲心態畢露，更因爲追記死者，是對於寫作的嚴厲的考驗。你與死者怎樣情深誼長，你怎樣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會漏自己的底——小範圍看，譬如我們文藝圈內幾十年來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幾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讀不下去，讀下去，也不能怎樣感動，頂多是得知一點死者不死便難以知道的故實，與死者，與文章的美，並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經典，不去說了。近百年來凡哀悼與紀念的篇章，具有文學的大價值，值得一再一再傳誦者，我願武斷地說，幾乎全在魯迅名下——莫非這是魯迅的命？

我平日閒讀魯迅的文章，不免發現應時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憊、略顯潦草的篇幅，可是寫到死亡，魯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見筆力，大顯骨子，這不單是說人格的力量，更是駕馭文學的力量。我每讀他的哀悼文章，欣賞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剋制、他的質樸、他的語氣的“平”——《紀念劉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給我們的意識形態濫用至今，單就文章論，卻是一路寫着，激昂上去了，平下來，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來。到了紀念柔石他們，語調蒼老，無以復加。聽說柔石身中十彈，魯迅只用了四個字：“原來如此”。而明明是在紀念，卻說是“爲了忘卻”，以文筆論，何其高明，以身世論，卻是平白的老實話——我這裡也來補一句實話：近時讀到一種史料，方纔知道柔石他們是究竟怎樣被告密而喪命的，一讀之下，我立即想到魯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會說不出話。

（二）

但我今天要說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說的，實在是魯迅與死亡的關係。魯迅的角角落落，七十年來被幾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約都講過、講完了，我不曉得這個題目是否有人早就說起過，如果有，便算我無知——直白地講，這題目，就是魯迅的生前與身後，許多位與他親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於非命，死得好慘，用文雅的說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擬定一份魯迅身邊的死亡名單，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確，敬請專家指正：

魯迅的父親（不到40歲，死於病）

範愛農（30多歲，死於溺水）

陶元慶（30歲上下，死於急病）

陳師曾（41歲，死於急病）

劉和珍（20歲出頭，死於鎮壓）

韋素園（30多歲，死於肺癆）

肖紅（30多歲，死於肺癆）

柔石（30歲，死於死刑）

瞿秋白（38歲，死於死刑）

楊杏佛（50歲上下，死於謀殺）

郁達夫（50歲上下，死於謀殺）

許壽裳（65歲，死於謀殺）

陳儀（60歲上下，死於死刑）

鄭振鐸（不到60歲，死於空難）

周作人（80多歲，死於迫害）

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魯迅的命？是誰在算這命？如果說太迷信，我們或者可以改稱爲無情的象徵，那麼，環繞魯迅周圍的死亡象徵什麼？爲什麼是象徵？

我沒有答案。以我對歷史的茫然無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歷史人物，有幾位的命運，是會使他周圍的若干人，或者因爲他，或者不因爲他，而死於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M，還有畢加索。大家知道，M的親屬，六位死於革命，包括長子，後來，還應該加上他的夫人。畢加索，則死前說過一句大不詳的話，他說：“我的死將如海難，周圍的小船爲之沉沒。”結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殺，一位兒子以車禍自殺，第四位情人死於瘋人院，最後一位夫人在畢加索大型回顧展開幕前夜，舉槍自殺。

我們考察亂世，或者相信傳統所謂“命兇”之類迷信，便發現總有一些倒黴的人，不斷承受親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畫友持續爲父母與三個兄弟辦喪事，直到他孤零零一個人活。不用說，在戰爭年代，在某種職業如軍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頻頻承受他人與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黃埔軍人，親身參加抗戰與內戰，目擊太多死亡，從不談起戰爭；我在紐約認識一位猶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幾十位親人，全部死於納粹集中營——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類似的個案多不多？倘若在亂世，是否也能找出幾位有過類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懷疑今天所講，能不能成爲一個話題？

現成的答案不能說服我。譬如當時的統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慘遭殺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魯迅與他周圍的死者，並直覺其中還有未被說出的真實——或“非真實”——我讀書太少，非要申說追究，我們需要統計與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許不少人周圍都有一份死亡名單吧？譬如，將範圍縮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沒有類似的例？就我所知，陳獨秀的兩位公子死於死刑，郭沫若的長子文革中被迫跳樓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適之、劉半農、林語堂、錢玄同、馬幼魚、沈兼士、孫伏園、徐志摹、謝冰心、陳西瀅……在這長串名單中，我很想知道，他們中有沒有哪位像魯迅先生那樣，持續得知同學、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現在我們來詳細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說死因：15人中，魯迅的父親、陶元慶、陳師曾、韋素園、蕭紅這五位，因病夭折，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見。其餘十位，則個個屬於非正常死亡：

範愛農的溺死，據魯迅揣測，是自殺。劉和珍，典型的死於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槍斃，其死罪，當時屬於“謀亂”，正面的說法是光榮就義，中性的說法，是死於政治鬥爭。

另三位死於謀殺：揚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說了，郁達夫的死也著名，不說了；少被說起的是許壽裳老先生，他於1946年赴臺灣大學任教，因計劃寫作魯迅傳，爲當局所忌，於1948年遭遇暗殺。我在紐約讀到一份相關資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殺者砍破頭顱。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與魯迅有直接牽連者。

陳儀則身爲國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臺灣省省長，直接負責二二八鎮壓，後調任浙江省省長，1949年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信心，意圖勸湯恩伯轉變，事泄，以謀反罪被槍斃。山東畫報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專文述及，並附死刑照片，只見陳儀身體胖大，西裝革履，若無其事，沒有捆綁或手銬，相關記述中也說他臨刑鎮定，被特許獨自清理文件，交代後事。

最後兩位，鄭振鐸遭遇空難，亦屬死於非命，周作人的死，則應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壽則多辱”，被H衛兵折磨而死。

再說這些死者與魯迅的關係：

15位死者中，兩位是魯迅的血親，即父親與二弟。童年喪父對魯迅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喪父或喪母，或喪雙親。手邊沒有資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適、高爾基、托爾斯泰、海明威，羅蘭•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魯迅當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WG的發生，必有大感慨。

範愛農，魯迅早年的同學與摯友，魯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詩。以我的偏見，《範愛農》一文，妙不可言，純就文學價值論，尤甚於他紀念劉和珍與柔石的文字。

陳師曾，畫家，陳寅恪的哥哥，與魯迅是留日同學，回國後同在教育部任職。魯迅一生多有畫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陳師曾，日後出版《北平箋譜》，還寫到陳師曾對於美術的貢獻。陳是齊白石最早的識賞者，將他的畫攜去日本展覽銷售，被齊白石視爲恩人。

陶元慶，魯迅小說集的封面設計者，魯迅最爲傳神的兩件肖像，我以爲一是司徒喬先生畫的遺像，一幅，便是陶元慶的木炭筆肖像。陶君死後，魯迅自出三百大洋爲之購置墳墓，情誼非同一般。

劉和珍的死，因魯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慘案的其他亡靈顯得次要——這是文學的詭譎，也是死者與生者的關係的詭譎，下面還會說到。不過近年有文論說劉和珍是魯迅的暗戀者，我以爲是好事之論，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魯迅痛悼的理由。

韋素園、蕭紅是魯迅著名的忘年交。對前者的死，魯迅紀念專文中出現少見的哀惋。後者的死，魯迅不知道，以他晚歲與二蕭近於親暱的交往，可知對蕭紅的識賞與歡喜。

柔石與瞿秋白之死於魯迅刺激之深，不必說了。歷來，魯迅與瞿秋白關係被塗了太濃的革命油漆，瞿秋白臨刑前的《多餘的話》，纔是他，也是共產運動史真正重要的文獻。在另一面，則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畢竟有限，與魯迅不配的，而魯迅寂寞，要朋友。這兩位江南人半夜談革命，和當時職業革命家是兩類人格、兩種談法、兩個層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們究竟談了什麼，又是怎樣談——我所注意的是，魯迅與他這位“知己者”都不曾夢到身後雙雙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圍，並雙雙擁有闊氣的墳墓，一在南，一在北，結果八寶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間被砸毀——兩座墓的命運，也可窺見兩位“知己”的真關係。

楊杏佛的死不見於魯迅專文，或者如他所說，平輩死亡總不如晚輩的死那麼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殺徑赴悼唁的細節，反倒比楊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於魯迅生前。以下幾位，則死在魯迅身後，爲什麼也要說呢？因爲他們與魯迅生前的關係，以及在魯迅死後的結局，同樣構成環繞魯迅的死亡圖景。

郁達夫，是“創造社”中唯一一位與魯迅熟膩無間，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於外國侵略者之手，結局之兇，猶甚於魯迅生前所目擊的朋友的死亡。

許壽裳與魯迅的終生情誼，超越老同學關係。在古代，是要樹碑立傳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傳。魯迅死，多少人以守護魯迅爲終生職志，忠厚耿介如許壽裳，是唯一爲此喪命的人。

鄭振鐸與魯迅的友誼比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於空難，畢竟可惜。

值得一說的是陳儀。假如我沒記錯，他是魯迅留日同學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最高者。魯迅與他什麼關係呢？在日本，許壽裳、陳儀兩兄弟是和魯迅極要好的同學。魯迅晚年生氣時，常會說：“我去找陳儀當營混子去！”若交誼不深，他斷然不會講這種話。魯迅通信集不見兩人的書信，以陳儀準國民黨官方身份而不見於魯迅研究資料，並不奇怪。如有學者熟悉此人，我極願請教，有他在，魯迅交友錄才能比較地非政治化，對於認識民國年間人物關係的真相，多有助益。

這15位死者，除了至親，分別是魯迅的老友、摯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鎮壓，被槍斃，被謀殺的暴死者，竟多達7位，這種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經歷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創痛。而魯迅朋友死於死刑的人數其實還可加上4位：譬如與魯迅緣分較淺、同柔石一起遇害的殷夫、馮鏗，譬如他從未謀面，卻將死牢裡寫成的遺作輾轉託付給魯迅的方誌敏。論到五四戰友，我們不該忘記死於絞刑的李大釗。

最後，催促魯迅寫小說最“着力”而晚景淒涼、貧病而死的陳獨秀，生前也和魯迅有過超越友誼之上的歷史關係。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結論是什麼？沒有結論。我不做魯迅研究，只是喜歡說起他。去年我說“他好看、他好玩”，雖是恭恭敬敬心裡話，畢竟語出偏鋒，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調子忽然暗下來，什麼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那麼，魯迅的命題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從以上這份死亡名單和魯迅先生關於死亡的態度，我們來看看他的死亡觀。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價值或意義，早有教科書不容質疑的定論在。我討厭一切定論，我歡喜的是魯迅這個人。我常想，我們活在教科書中活得太久了，而魯迅先生死在教科書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總是被我們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與教科書分離，討還我作爲讀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將這私人性還給魯迅，使他如任何單一的生命那樣，無辜一些。

什麼叫做無辜？我願想象魯迅在某一個下午忽然聞知又一位良友的死：這便是一個人格外無辜的一刻。魯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沒有理由像專事死亡事業的人那樣，隨時準備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兇險，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順序中，並不事先知道誰會死，怎樣死法，誰是下一位。今天海嬰先生健在，他當年便是一位小小的無辜者：從他出生到七歲，他完全不知道樓下父親房間裡傳來什麼凶信：他兩歲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槍斃；他五歲那年，瞿秋白在樓下廂房裡躲藏過，不久也給拉出去槍斃；許壽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結果腦袋給砍得裂開來……。

這是上海弄堂裡的一份人家：魯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爲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論，那也是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相對穩定的十年，但其間是魯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難。這些周家的家事，後來都成爲著名的歷史，但我們要分清楚：教科書不等於歷史。

沒有人能夠還原歷史，但我要自己閱讀它：以下陳述與教科書多有重合，我來一路試着分分開。

譬如，爲什麼這些鬼魂與魯迅老是有關係？依照教科書的解釋，是他活在危險的年代。是的，魯迅時代的世道兇險，今日青年極難想象，而那時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擾動國家，以至文人的危險，猶甚於今天的武人。而教科書不會說：危險與危險者從來是雙向的：魯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軍閥、國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別視爲危險。當時與魯迅往來如瞿秋白、柔石、陳庚、馮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話，不存貶義，便是標準的亡命之徒。

所以魯迅自己就是個危險者。教科書告訴我們：魯迅生前長期被國民政府列爲通緝犯，被各種思想與勢力視爲危險。但教科書訓條從來是單向的，大家不要忘記：直到今天，魯迅仍然是個危險的人物。我們只要看看追隨魯迅的青年：胡風、馮雪峰、蕭軍、川島、聶甘弩……雖然沒有被槍殺，但個個恨恨而死，不得好活，只是魯迅要能活轉來寫寫他們，他必須爲學生們的這種活法與死因，尋找別的說法。

這些魯迅後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說的意思仍然不是這些。

魯迅的早歲、中年與晚期，分別歷經清政府、軍閥執政府與國民政府。實在說，他不是這三路政權的天敵：他是晚清官費的海歸派，是民國初年的教育部官員，後來走開單幹，靠近左翼，一如胡適的歸屬右翼；魯迅的書被國民黨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胡適的書被新中國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不論怎麼說，這兩位五四人物終究不過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從最高道德看，則魯迅之爲魯迅，乃因他天生是個異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異端。異端，是順逆兩面、左右兩派，甚至在自己的陣營中都不討好的人。史料證明：魯迅與左翼，胡適與右翼，均持續發生深刻的矛盾。而魯迅較之於胡適，尤爲異端。

異端是什麼？不是唱反調、不是出偏鋒，不是走極端，要我說，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魯迅的不苟同，是不管舊朝新政、左右中間，他都有不同的說法和立場，而教科書單撿他左傾的言論；魯迅的大慈悲，說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殺人，而教科書單說他死難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魯迅對歷屆政權從希冀、失望而絕望，從歡欣、參與而背棄，就爲他異端。而魯迅的大誠懇，是他能超越不苟同與大慈悲，時常成爲他自己的異端。

我們看見，在政權與死者兩面，魯迅一則咒罵，一則哀鳴，一面叫囂復仇，一面又洞見虛空，他所驚怵者，不是屠殺，而是死亡。爲什麼呢？因爲他所見證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權更替，個個成爲準烈士，但他發現死神並不區分不同時期、不同政權、不同原因的屠殺。我們若是細讀魯迅談及的死亡——從秋瑾、鄒容到徐錫磷，從劉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責、熱諷，以至無詞。他痛惜人命無價，看破赴死不值；他從不書寫就義的光榮，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說過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話：“肩起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裡去！”文句是漂亮極了，可是說這話時，柔石他們都還小，結果長大了，半夜拉出去給槍斃。

魯迅害怕嗎？非常害怕，又非常不害怕——教科書一再標榜魯迅大無畏，可魯迅分明沒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樣，殊死抗爭，而是一再公佈自己的驚駭與恐懼：早在軍閥時期，他就竭力呼籲不要請願，不要去送死；廣州清黨時，他驚呼一輩子沒見這麼殺人，自稱“嚇得說不出話”；白色恐怖時，則每遇凶兆就逃亡。這是魯迅怯懦麼？當然不是。魯迅的大無畏——我要說，同時也是他的大無辜——是他越過時局，繞過時政，直接追問面無表情的死神。

什麼是死神？死神就是消失、烏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講是非，不問對錯，不是閻羅王，不是上帝，不是命運，也不是哲學，死神，可能是這一切的總和，也是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說，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屍——羅蘭•巴特有一次講演完畢，一位學生輕蔑地質問他：“死亡被你說得那麼單調？！”巴特的講演說些什麼，我不得知，但我從晚期的魯迅那裡得知，他看破種種死亡的辯護，試圖擺脫死亡被賦予的一切詩意。

死，革命的說法是“犧牲”、是應該，所以標榜死亡，指爲“獻身”，以之宣傳；死，統治的說法是“平亂”，也是應該，所以爲殺戮正名，或苦於隱瞞。魯迅是這兩種死亡觀的大異端——他疾惡如仇，而心腸太軟，他顧惜人命，所以避兇求生。他向兩邊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辯，也不肯爲死者化妝。在略微平靜的時刻，他常以歷史的體貼，指着統治方，給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評析他們致命的誤會：在他晚期的《虐殺》、《隔膜》與《買‘小學大全’記》等雜文中，他細數歷史具體而微的禍端、言之有理的殺戮，給古往今來種種死亡的名目與鬼魂賦予近乎滑稽的悲慘，甚於悲慘的滑稽——這是魯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淺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

歷來的統治者，從未失敗。

魯迅喜歡宣稱失敗。除了早歲剪去辮子的大快樂，我不記得他曾欣然寫到過勝利的嚮往與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卻從來不肯錯過：書寫死亡，說穿了，正是魯迅的靈感與快感。從中國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羣，我們很難找出一位作家像魯迅那樣，一再一再爲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魯迅自己知道嗎：那是他的美學。

我酷愛魯迅的美學，可是這直書死亡的美學教會我：美學不是現實——我總想悄悄詰問魯迅：他的時代的現實，果真這麼糟糕、黑暗，除了血腥還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後，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時代麼？

七十年過去了，來回看看，我們理應成熟而同意道：沒有一個時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歷來的政權誇示太平，並誇張敵黨的危險——魯迅也可能涉嫌誇張了。以他罕見的資質：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學的敏感，魯迅一路搜尋並言說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們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夠給出的答案中——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還是歷史的——我仍然不能確定：究竟是魯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這許多血腥的命題？還是千百年來運行不息的血腥命題忽然遭遇了他？

這是彼此選擇、彼此凝視、彼此周旋的關係：在魯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學的痛點，美學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則既有這麼一位敢於觸問天機，貿然與死神對帳的人，那就持續襲擊這個異端，奪取他周圍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給他靈感，看他怎樣。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誇張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終其生，魯迅反反覆覆糾纏於死刑之念——青年時代遭遇秋瑾與徐錫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課；目擊死刑的圍觀，棄醫從文，又是死刑的一課。當晚期魯迅的青年朋友接連死於死刑，死刑，早就是魯迅欣然囑目的圖景。

而魯迅書寫死亡的風格，一開始便即毒辣而透闢，筆法簡駭，不動聲色，決不爲死者說句軟話，彷彿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魯迅筆下不過是一枚人血饅頭；阿Q死到臨頭，魯迅引我們笑他畫不像死刑籤紙上的圓圈；眉間尺的復仇過程也可算是死刑的執行，寫人頭砍落，惜墨如金，連文字都飛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鍋裡三顆腦袋的追逐廝殺，寫來神采飛揚——他自己說“故事新編”多是遊戲之作，並非謙抑，因“遊戲”一詞未見得貶義，而他深味筆墨的快感，只不便明說而已。

魯迅研究者應該搜索魯迅雜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詞語及意像：殺頭、剝皮、斬決、嫋首、示衆、萬人爭睹，麻木的圍觀……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處於前現代文明，有如扮相濃重的古裝劇，聳動視聽。我可恨讀書太少，法國大革命時期斷頭臺天天忙碌，文學家怎樣看？怎麼寫？與魯迅關於死刑的言說相比附，將會有怎樣的異同與啓示？而魯迅要是讀到福柯同志關於刑罰的史學，將有怎樣的迴應？

當早年的死刑記憶蒐羅殆盡，魯迅經常借取報端新聞中關於酷刑與死刑的報道，“立此存照”，發爲文章，評述的語氣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產黨員的遇難——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樣用詞嚴冷，不動聲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憑藉間接的消息，魯迅靠得是想象與內心的劇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並超乎想象——當砍頭進化到槍決，個別判罪擴大爲公開的鎮壓，而遊街示衆改爲秘密處死，魯迅從橫遭暴死的學生、朋友和知己那裡，始得領教什麼叫做死神。

這時，魯迅發現小說已不能承受死亡，從此開始直接書寫有名有姓的死。他以死訊的刺激換取書寫的快感，又以這快感，卸脫死訊的創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調侃中，死刑之念也給他引來輕微的興奮，在一封閒談的信中他勸對方不要在意某本書無法出版，他寫道，這總要比“子彈穿過腦袋”好得多了。而以調皮的口氣講述殘酷，從來是魯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認遊街示衆、嫋首圍觀，並非如他早歲蓄意攻擊的那般殘酷。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見，他發現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論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無名與“寂寞”。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悶在心裡，不敢說，不敢寫，更不敢發表。未被書寫的死亡豈不等於白死麼？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能進入文學——魯迅與死亡的真關係，追究下去，其實是死亡與文學的關係。

文學能夠承載多少死亡？不入文學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說不過來，近世，隨舉二例：我的祖父在國民黨軍中曾有一支湖南友軍在解放前夕因叛變事敗，數百人就地解決，連夜活埋；沈從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時親眼目擊五千名湘軍被疑爲叛亂，集體處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種角度描述少年時代目擊殺人，好比家常便飯……這些事告訴魯迅，他會驚駭麼？

可能會，可能不會。魯迅飽讀古籍，是從歷史中刻意解讀死亡的人。他的解讀總歸同時兼有兩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驚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選擇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條性命！他人激憤慷慨，他卻慘笑，彷彿說：從來如此，我早就告訴你們——我因此總想對魯迅說：除了不死的文學價值，他的亡友們恐怕並不像他高貴優美的悼念那樣，果真被賦予難以磨滅、難以逓奪的意義，他們只是有幸認識魯迅。歷來的烈士與冤鬼，何止千萬，僅這幾位，一死之後，有魯迅給他們寫寫文章，留在紙面上。在紀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魯迅寫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他說對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說錯了，因爲被不斷說起的其實是他的文章與文筆，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種可見的價值，即換取魯迅的文章。

魯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寫文章這回事。到了筆寫，已是末路，這是他常說的話。他又以“墳”命名他的書，對自己的文章既顧惜，又達觀，與他對死的認知，如出一轍，因他洞見文章與性命同樣，終不免一死。他寫道：

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壠中，無非埋着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爲煙塵，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寫下這些時，魯迅想必得意，得意於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換取的這些文章，又換取了什麼？

斯賓格勒曾經說：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學會將俄羅斯引向過去，引向東正教；托爾斯泰的文學導致革命，與社會主義。假如我們同意這樣的意思，那麼回看中國，譬如，胡適的主張可能引向至今未見端倪的民主，魯迅的文學則天然地襄助革命。爲什麼呢？前面說了：革命頌揚“犧牲”。近世中國，有誰比魯迅呈現過更爲精彩的死亡文獻？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當然地，在他身後，他的文章乃成爲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禮，他的姓名，乃成爲革命的人質與祭品。

有幸而不幸，魯迅與托爾斯泰均死在本國革命的勝利之前。這兩位異端都應了魯迅說過的話：“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此後的俄國，誰再敢寫信勸皇帝：“你悔改吧”；此後的中國，誰還能出面津津樂道談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後，便要說到魯迅自己的死。

（五）

魯迅之死，因爲病，也因爲難以企及的任性。他長期沉溺於毀損健康的作息，拒絕休息，不肯療養。他不是尋常意義的利他主義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確曾試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與人父，同時存心熬乾性命，朝死路走。晚期，關於他的亡友，還有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話已說盡，於是便有那篇關於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這樣的就算是死下去麼？”他說“我也不知道。”

語氣平靜，彷彿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跡象種種簡直索性是將自己弄到死：他顯然願意死於成熟透頂的絕望，死於大膽的自棄。

魯迅死了。我們沒有理由爲他傷感。論死因，那是當時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論壽命，雖不長，不能算是夭折；論迷信，隕歿過程不及兩天，痛苦有限，誠屬善終，是民間輿論的“好死”；論家族，則周家七十年來子翤興旺，兒孫滿堂，所以論“命”，魯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犧牲者及他身後幾代文人的各種死法，簡直天差地別。

魯迅的葬禮，雖非國葬，猶勝於國葬，此後三易其墓，世紀以來中國文人的葬禮與光榮，無人望其項背。七十年來，魯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話題，但魯迅配得上當年的葬禮與哀榮——近來我翻閱孔另鏡的女公子編寫的圖文集《痛別魯迅》，才知道當天擡送遺體下樓的是租界殯葬館的外國人，才知道十幾位扶棺的文學青年當時事後，爭執不休……我凝視這個人的葬禮，又想到死神與他的關係。

死神寬待魯迅，給他好好的死，也總算送走了中國地面上這位糾纏死亡的人。死神瞭解魯迅，一如魯迅瞭解死神。但人間瞭解魯迅麼？覆蓋魯迅遺體的大旗幟寫着“民族魂”，真是大誤會、大諷刺。單說死亡命題，這個民族喜歡思考、談論嗎？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說——魯迅是這民族的大異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魯迅知道身後將迎來大諷刺，所以他決絕——“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這是他遺囑中最先想到的話。他是“魯迅”呀——此刻，我又想到當年周作人的話——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紀念？魯迅偏這樣說，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偉大的“嗔”。在與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說他與世人世事的種種不和解。“由他們怨恨去吧，我一個都不寬恕”，看來在死牀上一路想想，他最後念及的還是他厭惡的人。

那是廣義的厭惡，廣義的決絕，是對人世無話可說的愛。在我讀過的臨終之言中，格外心儀西班牙導演布努艾爾的話，大意是說：死便罷了，但最好每年讓他從墳墓裡溜出來，買幾份報紙帶回去，看看人類在他不在的時候又幹了些什麼卑鄙愚蠢的事。說了這話，布努艾爾還沒忘帶一句，說他痛恨報紙與媒體。

少年時讀戈寶權編譯的《普希金文集》，說到詩人死前過着近於自暴自棄的宮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讀者愛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殯的日子，人們從四面八方涌過來，守候他的靈柩——七十年前，魯迅叨唸那些怨恨他的人，扔下幾句話，“一瞑之後”，成千上萬的人圍攏來，給他鞠躬，與他永別。葬禮的回憶錄寫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歲，一瘸一瘸走到魯迅遺體前，站着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魯迅呢？此後新中國茫茫人海中，這孩子在哪裡？

冷看死者身後的人間相，魯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論；而揣度自己死後的情狀，魯迅卻也究竟說過軟話的，然而還是他一貫的頑皮相。在《阿金》這篇短文中，他忽兒筆鋒一轉，談到他死後：

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得起同鄉會。

夾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孃姨的詞語中，這是順口一句玩笑話，然而有深意——國民黨檢查機關特意刪去這段話，因政權最怕的是聚衆——那麼，我所謂的“深意”是指什麼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鄉會。七十年來，我們開了多少大大小小魯迅紀念會與研討會——劉和珍在哪裡？柔石在哪裡？瞿秋白在哪裡？他們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魯迅的文章，如今誰還認真說起這些被子彈穿過腦袋的人。

這篇講演已經太長了。我們開這些會，紀念魯迅的什麼呢？去年在魯迅紀念館講，我只怕老先生從隔壁故居走過來；在今天的會場，在空中，魯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們，當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當我說魯迅“好看、好玩”，會不會涉嫌誇張？此刻艱難地陳述他與死亡的關係，是不是亦屬強詞奪理？

最後，仿照魯迅的說法：我謹“發願”——將死亡還給死亡，將魯迅還給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