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夷以制夷 恐養虎爲患

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晚期的朝臣與國是爭議（聯經出版）

大致上聯蒙派的發起是當宋金因歲幣問題而引起戰爭的時候，他們是想運用中國傳統對外「聯夷以制夷」的政策，來達到疑敵紓憂的目的。反對聯蒙的人，固然贊成對金作戰，總認爲聯夷以制夷僅能紓一時的禍患。然而將來對待新興的鄰邦，必不如舊鄰來得駕輕就熟，如此一來，豈不應驗了「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的古訓嗎？北宋在運用聯夷以制夷的政策時，既曾遭到重大的挫敗，所謂「殷鑑不遠」，避免重蹈宣和海上之盟的覆轍，正是他們反對和蒙古聯合的理由。

從當時宋蒙雙方關係的發展來看，這二種議論的產生和當時形勢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同時掌握着晚宋政治實權的史彌遠的態度也和宋朝外交政策的變化息息相關：早期史彌遠還是按客觀形勢的發展來決定與運用所有外交政策，並不是受這二派中的任何一派的影響和支配。等到因理宗即位所引發宋朝臣間的黨爭以後，他的態度改變了，宋朝的外交也走向聯蒙的途徑上。

蒙古的鐵騎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所至披靡，可是在南進時卻遭到女真人頑強而持久的抗拒。後來成吉思汗爲了專心西征，把對付金朝的軍事交付給開國功臣之一的木華黎，蒙金之間幾乎進入休戰時期。木華黎爲了加速金的滅亡，減少後顧之憂，曾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年）間遣使通宋，試圖進行通好及試探夾攻的可能性，但沒有結果。接着又於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派遣葛不罕到宋議和。等到宋金戰事轉激烈，宋廷乃於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遣苟夢玉出使蒙古，做一般性的友好報聘，成吉思汗差派噶哈送苟夢玉回國。於是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宋又派苟夢玉到蒙古報謝，蒙古也於嘉定十七年派使送苟夢玉返宋，同時建議聯合滅金。然而這時宋金間的戰爭狀態暫止，宋朝臣或以爲蒙使情僞不明，聯蒙會有交遠疑近之害，主張拒蒙使。緊接着金宋蒙相繼易主，雙方的關係遂沒有進一步的進展。

另一方面，金末山東忠義軍的叛服不常，也曾引起宋蒙間的誤會；爲了解決這件事，蒙古曾於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派葛不罕與宋議和，這次遣使除了議和之外，可能還談到夾攻的事，或許由於宋朝對夾攻的態度不太熱烈，所以雙方協議不成。到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因爲山東忠義軍石珪一股投降蒙古的關係，引起宋廷對蒙古的重視，就責由專門處理忠義軍的淮東制閫派趙珙經河北、山東到蒙古軍前議事。接着魏了翁再建議由賈涉派使諭韃使，所交涉的可能都是山東忠義軍的問題。

等到蒙古太宗窩闊臺繼位後，爲了繼承成吉思汗南進的遺志，便在即位後第二年，集議伐金，同時派遣李邦瑞使宋。蒙宋雖然議和，但這時金哀宗即位，一方面停止對宋的仇視，一方面組織忠孝軍，精選勤練，裝備優良，尤其倚靠潼關與黃河的天險，使蒙古軍毫無進展，於是蒙古太宗在三年（即宋紹定四年），檢討伐金軍事，最後議分三道，大舉伐金，以竟全功。並開始遣使向宋假道，緊接着宋又倡議聯蒙滅金了。

這時候的史彌遠，表面上看既不與金交戰，也沒有與金議和；實際上，自從擁立理宗，弒濟王以後，史彌遠與清議派間水火不相容。清議雖主張與金一戰，卻也反對聯蒙；史彌遠爲對抗清議，乃利用程珌以前所獻的策略，積極鼓勵他親信的邊臣和蒙古通好，早期淮東制閫賈涉曾派趙珙使蒙古，四川制閫桂如淵的允許蒙古假道，以及京湖制閫史嵩之的聯蒙古滅金，無疑的都受他的影響。然而正因爲利用程珌聽任邊臣自行結蒙或豪傑的策略，因此當蒙古假道四川的時候，一方面有桂如淵的允許，也有張宣在青野原殺蒙古使臣，後來給蒙宋之間產生許多爭端。（三之二：摘自《和戰、邊防與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