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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方專欄 | 我們以爲奇葩的鄰居，卻在這樣教育他們的下一代

前兩週，圍繞藍方老師和兆凡老師在東南亞的旅居經歷，C計劃開展了一場主創對談直播。直播中藍方老師談到了在菲律賓遊學的故事，從項目式學習到底層批判性思維的培養。

這段經歷與C計劃的創立也有緊密的關係，很多粉絲們非常感興趣。

今天爲大家分享藍方老師的一篇舊文，更全面地講述菲律賓是如何做公民教育的，相信大家會有所收穫。

本文原寫於2015年底，刊於財新《中國改革》2015年12月號。

作者：藍方

C計劃聯合創始人，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和法國巴黎政治大學，曾任《財經》雜誌、財新傳媒公共政策資深記者。

/ 點擊觀看視頻對話 /

“公民教育到底該教些什麼？”

當我一次次向菲律賓的中學社科老師提出這個問題時，對方總能毫不遲疑地給出一個近似完美的標準答案。

“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提升對公共問題的關切”“積極的公民參與”“愛國精神”“公益意識”……

這樣的關鍵詞，在我們的對話中反反覆覆出現。通常困擾他們的，只是究竟該怎麼做。

這也是我一直困惑的問題。無論在哪個國家的語境下，公民教育總是期望培養年輕一代諸多重要的品質：個體責任與公共參與的意識，獨立且批判的思考能力，寬容與協作精神，等等。而這些品質，都不是依靠課堂上的宣教或儀式性的活動就能培養而成。

抱着要看看其他國家的公民教育到底怎麼做的想法，我在這個夏天申請了菲律賓一家專注公民教育的NGO的訪學機會。

師友們聽說我要去菲律賓時，都很詫異。無論是南海不斷的糾紛爭端，時不時的華人華僑綁架案，或是失敗的香港遊客營救行動，這個與中國關係極差的鄰居從來都以負面形象出現於主流媒體中。此外更有舉世聞名的政治腐敗、選票買賣、分肥撥款，極低的政府效率、居高不下的貧困率和糟糕的基礎建設，這些都讓菲律賓成爲脆弱民主國家的典型。

但我所好奇的，正是在這樣的國家裡，公民社會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去促成社會的轉型和成熟。

接待我的機構叫做“菲律賓公民教育與民主中心”（PCCED, Philippin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and Democracy），2004年由多位具有政治學和歷史學背景的公共知識分子建立。在他們看來，只有公民有效的、實質性的參與，纔有真正自由式的憲政民主。而公民參與，不僅需要參與的意願，更需要參與的能力和相應的知識。無論能力、知識還是意願，都不是天然習得，而需長期的教育和訓練。公民教育，就是一種民主教育。以此爲着眼點，才能真正提升民主質量。

在PCCED訪學的三個月裡，讓我頗有感概的，不僅是人們對於民主價值的確信，更是爲了改變自己的社羣和社會所具有的熱忱和責任感。PCCED在公民教育領域耕耘十年，開發出一系列教程與項目，其經驗對中國現實亦有啓發。

/和中學老師們的座談會/

培養“好”公民

毫無疑問，公民教育的直接目標，就是培養好的公民。

好的公民究竟該是什麼樣？

PCCED在項目設計之初，便明確提出了三個維度的指標：知識，技能，習慣。

一個合格的“好”公民，自然應對社羣和國家的歷史有所瞭解，具有基本的政治常識，瞭解公共政策的運作肌理。

技能維度，包含多個層面，如分析研究能力、衝突管理能力、協作協商能力、公共表達能力、政策倡導能力，等等。

所謂習慣，則更加抽象。自律，尊重法治和規則，批判性思考，願意傾聽和妥協，注重禮節與修養，均包括在內。

若以此爲標準，菲律賓國民的公民素養恰恰展現出令人困惑的複雜模樣。

經歷了漫長的西班牙和美國殖民統治，菲律賓常常被視作亞洲的拉美國家。他們複製西方政治制度，貼近歐美流行文化，同時又固守亞洲傳統的家族倫理，強調和諧互惠，尊重服從權威，等級觀念與面子文化盛行。

一方面，自由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宗教社羣凝聚力強大，12年義務教育廣泛普及，社區層面的自組織以及相應的自治、互助活動衆多，公民社會異常活躍。

另一方面，公共價值和規則意識又嚴重缺失。在這三個月裡，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摩托三輪車司機，都喜歡給我講一系列“菲律賓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搞民主”的案例。例如人們習慣在公共場合肆意吵鬧，在公共區域隨意傾倒垃圾，又例如在世界最擁堵的城市馬尼拉，所有的車都在不停的變道搶道。

當然，最典型的案例還是不負責任的選舉。基層選舉選票買賣盛行，誰給錢多就選誰。

“學生們都特別期待自己有投票權的那一天。”薄荷島的一位農村老師跟我說，有投票權，就有了一份真金白銀的收入，“什麼政績能力，施政綱領，長遠利益，都不在考慮範圍。”

“菲律賓人超級喜歡選舉。”亞太大學一位政治經濟學學者告訴我，對於菲律賓人而言，選舉就是一場盛大的節日，自八十年代以來，地區和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一直維持在80%左右。選舉人之間極少就政經社會議題進行實質性的辯論。絕大多數的選舉活動，就是請歌手名人站臺演出以籠絡人氣。在這個酷愛歌舞、浪漫主義盛行的國度，選舉、政治娛樂化似乎是理所當然。候選人們甚至需要以各種戲劇化的情節設定去吸引選民的目光。例如即將到來的2016年總統大選，目前呼聲最甚的候選人Grace Poe，年紀最輕，資歷最淺，明顯缺乏執政治國經驗。但她是一個棄嬰，被知名演員夫婦收養，父親競選總統未遂，她才從美國回國繼承遺願繼續征戰——僅僅是這樣一個生世故事，就足以爲她贏得充足的選票。

在菲律賓當地的學者和媒體眼中，正是這些短視、自利、缺乏理性思考的選民，一次又一次地將那些電影演員、主持人、拳擊手、名人遺孀、民粹主義者選上執政議政舞臺。而在家庭主義、互惠傳統的影響下，這些人理所當然地任人唯親，建立起以親屬關係爲基礎的利益集團，利用權勢進行利益輸送，政府內部腐敗橫行；但他們又因此獲得更大的資本去買賣選票、賄賂選民，操控媒體以打造輿論形象。

當地社會對選舉弊端不乏反思與分析。第一層討論是貧困。就人的需求層次來看，民主參與、公共表達都是更高層次的需求，對於那些掙扎於溫飽線之上的貧民而言，買賣選票的短期利益當前，自然顧及不了長遠。而娛樂化的政治也同肥皂劇般，成爲最受貧民歡迎的精神鴉片。

另一層分析，則側重於文化。關於亞洲價值的討論在菲律賓從未間斷，近年來更隨着“中國模式”在學界走紅而越發激烈：菲律賓民主的混亂現狀是否正好說明了發展中的亞洲國家不適合民主制度？“我們的問題就是自由太多了”“菲律賓人就該被管起來”，類似的表述在我與當地人的交流中並不陌生。一個出租車司機甚至跟我說，“我情願犧牲我的一些權利，如果這個政府真的有能力讓我的生活更富裕。”

在創建PCCED的學者們的眼中，對於經歷過馬科斯獨裁統治的菲律賓而言，威權體制絕非備選項。當一國國民缺乏理性選擇的公民素養，出路並非找人替民做主，而是提升公民自我做主的能力。

他們決定創立PCCED之時，2004年大選在即。民間大量有識之士選擇以選民教育爲突破口，期望促成一場更負責任的選舉。“但選舉式民主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一切都始於選舉、終於選舉。”PCCED執行經理Reynald Trillana解釋，創始人們因此形成共識：選民教育必須擴展至公民教育，從選舉前的公民素質培養，到選舉後的公民參與監督，這一過程必然漫長，卻是社會轉型、民主升級的必須。

/初中生製作的“公民計劃”資料冊，關於社區溝渠被堵塞/

基於實踐的”公民計劃“

那麼問題來了：公民教育，到底應該怎麼教？

PCCED在創始之初，接觸到一套叫做“公民計劃”（Project Citizen）的教程。該教程由美國NGO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開發，其基本邏輯就是“做中學”：鼓勵高中生進行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倡導，以解決社區內的實際問題。

/NYT/

此套教程一出，風靡美國各州。不僅在公立中學和大學校園裡推行，也被諸多青少年機構和NGO推崇。“公民計劃”很快走出國門，被60多個國家的教育機構選用。UNDP更將其評爲“有效增進青少年政治參與的模範項目之一”。

PCCED的幾位創始人在參加了公民教育中心舉辦的“公民計劃”工作坊後，迅速將其本土化。幾經磨合調整，菲律賓版的“公民計劃”已非常成熟。

整套教程，分十二堂課進行：

前兩堂課側重於知識傳授。第一堂課是基本政治常識，讓學生們瞭解民主、共和、憲政等概念，總統制、分權制的基本原則。第二堂課，則要講清楚公民社會、私營部門與政府之間的角色分工，同時引入公共政策的概念：不同的利益主體，究竟通過什麼樣的程序來制定、實施公共政策，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

兩堂稍顯無聊的理論課後，便是最受學生們歡迎的環節。第三堂課，學生們通過一系列的頭腦風暴，討論識別自己所在社區或社羣存在的問題。這事實上就是提升公民問題意識的練習。孩子們聯繫自己的生活經驗，或讀報、或採訪自己的父母、鄰居等，來形成自己的觀點。經常被這些高中生們所討論的問題，有的基於社區——如摩托三輪司機亂收費，攤販佔道經營，生活垃圾無人回收；有的基於社羣——如校園欺凌，逃學問題，網絡成癮；2013年海燕風災後，這兩年還有更多有關減災備災的議題出現在學生們的問題單上，例如社區缺乏緊急避險場所，排洪排污渠常年被堵塞，等等。

學生們列出長長的問題單後，要在第四堂課上進行民主協商討論，選擇一個題目作爲小組的研究課題。在這堂課上，老師們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向孩子們傳遞一個概念：多數決並不等於共識。共識需要被所有人接受，而非簡單地強迫少數人接受多數人的觀點。這意味着，在協商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參與者要學會傾聽不同意見，學會妥協，在分歧中尋求最大公約數。

確定了研究課題後，接下來的三堂課便是具體的研究了。第五堂課關於信息蒐集，學生們自我組織分工，有的負責去圖書館或上網查資料，有的負責採訪相關利益人，有的還要向政府申請信息公開。第六堂課是對學生邏輯思考和獨立研究能力的進一步挑戰，他們需要把蒐集到的信息進行整合，分析問題成因，批判性地反思現行政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第七堂課上，他們根據此前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政策解決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提出解決方案後，第八步——學生們還要拿出一套行動策略——如何讓決策者接受自己的方案，也就是所謂的政策倡導策略。學生們需要識別利益方，判斷他們的立場，分析政策制定的過程，明確自己在各個環節的行動方案。

接下來，老師和學校要爲孩子們創造一個儘可能逼真的政策倡導情景。學生們首先利用第九堂課將前一階段的研究“可視化”，製作成展示板；接着第十堂課，便是一個模擬公共聽證會。如果研究的是校園問題，老師們要組織學校領導、家長教師委員會等機構成員來“聽證”；若是社區問題，則要儘量邀請基層官員和社區公民組織參加。

考慮到並非所有學校都有條件給孩子們創造這樣的機會，PCCED還會定期組織區域性和全國性的“公民計劃”展示比賽，提高老師和孩子們的積極性。

聽證結束，課程仍然繼續。最後兩堂課，便是對整個活動過程的回顧。對照“好”公民的三個維度，學生們自我總結此間的收穫；進而又從自身的經驗抽離開，理解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理性、充分的參與究竟有多重要。

過去十年裡，PCCED與地方教育部門合作，通過培訓中學老師的方式，鼓勵老師們回到學校帶着學生們開展“公民計劃”，每年都有數千學生參與其中。

2009年，爲評估項目效果，PCCED做了三套定量分析，對比測評“公民計劃”參與者和非參與者對公共常識的認知程度、公共參與的能力和意願。無論是哪個指標，“公民計劃”的參與者都顯著高於未參與者。其中，又以公共參與意願的改變最爲明顯。

在訪談中，學生們關於“公民計劃”的反饋也很有意思。一個初中生說，通過“公民計劃”，他發現“我們不應該坐等政府來解決問題”，“個人、NGO和政府應該各司其責、配合合作，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另一個小朋友說，他發現觀點的力量太強大，尤其是在討論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天都要辯論吵架，但也因此他學會了如何傾聽別人的意見，怎麼爲達成一致而妥協。還有一個高中生說，“公民計劃”改變了他的很多想法，“原來普通人也有改變世界的能量”。

/正在做“公民計劃”展示的初中學生/

將公民教育融入課堂

不過，“公民計劃”在推廣的過程中也面臨着明顯的障礙，那便是時間不足。

儘管PCCED的合作伙伴是地方教育部門和公立學校，但“公民計劃”畢竟不是正式課程，只能以課外活動的形式存在。相比東亞國家，菲律賓學生的應試壓力雖然小很多，但隨着近年來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教育作爲階層流動的主要渠道，分數的重要性也在被不斷強化。不斷壓縮的課餘時間裡，學生有大量活動需要參與，“公民計劃”能分得的時間僅是一小部分。更有些尷尬的是，因爲“公民計劃”推出了展示比賽，很多學校乾脆只從全校選拔最優秀的15個學生組隊參賽，學生受益面反而因此大大縮小。

解決時間問題的第一個方案，是一個叫做“民主訓練營”（Democracy Camp）的新項目。訓練營利用假期的時間，將學生領袖集中在一起進行爲期一週的高強度訓練。其內容非常豐富，既包括以民主、治理、公民文化等爲主題的講座，也有關於演講、辯論、倡導、衝突管理、團隊建設等技能的培訓。不過，組織一次活動費時費力，關鍵更在於贊助資金能否到位。PCCED上一次舉行訓練營的活動，已經是兩年前。另一個持續性更強的方案，則是將公民教育融入到正式的課程中去。

在菲律賓的上一套中學課標中，社會科目下就包括公民課，同時還有專門的“公民與文化”“價值觀教育”這樣的科目。

而後在阿羅約任期內，基礎教育課標（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被引入。在這套課標中，與社科教育相關的科目絕對數量減少。從7年級到10年級，學生每年只有一門社會課，每週三小時，分別是菲律賓歷史，亞洲歷史，世界歷史和經濟學。公民課不再是專門的科目。而社會課也非大學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作爲“副科”，其地位不斷下降。更爲學者批判的是，中學課堂上強調教師權威、強調分數，忽略對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培養。

PCCED的“公民教育培訓”（CETS，Civic Education Training Seminar）項目便針對此而開發。CETS的培訓講義，就是配套主流社會課教材的“教師指導”，如何將課標之外、一些與公民教育相關的理念融入到常規課程中去，以及如何改變教學方法，給學生更多的獨立思考和參與的空間。

例如，9年級學生的經濟學課，主流教材都以講授基本的經濟學常識爲主。CETS要求老師們在相應的課程部分，引入公共利益、可持續發展、包容性增長、理財、企業家精神、消費者責任等概念。又例如世界歷史，CETS提出老師們應給學生們講一個民主的發展故事。這要求老師們能明確地爲學生們勾勒出三次民主浪潮的框架，引導學生們分析比較不同政治制度的優劣，理性看待當前一系列威權國家的崛起。在亞洲歷史課中，亞洲價值與現代民主觀念的衝突和融合、如何理解和應對亞洲國家公民文化的缺失，都是CETS希望老師們能與學生深入討論的話題。

此外，每次培訓中也有一個環節專門關於教學手法，激勵老師們實現“有效教學”，如怎樣將課本上的概念與學生的生活實際相連接，如何利用課外研究提升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又如何使用“小組教學”的手法，提高課堂參與度，等等。

CETS已經成爲PCCED的常規項目，深受老師們歡迎。在PCCED剛結束的一輪秋假培訓中，最新的評估結果顯示，老師們對於公民教育的認可度、在日常教學中融入公民教育、鼓勵學生公共參與的意願等都有明顯提升。

當前，菲律賓正在進行新一輪的課標調整。自明年四月，10年級的學生將學習一門全新的課程：當代問題研究。這門新的科目，課標已出，但教材仍在開發中。課程涉獵的話題非常有意思，如氣候變化、政治朝代、同性婚姻、生殖健康法（包括生育控制、墮胎等頗有爭議的話題），等等。這門課程的引入，自然被視作開展公民教育的良好契機。

但PCCED對此仍有擔憂。Reynald Trillana對我說，“對這些爭議性很強的話題，老師會不會將課堂變成宣講灌輸他自己的理念，甚至是他的宗教觀念的場所？”老師們對於這門全新的科目也深感焦慮：“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卻要在課堂上講授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我完全不同意教科書裡提出的觀點時，我該怎麼辦？保持沉默？向學生表達我的反對？那是不是又說我在影響學生的獨立判斷？”

如何迴應老師們的這些疑問，繼續針對性地爲他們提供從教學內容到教學方法上的支持，正是PCCED當下的研究重點。

/老師們接受 CETS培訓/

參與式公衆教育

除了面向青少年的活動，公民教育另一個重要維度，則是針對成人的公衆教育。相比前者，後者往往難度更大，也更易流於形式。

而在菲律賓，開展公衆教育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那便是他們異常活躍的公民社會和極高的社區參與度。菲律賓大約有50萬左右的非政府組織，其人均非政府組織數量乃居亞洲首位。大多數普通公民都會有一兩個社團歸屬身份，無論是宗教社團、行業工會，還是社區裡的志願者組織。但讓學界憂心的另一面，則是這些組織普遍規模較小，政策倡導能力和影響力都不強。

這也成爲PCCED開展公衆教育的着眼點。利用這些小型的、社區化的NGO所形成的網絡，組織動員普通公衆參與公共事務，通過系統性的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參與能力和影響力。

PCCED在這方面開發的最重要的項目，就是參與式預算。

所謂參與式預算，是一種民衆直接參與決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預算或公共資源的機制和過程。公民就預算優先項、資金分配方案進行討論、投票，並持續監督評估資金的使用情況。作爲一種擴大公民權、促進公共參與、提升政府透明度的手段，參與式預算自上世紀80年代從拉美國家起步，全球範圍內現已有超過1500個城市加以實踐。

在菲律賓，1991年的“地方政府法案”提出，公民社團可以列席地方發展委員會（local development council），以參與市一級的預算制訂。但事實上，這一條文並未產生太大的實際影響。根據美國國際發展署的評估，公民社會參與預算規劃的情況並不理想，地方NGO對政府運作機制並不熟悉，也不太清楚如何在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倡導、爭取自己社羣的利益。有些地方政府只是象徵性的邀請NGO列席，但無實質性的討論，也從未考慮他們提出的建議。

PCCED爲NGO提供的一系列培訓便針對此展開。在與市級政府建立合作關係後（菲律賓的行政層級較中國少一級，從上到下分別是中央、省、市和社區），PCCED以社區爲單位，首先邀請社區內的各種社團組織，參與第一次的說明會議。

這次會議，主要任務就是向這些公民社會的領袖們介紹究竟什麼是參與式預算。參會者同時還要參加一堂關於信息傳播的工作坊，制訂一套信息傳播方案。參與者回到自己所在的社羣，便要按照這套方案，將參與式預算的知識傳播出去，並動員社羣成員參加接下來的全體居民大會。

在全體居民大會上，PCCED將再次向公衆介紹參與式預算的相關理念知識。更重要的活動，則是由居民們選舉產生民間的“參與式預算委員會”。選出的成員，其實也基本上是各個社羣裡的活躍分子。但通過全民選舉的方式，又可進一步強化他們作爲公民社會代表、參與地方預算制訂的正當性。

接下來，就是對“參與式預算委員會”的集中培訓了。第一項任務，是學會制定社區發展計劃。委員們需要通過實地走訪、調查研究來明確社區的需求，提出相應的社區項目，併爲這些項目排出優先次序。

第二次工作坊，集中於具體的寫作技巧，如何按照相應的格式撰寫邏輯清晰、說服力強的項目書。

隨後，“參與式預算委員會”會將正式的項目書提交給地方政府的“參與式預算技術工作組”審查，一旦確認項目具有可行性，該項目將被提交給地方發展委員會審議。

各個社區提出的項目都非常接地氣。大部分都是小型基建項目，如修築防浪牆、修葺排水渠、修建沙灘公園、給小學買水泵；也有的涉及反貧困相關的能力建設，如建立幫助老年居民就業的雜貨店、爲社區婦女提供薑茶製作的技能培訓、幫助建立魚販協會，等等。這些項目中的絕大多數，都得到地方發展委員會的認可。即便當年未能實施，也被列入來年的預算項目中。

PCCED的培訓活動尚未因此結束。接下來的工作坊，是培訓“參與式預算委員會”的成員們如何進行項目的監督和評估。而後，委員會每月都要舉行一次項目評估的協調會議，直到項目完成，撰寫評估報告。待項目最終結束，PCCED將協助社區舉行最後一次全體居民大會，由“參與式預算委員會”委員向居民們做項目的總結報告。

從2010年開始，PCCED已在呂宋島最南端Sorsogon省的多個城市開展了PB培訓，項目卓有成效。社區問題得以解決，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參與能力得到實質性的提升。

/參與“公民計劃”的學生，與鎮長簽訂備忘協議/

全社會的持續動員

在社區層面，PCCED還有一個專業的法律培訓項目，針對社區裡專事糾紛調解的“和平委員會”，提高委員和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能。另一個正在開發中的“地方民主進程評估”（State of Local Democracy Assessment）項目，則參照國際組織IDEA（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提出的框架，動員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組織對地方治理現狀進行全方位測評，以提升公民的問題意識，定位地方治理短板。

這一系列項目，都在菲律賓境內多個島嶼上的不同城市同時進行。而PCCED本身，卻是一個非常小型的機構。在總部馬尼拉，全辦公室不過六個人；呂宋島南部的Sorsogon省，只有兩個工作人員；項目較爲集中的薄荷島，人數最多，有八個人，但一半都在災後重建的項目上——2013年薄荷島遭遇7.2級大地震後，PCCED也投入了相當資源在人道主義救援中。

如此少的人力，要撬動大範圍的項目實施，PCCED事實上起到的還是一個平臺作用。

在PCCED的治理結構中，董事會非常強勢。最初的創始人，基本都留在董事會中，並隨着機構影響力的不斷擴大，持續吸納學界、業界具有影響力的專業人士加入。董事會定期選舉受託委員會成員，任命機構執行經理。他們不僅就機構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決策，更要利用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爲PCCED對接更多的學術和政府資源。

在項目開發一端，PCCED的部分董事會親自參與到講義的編寫乃至具體的授課中。不過更多時候，都是由PCCED通過董事成員的專業網絡，對接學界資源，聘請講師團隊，研發新的課程。

在項目執行一端，PCCED在地方政府、公立學校和社區NGO中發掘任命地區協調員，與他們共享項目“所有權”，合作方則可分擔相當部分的活動組織工作。

因而，PCCED自己的工作人員，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項目管理、評估和協調中，得以在同一時間、不同地區推進多個項目。

此外，模塊化的管理模式，也是PCCED擴展影響力的關鍵。上文提到的項目，無論是“公民計劃”、“民主訓練營”、“公民教育培訓”或是參與式預算、“法治社區”，都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講義教材、講師團隊、實施和測評方案。在與項目資助方和執行合作方設計具體的方案時，PCCED便可向他們提供一份“項目菜單”，對方根據實際需要，將不同項目打包組合。例如，有的資助人側重於青少年教育，可以選擇“公民計劃”和“民主訓練營”配套進行；有的資助人致力於提升地方民主治理水平，便可以同時開展“參與式預算”和“地方民主進程評估”的活動。

和國內諸多進行能力建設的NGO一樣，PCCED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資金。不同於傳統慈善項目，能力建設和政策倡導都很難直接獲得公衆捐贈。PCCED的資金，一部分來自國內企業捐助，最主要的資源，還是申請國際援助資金。

就PCCED的項目來看，通常涉及青少年教育的活動，更容易得到本土捐贈。但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似，本土捐贈人的理念至多停留於此。促進地方治理、提高公共參與一類的項目，沒有直接的物質產出和明確的受益人，一般情況下，少有企業家願意進行這方面的捐贈。

幸運的是，菲律賓政府和社會對於西方援助資金並沒有意識形態上的芥蒂。當前，在新興民主國家、轉型國家，仍有大量發展援助資金涌入。其中，公民教育、選民教育、提升民主選舉程序、支持獨立媒體等方面的項目，仍然是這些援助資金的投入重點。在我訪學期間，美國國際發展署下的美菲基金剛剛下發第三輪資助通知，其中一大資助類別就是提升政府預算透明。類似PCCED這樣促進公共參與、能力建設的機構，都有機會獲得相當的資金支持。

讓我頗有感觸的，還有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信任。在我到薄荷島訪學期間，地方政府正舉行一年一度的公民組織“嘉年華”。由地方搭建平臺，爲島內各種NGO提供交流機會，提升它們的公衆可見度。

每年“嘉年華”開幕式上，省長還會與NGO代表就一些社會發展項目簽訂合作協議。而到市一級，幾乎每個政府網站上都詳細陳列着它們與NGO的合作項目。在社區民選官員的述職報告會中，也頻頻出現各類NGO的身影。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會參加NGO提供的包括性別、發展、扶貧、環境等議題的專業性培訓，並以此向轄區內的公衆展示，他們爲提升自身能力、更新理念所作出的努力。

儘管相較菲律賓的人口總量，PCCED能影響到的社羣，只是零星少數。然而，與他們的努力相同步的，是越來越開放的資訊，更加專業的媒體，和社會保持不斷互動的十三年義務教育體系。

“我肯定不能說我接受了PCCED的培訓、在課堂上向孩子們講了更多關於公民的東西后，就能馬上對這個國家產生什麼立竿見影的作用。”在一次和中學老師的訪談中，對方跟我說，“但是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種下了這個種子，就會在下一代人身上生根發芽。”

/帶着小孫子來參加社區法治培訓的村民/

藍方專欄 | 我們以爲奇葩的鄰居，卻在這樣教育他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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