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風 終於吹到了蔡先生

蔡元培題字 1920年3月14日，胡適與蔡元培、蔣夢麟（左一）、李大釗（右一）合影於北京西山 蔡元培題詩

日前，一名考生因與北京大學老校長、中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先生同名同姓，又以考研第一的成績被該校錄取引發網友關注與熱議。“嫡校長”“重生之我在北大當校長”，類似這樣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這一機緣巧合的事件，也引發了人們對那位治校期間大力倡舉“兼容幷包”精神，全力支持“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北大老校長的緬懷與追念。

衆口齊贊蔡先生

蔡元培在少年時期，已名動朝野，可謂“後生先覺”，曾被前清翰林、兩朝帝師翁同龢贊爲：“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一代狂士辜鴻銘也曾這樣評價：“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

辛亥革命後，中國結束帝制時代，迎來民主革命時代。此時，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傾力實現教育救國、振興中華的宏願。他曾任教育部長並執掌北大，文教界內外對其教育理念及爲人均極表欽佩。著名學者、執教清華的馮友蘭曾贊曰：“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他爲之解釋說：“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纔是君子”“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也曾這樣評價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在其逝世之後，1943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明確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蔡元培究竟何德何能，能當得起這麼多古今中外名流的一致讚佩，乃至社會各界的由衷讚譽呢？或者說，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有着怎樣的魅力與能量，始終能夠在一撥又一撥的革命者與執政者、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各類社會羣體之中獲得一致認同和肯定？答案當然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總而言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及其踐行原則的核心，乃是“國家主義”。

什麼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Statism/Nationalism)是近代興起的關於國家主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問題的一種政治學說。在本質上，國家主義就是一種研究治國之道和治國之術的政治哲學學說，其價值的歸依是國家，倡導所有國民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導引下，抑制和放棄私我，共同爲國家的獨立、主權、繁榮和強盛而努力。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他的政治理念及其踐行，並非從一開始就完全符合這樣的純學術定義——在救國與革命，在愛國與教育之間，他爲民族利益與國家命運來回奔走，以實際行動體證着國家主義的精神。在此，不妨以“三段論”的方式，截取其生涯片斷，窺探其理念變遷。

初舉教育爲救國

首先，蔡元培最初投身教育是爲了革命。作爲前清翰林，他曾親歷戊戌變法的興起與失敗。對康有爲、梁啓超被清廷通緝，蔡元培“甚爲憤懣”“遂於九月間攜眷回紹興”“雖有人說我是康黨，我也不與辯”；他“雖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趕熱鬧，未嘗一訪康氏”。對於變法維新之所以失敗，他頗有感悟，曾有感而發稱：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雲。

這一思想立場，與當時的嚴復、張元濟、張伯苓等人比較接近。這些憶述，均出自其1936年寫成的《自寫年譜》中，雖是晚年憶述，仍可感受其當年的激進訴求與迫切心情。

在蔡元培看來，救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辦教育。而這一觀念的形成，正起始於戊戌變法時期。他原本支持康有爲的變革理念，但不參加其組織的政治活動。因爲，他不相信這樣完全沒有根基、單靠皇帝發詔書、自上而下推行的變革，能獲得成功。中國這麼大，積弊這麼深，要想發展，必須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着手。

與此同時，清廷的腐敗與帝制的腐朽，也讓蔡元培將投身教育的目標，直接指向培養革命人才。他在上海辦愛國女學、愛國學社等，這些教育機構實際上都成爲革命據點。革命人士到上海，借學校爲招待與接洽機關；高級課程裡闡示革命意義；理化實驗裡專攻炸彈製造；高級生裡更有秘密加入同盟會者等等，這些教育手段與訴求，最終都爲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應當說，此時的蔡元培並沒有什麼爲大清帝國苟延殘喘去愚忠苦撐的“國家主義”，這一切所體現的，乃是爲革命理想中的推翻帝制、實現民主的共和國而艱苦奮鬥的“國家主義”。

再舉教育爲強國

待到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之後，腐朽無能的清王朝雖然被徹底推翻，可外有帝國主義列強覬覦侵略，內有各路軍閥爭權奪利，在這種情勢之下，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強國強種”主張以及“三民主義”思想，被蔡元培納入其教育理念之中；他強調“抱定宗旨”與“兼容幷包”的大學教育基本原則，正基於此。所謂“抱定宗旨”，即以“強國強種”爲根本目的，最終要通過教育實現民族自強、國家振興之目的；所謂“兼容幷包”，即古今中外、東洋西洋，但凡能夠對所抱定之宗旨有所助益的優秀思想、文化、學術等等，都應以包容吸納之心待之。

毋庸置疑，蔡元培對於現代中國的主要貢獻，集中體現在大學教育體制的創立與培育之上。說到“大學觀”，不能不提到他的名言：

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

這裡的“讀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書籍之義，而是指學習知識與鑽研學問。這句話，可以說是道出了蔡氏心目中，中國教育的根本訴求與集體願景所在。那麼，如何較爲充分地理解這句話？這是既反對學生迂腐守舊、閉門讀書，完全不關心政治時事；同時，也反對學生頭腦發熱、盲目干政，頻繁參與政治活動。

當年以北大愛國學生羣體爲中心，所爆發的“五四”運動，其核心訴求乃是反對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喪權辱國，本質上講的確是“愛國運動”。當時，執掌北大的蔡元培心中也非常理解學生的愛國熱忱，曾一度表示同情與支持，但終究不得不爲之引咎辭職，一方面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對當局鎮壓愛國運動的不滿，另一方面也間接表示出了對學生運動擴大化與極端化的不支持。

這一時期，蔡元培曾多次提及以“國家主義”爲前提的教育主張，他認爲“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爲救國運動而犧牲”。又稱“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

由此可見，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的人生軌跡，正在從最初的激進革命、締造共和的政治理想中，走向育才強國、爲國施教的“國家主義”上來了。

晚年學術爲報國

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已然辭職而去的蔡元培，仍爲北大師生熱烈擁戴，始終難以割捨其“北大情結”。據考，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爲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期近11年之久；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則爲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期則只有1年多一點的時間。蔡兩次出任北大校長期間，曾有七次請辭之舉，由於深受廣大學生教員的愛戴，屢辭屢挽，曾發生過多次北大師生的公開請願之“挽蔡”活動。

其中，1927年7月，張作霖進駐北京之後，曾取消北大稱號，改稱爲“京師大學校”，蔡元培的校長名義隨之也被取消。這是蔡氏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曆程的正式終結。“皇姑屯事件”之後，張作霖被日軍炸死，蔡氏又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長。不過，這一次蔡氏只是在“恢復北大”之際，應北大師生之力請，實在是盛情難卻，方纔同意出任並不在校履職的“遙領”校長，實際參與校務管理的乃是代理校長陳大齊等。

所謂“遙領”，即不參與北大具體管理工作，只是做“恢復北大”時期廣大師生的“精神領袖”而已。及至“東北易幟”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東北地區，北平的教育界也正在逐漸恢復重組，“恢復北大”工作也已漸入正軌。在這種情勢下，蔡氏遂於1930年9月13日正式向教育部當局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

之後一段時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組建中央研究院上。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開始專注於國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爲此又相繼辭去了其他一系列職務。從最初抱定“教育救國”宗旨，投身教育事業以來，蔡元培的“國家主義”逐漸清晰確切起來，不再將教育視作純粹的救國之道，也不再將教育視作純粹的革命工具，而更看重在國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框架內，實現以“教育強國”爲核心訴求的，良性的、可預期的、可持續的，人才培養與國家建設之間的傳導機制。同時，也因年歲漸長、精力有限，遂將“教育報國”的理念縮小范域、精簡目標，後又再次轉變爲“學術報國”的基本訴求。

救國·強國·報國

應當說，在近現代中國大學教育領域中，蔡元培既是開創型的先鋒與先驅，也是繼之而起的領袖人物。在中央研究院這樣的國內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創建與組織上，他也當之無愧的同時身兼先鋒與領袖角色。

然而，“學術報國”理想藍圖剛纔鋪就，“九·一八”事變一聲炮響，卻再次打亂了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國內知識精英羣體的夢想與計劃。危急時刻，仍然是在“國家主義”的理想與情懷驅使之下，當時已過花甲之年的蔡元培，在手中各項教育事務極其繁重的情況之下，身先士卒，拍案而起，積極主張抗日，擁護國共合作。1932年，他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愛國運動；曾致電營救楊開慧烈士，大力援救許德珩等愛國民主人士，設法營救丁玲、朱宜權等共產黨員。

蔡元培的這些晚年言論與行動，看似與教育事業已無太大關涉，但實際上卻仍是在“國家主義”理念前提之下的，與其教育宗旨相通的，從救國到強國，再從報國到救國的再一次循環往復之實踐。所有這些看似紛繁複雜，隨時勢時局不斷變遷着的個人言論及行動，支撐這一切的個人思想與理念，唯一不變的前提只有一個——那就是國家利益至上。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歲。周恩來曾寫輓聯雲：

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這樣的評價，可以視作無論黨派、無論立場的中國社會各界，對蔡氏一生品格與功績的“公論”。80餘年之後，回望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的一生軌跡，始於晚清變法維新時代的“教育救國”宏願，發展爲追尋民主共和時期的“教育強國”理念，再嬗變爲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學術報國”計劃；雖人生有涯、世事多變，但其諸般事功皆堪垂範的傳奇生涯，註定將成爲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不朽篇章。

文並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