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細靡遺 連搭軍機都勤奮圈點

1965年11月12日，國父百年紀念，蔣總統向羣衆歡呼。（本報資料照片）

傳記文學733期《對日宣戰後 蔣介石讀什麼書？》

自二○○七年胡佛研究所開放《蔣中正日記》以來，海內外學者已就日記內容發散出各種對於當時國際關係、國共內戰、國民黨內部政治勢力的研究，其他乃至於家事、感情世界、人際網絡之間的討論亦所在多有，惟對其閱讀書項、學思歷程之討論相對稀少，亦有對蔣介石是否真如他日記中所述讀了如此海量之書籍抱持懷疑的觀點。近年有兩位中國大陸學者王道鉉及王奇生，就日記內容整理了蔣介石的閱讀史，對於蔣日記中的中國古籍閱讀書目有較爲翔實的統計。此外尚有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黃克武，對蔣介石在調和清末傳統思想與日本武士道來建立「中國魂」的內在理路有精彩的分析、另在討論〈蔣介石與梁啓超〉一文中，提及了蔣氏曾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間密集、並有系統的閱讀明儒及宋元學案一事，並以此作爲蔣介石開始接觸梁啓超著作的引子。上述文章都以較爲客觀的角度檢視了蔣介石在大陸時期的閱讀史，並對蔣氏對其自我定位爲「中國文化繼承者」的身分給予了正面的歷史評價。

但誠如學者楊天石所說：「蔣介石並非甚麼都記，其所思、所行、所見、所聞，或記或不記，其所記，也並非都可靠，都正確，其中謬誤和反映蔣介石的個人偏見之處所在都有……必須廣泛收羅各種相關文獻加以考覈、參證、補充，纔有可能讀懂日記，進而讀懂蔣介石其人及其時代。」所以若有彼時蔣介石閱讀之書籍在手，便更有機會回到當時的脈絡去檢視日記的內容。而現今國史館藏有蔣介石秘書暨《蔣中正總統五記》撰稿人王宇高（伯墉）之《珠巖齋文集》底稿，其中收錄一九四二年撰〈蔣主席評點明儒學案書後〉一文，記錄蔣介石對於點評此部學案甚功，細至於起訖日期、時間無一不詳，在軍國大事愈急時治之愈勤，在視軍昆明、蘭州、西安，甚至遠至印度時亦無一或懸，於搭乘軍機途中仍然圈點勤奮，另在文末惋惜當時所讀之本已不知所藏何處。

幸運的是，筆者近日得償拜讀蔣介石當時所翻閱、親題之《明儒學案》影本，從筆跡、題記、眉批之日期、雜記內容、摘鈔語錄以及版本等，可判斷此套確爲一九四一年蔣總統隨身所攜之物，書上所佈滿用功之痕跡，見之如睹其人。本文擬就此套《明儒學案》上之親筆題記與《日記》相互對照，嘗試還原這部在一九四一年《蔣中正日記》中出現過三百二十九次的中國思想史鉅作，於那段抗日戰爭最艱困的時期，是如何伴隨蔣介石一起見證與度過。（四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