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崛起 參謀本部漸上軌道

中國對日抗戰總司令蔣介石（左）。（本報資料照片）

戰爭、制度與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言：現代高層參謀組織的建立，可追溯至19 世紀的普魯士（德國），其成功經驗爲列強所注意，各自仿照改革其本國軍制。參謀本部制度流傳全球，成爲現代統帥機構的核心，此一制度並傳至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複流轉至中國。中國於戰火中接受新思潮，中央統帥機構不僅被動接受西方及日本製度，配合自身歷史與政治情勢，亦主動攫取所需而不斷改造，經軍政、軍令合一，到軍令權獨立的參謀本部，歷經40年的發展，於清朝末年、北京政府、國民政府等階段，各有發展特徵。

參謀本部發展的核心問題，一爲橫向的擴大軍事核心，一爲縱向的軍令集權。清末載灃和民初袁世凱的軍事集權，都造成軍事核心縮小，軍令體系崩潰，最後喪失政權。接續北京政府的國民政府，也面臨同樣問題。蔣中正的方式是由小做起，先建立一個軍事核心，再於戰爭中擴大，統合各個軍系。

蔣本爲孫文廣州護法政權的一員參謀，護法政權的軍事組織延續清末以來的發展，屬日德式，孫文聯俄以後，聘請蘇聯軍事顧問，轉爲蘇聯式。其特色爲建立以黨領軍的軍事委員會，設置軍隊政治機構，並於各機構和部隊派任政工人員，參謀作業則差異不大，因爲蘇聯的參謀制度也是學自德國。蔣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藉蘇聯顧問尤其加倫之助，建立校軍的參謀組織，加深參謀技術的現代化，獲兩次東征勝利，奠定軍事地位。後來他掌控廣州政權，參謀組織擴大，於北伐期間分劃執掌，在廣州中央有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其下爲軍委會參謀廳，在野戰部隊有國民革命軍行營參謀長，領導行營參謀處。加倫仍以總顧問身分協助參謀作業。北伐中途蔣一度下野，復出後參謀組織改組，仍有兩套，在南京中央有國民革命軍參謀總長、參謀處長，在野戰部隊有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時國共已經決裂，蘇聯顧問撤離，加倫的功能由日本陸大畢業的中國參謀擔當，協助獲北伐最後勝利。

北伐一統全國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其全國參謀本部。國府曾受蘇聯很深的影響，建立軍事委員會及政工制度，以黨領軍，北伐後回到日德軍制。軍委會與日本大本營相近，而參謀本部仍爲法定國防用兵機構，蔣中正兼任參謀總長。蔣延續北伐時期，擁有兩套參謀組織，他以軍委會行使軍令權，負責剿共及處理地方軍系異動，參謀本部專責擬訂國防作戰計劃。兩套參謀組織相互流用，形成軍事參謀羣。他們是一批軍事菁英，多爲陸大畢業，相較中國約4億人口，且大學生人數很少，着實稀少而難得，尤其赴日本陸大留學者特別顯得珍貴。

擬訂對日國防作戰計劃是參謀本部主要工作。參謀本部人員與外籍顧問一同赴各要地考察，據以規劃要塞國防工事和開戰後的部署。日軍歷來對華作戰計劃，皆規劃速戰速決，以便騰出手面對蘇聯這個真正的強敵。在華北方面，日軍擬進攻平津，陸軍並與海軍協同，登陸山東半島、連雲港，佔領青島、濟南、海州等要地；華中方面，於長江下游登陸，佔領上海附近，並於杭州灣登陸；華南方面，佔領福州、廈門、汕頭等地。國府參謀本部準確判斷上述日軍可能動向，於國防作戰計劃加強各日軍進攻地點的部署，在國府重視的長江流域及沿海等國府中樞地帶，擬訂〈中部國軍作戰計劃〉等計劃。由於國府對華北掌控有限，而中央軍隨着共軍進入西南，獲四川廣大根據地，國軍高級將領曾討論開戰後放棄華北、於上海開戰、引敵南下至長江流域或轉變日軍作戰線。這些意見爲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所駁斥，他也重視長江流域及四川根據地，但極力反對開戰後放棄華北或沿海，以長篇幅的報告分析利弊。後來國軍的計劃，仍以華北爲主戰場，並更爲強調於此強硬抵抗，攻勢防禦，與敵決戰、會戰或陣地戰；沿江海如上海之日軍，擬主動肅清，先發制敵，戰事不利後再轉爲持久消耗，節節向內地轉進。由是國府有了一套戰爭劇本，對日作戰已非毫無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