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利率對銀行有何影響？
進入10月底，上市銀行三季報也迎來密集披露期，淨息差仍是市場最關注的財務指標之一。截至10月29日，已經披露數據的幾家銀行淨息差普遍還處於下行通道之中。
9月以來，央行宣佈並陸續落地一攬子寬鬆政策，市場在關注降準降息對宏觀經濟的刺激效果的同時，也開始擔憂降低政策利率對銀行造成的影響，尤其在持續下行的淨息差趨勢中，中小銀行的經營風險被格外關注。基於宏觀經濟形勢，當前市場上對進一步降息的預期並未明顯降溫。
在10月28日舉行的CF40宏觀政策季度報告發佈會上，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看來，降低政策利率如果快速且充分，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總體來看是有利的，對部分經營不穩健、競爭力弱的銀行來說，風險客觀存在，但不必爲此犧牲利率政策調整計劃。
他強調，相比政策利率調整，自發競爭力量對銀行的淨息差影響更爲突出，低利率環境下，非息收入佔比提升、信貸佔比下降是銀行業的趨勢。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凱則強調，結構性因素是低利率環境的必要和長期決定因素，低通脹是低利率環境的直接原因，克服低利率環境和銀行低息差，需要系統性地提高名義價格水平。
政策進度和力度成關鍵，銀行息差是顧慮嗎？
綜合各項宏觀經濟運行指標來看，當前國內物價水平依然偏低，新增就業面臨壓力，居民收入和企業盈利增長偏低。CF40《2024年第三季度宏觀政策報告》（下稱《報告》）指出，當前國內產出缺口仍然爲負，總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復甦的主要矛盾，政府廣義支出和房地產投資成爲總需求增長的主要拖累，信用收縮的趨勢依然明顯。
《報告》認爲，從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各部委最新表態、部署來看，新的逆週期政策“藥方”已經配齊，接下來進度和力度是關鍵。
張斌表示，當前各部門的相關政策組合與2015年的穩增長政策組合已十分相似，但包括房地產、地方平臺等在內，經濟環境已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其中，財政政策方面，廣義政府支出增速需要大於目標名義GDP增速，才能真正發揮逆週期作用；貨幣政策方面，還要加快政策利率（OMO）下行，大幅降低真實利率。此外，穩定房地產行業需要大幅改善房地產企業現金流，除了現有政策，仍需進一步提振新房市場，對部分房地產企業開展重組。
但從政策推進角度，通過降低政策利率提振總需求水平，仍面臨兩個顧慮：一是人民幣匯率和資本流動壓力，目前已有顯著緩解；二是銀行息差和金融穩定壓力，關注度仍在提升。
對此，《報告》專題部分提到，不論中央銀行是否調整政策利率，商業銀行盈利都會隨着經濟週期變化而變化。而如果沒有充分調整政策利率不能幫助經濟走出需求不足局面，商業銀行的息差和盈利仍將面臨嚴峻挑戰，反之商業銀行則會從中獲益。
郭凱也表示，銀行息差收窄的根本原因來自經濟層面而非政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應該過度顧及銀行息差壓力。“降低政策利率如果快速且充分，商業銀行短期內的金融資產估值效應會更加顯著，而息差收窄帶來的損失則是逐漸顯現，更有利於商業銀行。”張斌說。
《報告》認爲，中央銀行降低政策利率，一方面會不對稱地傳導向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進而帶來商業銀行貸款和存款間息差變化，影響到商業銀行盈利。但另一方面，降低政策利率還會帶來商業金融機構持有的金融資產估值提升，以及企業和居民信貸需求提升、不良率下降等，給商業銀行盈利帶來正面影響。
《報告》結合發達國家經驗指出，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降低沒有帶來商業銀行息差的收窄和盈利的惡化，銀行盈利會受益於總需求提升，隨經濟週期的變化而回升。
另從我國2015年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後的表現來看，儘管存貸款的政策指導利率沒有收窄，但是由於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下降幅度大於存款利率下降幅度，息差最終收窄60個基點，且不同類型銀行間差異較大。報告稱，這一趨勢與國際存在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爲我國商業銀行高度重視存款和貸款的規模擴張；另一方面是因爲商業銀行有大量付息成本很低的活期存款，降低政策利率以後存款利率整體降低幅度有限。
“商業銀行的淨息差與‘政策淨息差’變化方向相反，說明除了政策利率調整的影響，銀行業在市場上的自發競爭力量對淨息差有更突出的影響。”張斌表示，商業銀行通過主動調整其負債結構和資產結構，以及從更低利率環境下的金融資產估值提升等，部分對衝了息差收窄對銀行盈利的影響。如果降低利率過程中還能配合政府投資政策以及由此帶來的信貸需求提升，商業銀行的盈利會得到更進一步保障。
但發達國家經驗也表明，大幅降低政策利率的過程伴隨着銀行業的出清。在經濟下行週期和下調政策利率過程中，部分競爭力弱或者經營不穩健的商業銀行會受到更突出的影響，難免會有部分商業銀行難以爲繼。張斌認爲，貨幣當局需要關注其中的風險，但不必爲此犧牲利率政策調整。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二季度，商業銀行的淨息差爲1.54%，與一季度保持一致，處於歷史低位。其中，大型商業銀行淨息差爲1.46%，股份制商業銀行爲1.63%，城商行爲1.45%，民營銀行爲4.21%，農商行爲1.72%，外資銀行爲1.46%。另從上市銀行財報來看，個別銀行淨息差已經降至1.2%以下，三季度這一趨勢並未停止。
應對低息差需克服低通脹，“有力度的降息”仍有必要
總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持續的低通脹。今年三季度，CPI在經歷了7～8月的短暫上揚後，9月同比增速再度回落至0.4%，當月核心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同比增速降至0.1%，爲疫情以來最低。PPI環比增速已連續11個月下跌，9月爲-2.8%，較6月下降2個百分點。
《報告》指出，低通脹是經濟運行的結果，反映出國內持續存在比較明顯的總需求不足問題。郭凱從更長期的視角談到，結構性因素作爲引起低利率環境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是一個長期因素，疊加低通脹共同帶來了國內低利率的現狀。
他進一步表示，我國的中性利率即名義利率減去通脹率的水平在過去20年間一直處於下行趨勢，即從4%左右降到了去年的0，對應的是企業回報率下行、資本產出比上行等趨勢。在這背後的諸多影響因素中，過高的儲蓄率、人口結構變化、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升等是主要原因。
郭凱表示，在將國內自住房租金納入CPI測算後，我國自2021年以來的CPI下行趨勢會更爲明顯，而基於此測算出來的真實貸款利率，呈現着更爲明顯的上升趨勢。“我們名義利率其實已經被壓得很低了，但低通脹導致了實際利率還很高，所以名義利率還有繼續往下走的壓力。”他說。
“但利率下行或者低利率環境並不必然導致息差收窄，因爲理論上資產利率和負債利率是一個同步或者接近於同步下調的過程。但如果名義利率是有下限（未必是0）的，（存款）利率降無可降會讓息差壓力更爲明顯。”郭凱認爲，如果負債端利率下調空間有限，資產端利率下調更劇烈，會使得息差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如何應對這種趨勢？郭凱認爲，要克服低利率或低息差的環境，需要提高名義價格水平，需要“溫和通脹”。但在這個過程中，考慮到相關設置對制度安排的較高要求以及我國實際情況，相較於設置一個通脹目標值，設定名義GDP目標對我國央行來說或是更爲適用的宏觀調控模式。
“（名義GDP目標）包含了通脹目標和逆週期調節兩重含義。”郭凱認爲，在此目標下，同樣需要三方面的具體政策，即經濟意義上的積極財政政策、持續大幅度的降息、更強有力的房地產止跌措施。
在貨幣政策建議方面，前述《報告》也指出，我國當下的基本事實是，實際利率顯著高於中性利率，兩者之間還有5～6個百分點的差距。因此，應以降低真實利率爲重要目標繼續落實“有力度的降息”，並適時將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利率降至政策利率水平以下。
“9月底的降息應該作爲一個起點，通過更大幅度的降低政策利率和更清晰的市場溝通，帶動通脹預期和名義增速預期的回升，達到降低真實利率的目標。”報告認爲，要想明顯改善名義GDP增速預期，需要在約半年的時間內，分四到五次降低政策利率100個基點，並通過降低政策利率帶動LPR至少下降100個基點。
值班編輯：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