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首位宇航員：太空與政壇中的傳奇

加拿大首位進入太空的宇航員簡直不敢相信該國在 40 年間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

馬克·加諾（Marc Garneau）主要和加拿大航天局（CSA）合作，在 1984 年 10 月執行了該國的首次航天飛機任務。

在 1989 年 CSA 成立之前，加諾最先受僱於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他曾三次進入太空，分別執行了航天飛機任務 STS-41G（1984 年 10 月）、STS-77（1996 年 5 月）以及 STS-97（2000 年 11 月至 12 月）。

本次採訪在長度和清晰度方面做了編輯，重點關注加拿大 NRC 和 CSA 宇航員。請注意，加拿大人也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起進入過太空，還參與過私人航天飛行任務。

Space.com：我覺得您的書有趣的地方在於，您在其中至少經歷了三個不同的職業階段。開始時您專注于軍事，然後是在太空計劃中，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在政治領域。我想知道您能否談談在經歷這些不同階段時的旅程？

馬克·加諾：我一開始就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而且真的特別想擁抱生活。我認爲我有一種冒險精神，也許能夠容忍風險。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沒有足夠的判斷力來滿足這種好奇心，犯了一些愚蠢的錯誤，從這些錯誤中吸取了教訓，然後繼續前進。

我 16 歲就離開了家，因爲我想走進廣闊天地，加入海軍。我對此非常滿意，因爲那是我想要的工作。我不想坐在辦公桌後面。我想要一份有多個元素的工作，包括在公海上。

1983 年，我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宇航員的]一則廣告。當時我 34 歲，我無法抗拒在全新的太空前沿領域的那種可能性。我對自己是否會被選中有些懷疑。我很確定會有更有資格的人。我想到的是傳統的宇航員模式——你知道，試飛員。不管怎樣，我說，“如果我不申請，我永遠不會知道，而且我會一直自責。”所以我申請了。我非常幸運地成爲首批六名加拿大宇航員之一。

這改變了我的生活。這也許不像後來進入政界那樣是一次巨大的蛻變，但這是一個變化。我突然從一個私人個體變成了一個非常公衆的個體，因爲加拿大和對我們新宇航員的興趣非常大。我確實得習慣自己是個更公衆化的人的這一事實。我擔心會有太多的侵擾，但幸運的是，總的來說，人們對此都很體諒。

當我投身政治領域時——我之前常這麼說——我當宇航員時人們喜歡我。但當我成爲一名政治家時，那完全是另一碼事。他們覺得，而且完全在理——選你的加拿大人覺得有權告訴你他們的想法。有時他們不同意你的觀點。偶爾，很少見，可能會涉及個人問題。所以那裡的重大變化在於，儘管我已經是公衆人物了，但事實上你得臉皮厚一點，因爲你會受到批評。

要知道這是在所難免的，儘管我不得不說，在當今的社交媒體上，在某些情況下，它已經變得完全有害。但我已經有了厚臉皮。關鍵是不要變得太厚以至於對其他一切都不敏感。

Space.com：上個月我有幸看到您的一些文物正在爲加拿大博物館聯盟 Ingenium 進行處理。您能談談這是如何完成的嗎？

加諾：是（加拿大宇航員）鮑勃·瑟斯克最先向我提議的。我認爲這是個非常好的主意。這是一個複雜的程序。我打電話給他們說，‘看，你們對一些文物感興趣嗎？’一位館長來到我家，我把所有東西都擺出來，他們只拿走了一些。我非常樂意捐贈，因爲這些東西我本來就準備捨棄。有幾件東西我不會捨棄，因爲我想把它們留給我的家人，但他們來了並選了幾件東西，就是這樣。

Space.com：我們在您第一次任務 STS-41G 40 週年之際進行交談。我在 X（以前稱爲 Twitter）上看到您有很多回憶。對於那次任務，您是否有一兩個特別想強調的事情？

加諾：人們總是問我這個問題：“這次任務中最難忘的部分是什麼？”我第一次任務的指揮官鮑勃·克里彭過去常打趣說：“從發射到着陸的那段時間。”這都是真的，因爲每一部分都是一次特殊的經歷。伴隨您一生的是望向窗外看到的地球，因爲這是一種改變您的經歷。也許不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而是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一旦您從太空看到地球，您會更意識到那些重大問題，並開始關注它們。我認爲在我的另外兩次飛行中，這種感覺變得更強烈了。

Space.com：您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航天飛機上最早的外國宇航員之一，當然也是航天飛機上的第一位加拿大人。您在書中提到了一些這方面的內容，但是在項目剛開始時，您必須作爲代表，當時有很多人關注您。您是如何應對的？

加諾：我確實感到有表現的壓力，因爲我知道加拿大都會看着我，所以我真的希望一切順利。坦率地說，我想讓加拿大感到驕傲。其次，我想給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留下好印象，因爲如果我搞砸得很厲害，這會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質疑使用加拿大人作爲宇航員是否是個好主意。這當然會影響到我的同事們，他們也希望有機會飛入太空。

我是第二個非美國籍的宇航員。烏爾夫·默博爾德在前一年就飛行過，他來自德國。對於一些在那裡的專業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員來說，他們在某些情況下已經訓練了多年[沒有進行太空飛行]——有一個人訓練了 19 年。而我這個加拿大人在最後一刻到達，並且要在航天飛機上佔據一個座位。所以當我到達那裡時，我感覺到某些宇航員有點冷漠，也許是冷淡。

我們開始進行訓練。[當時]不像現在，大家都在同一個房間裡融合在一起，相互瞭解，這對於建立聯繫至關重要。鮑勃·瑟斯克[我的替補]和我被安排在與其他機組人員不同的大樓的一個辦公室裡，我們有點被隔開了，除了必須和其他機組人員一起訓練的時候。所以這是我當時沒有說的，但這是我必須忍受的。

Space.com：不過，正如您所說，情況已經改變了，對吧？現在比過去好多了。

加諾：哦，絕對的，絕對的。當然，如今不再有像我當時那樣的有效載荷專家（負責一小部分實驗）。我的意思是，多年來，有很多有效載荷專家，其中包括一些已經離世的，例如 1986 年在挑戰者號航天飛機上的克里斯塔·麥考利夫。如今，我認爲人們已經意識到我們都在一起。我們都承擔着同樣的風險，我們都真正專注於任務的成功。我們都必須共同努力。而且我認爲這種文化現在已經存在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內部。

Space.com：對我來說，從您的職業生涯中挑選一兩個時刻來談論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事我確實想強調，那就是當您在那裡操作加拿大機械臂的時候。您能談談訓練與實際體驗的相符程度嗎？還有，當您能夠進行這項活動時，您的印象如何？

加諾：訓練是一流的，這毫無疑問，在 NASA 的約翰遜航天中心的各種不同的模擬器中。其中一些是實體的，還有一些是模擬，您在其中虛擬地控制機械臂並練習您必須完成的任務。如果我必須挑出一個在我的三次任務中讓我最自豪的時刻，那就是第二次任務，當時我必須捕獲一個名爲斯巴達 207 的自由飛行航天器。我們幾天前將其釋放，現在必須將其回收並帶回地球。

這與捕獲在有效載荷艙中固定的有效載荷不同。要是您抓取不成功，您試圖抓取的有效載荷也不會跑掉。但是，如果您在嘗試抓取自由飛行的衛星時犯了錯誤——記住，您和軌道飛行器都以每小時 28,000 公里（17,400 英里）的速度圍繞地球同步運動——如果您做錯了，有可能會在您的航天器中引起不必要的運動。那麼在那之後能夠恢復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我覺得那是我必須成功的時刻，而且成功了。作爲一名加拿大人，操作那個加拿大機械臂並捕獲自由飛行的有效載荷，這給了我極大的自豪感。

Space.com：關於這本書或您的職業生涯中加拿大在太空領域的貢獻，您有什麼想強調的嗎？

加諾：在我的三次飛行之後，我成爲了加拿大航天局的主席。我意識到作爲主席，我的一個重要角色是讓加拿大人意識到太空一直是幫助改善加拿大人生活的非常強大的工具，無論是通信衛星、GPS 衛星、氣象衛星。我們在雷達地球觀測領域一直處於先驅地位，當然，在製造機械臂方面也是如此。我們通過某種方式利用太空來改善我們在地球上的生活。

Space.com：在您的相關帖子中，我還注意到您最近與加拿大航天局宇航員傑里米·漢森在一起。他也等待許久，如今被指派參與月球任務阿爾忒彌斯 2 號。珍妮·吉本斯會是他的替補。您能談談加拿大爲達到這一點所經歷的演變嗎？

加諾：這是一次巨大的飛躍。我作爲第一個加拿大人開啓了這一歷程，努力給人留下好印象。在那之後，我們有加拿大航天局的宇航員飛行並完成了出色的任務，其中有三人前往了國際空間站，每人停留時間約爲六個月。其中一人，克里斯·哈德菲爾德擔任指揮一職。幾位加拿大人進行了太空行走並操作了加拿大機械臂。我認爲這是切實的證明，表明加拿大宇航員已經證明了自身的實力，並在國際舞臺上，尤其是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中，受到了高度尊重。

我認爲這確實證明了，他不僅被視爲傑出的宇航員——他確實是，珍妮也是他的替補。這也表明，自 40 年前我的首次飛行起，加拿大人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所以這讓我有一種非常溫暖的、默默滿足的感覺，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