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建議讓更多人可以選擇在家辦公 甚至可以完全不限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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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Monash大學經濟系榮休教授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NO.075 建議讓更多人可以選擇在家辦公 甚至可以完全不限天數

攜程領頭實行“混合辦公制”

根據報道，攜程集團（業務主要爲旅行、酒店、機票、車票等網上預定服務）於3月初公佈了其“混合辦公制”，即符合條件的員工可在週三/週五可以自行選擇辦公地點，可以不必到辦公室，在自己家裡辦公。看來攜程在這方面已經在國內成爲領頭羊。

一方面是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一方面是這兩年來的新冠疫情使人們儘量避免會面，很多公私機構讓職員可以在家裡辦公，不必到辦公室。以我知道，有完全不限時間，可以全部時間在家裡辦公，包括必須參加的一些網上會議，也可以在家裡完成。

隨着服務性行業比重的增加，電腦與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白領工作比藍領工作的比重越來越高。在辦公室工作的職員，男的很多穿白色襯衣，故稱白領；在工廠或工地工作的，多數穿藍色衣服，故稱藍領。藍領工作多數很難在家裡完成，而白領工作，越來越多可以在家裡完成。

要讓僱員可以在家裡辦公，不必來辦公室，除了工作可以在家裡完成，還要能夠在對工作成效的評估，大致也不必僱員工作時必須到辦公室。這對很多種工作是適用的。例如我們大學的老師們，他們的工作大致包括三種：教學、研究與行政。教學又分爲上課與指導學生寫論文或其他研究。如果是採用學生到課室聽課的方式，則不能在家裡完成這個工作，但備課的時間可以在家裡完成，只是上課時必須到課室。如果是上網課，則連上課也可以在家裡完成。

指導學生多數也能夠通過電話、視頻、電郵等方式而可以在家裡完成。老師們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評估，主要根據發表文章或書的數量與期刊或出版社的質量，也可以不必到辦公室。但一些傳統的研討會是須要到大學某個會議室參加的，但隨着新冠疫情，很多研討會也採用網上的方式，可以在家裡完成。行政方面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可以用電話、視頻、電郵等方式進行，包括用網上會議，不必到辦公室。

當然，也有些工作是不能或很難在家裡完成的。例如，如果你的工作是帶旅客到旅遊地，或協助顧客選購商店裡擺設的像傢俱之類的商品，或當場向購買商品的顧客收取現金，則不能在家裡完成。不過，這類商品，現在也越來越多可以在網上購買。因此，不能夠在家裡完成的工作，將會越來越少。

居家工作的重要利益

對於那些能夠在家裡完成的工作，讓僱員選擇可以不必到辦公室，有幾項很大的好處。第一，讓僱員有選擇的自由，對於那些可能需要照顧孩子或老人的，這點更加重要，因而可能可以增加就業。即使沒有這方面的需要的，至少可以減少上下班路上的時間，減少上班前後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女僱員的化妝與卸妝的時間。第二，可以減少僱主的成本。如果很多僱員是在家裡完成大部分工作，僱主提供的辦公室，長期而言，可以比較小，從而減少高額的租金。第三，減少上下班會減少上下班交通的成本，包括減少堵塞與空氣污染的外部成本，這即使沒有影響到僱員自己的利益，對社會也是一項重大好處（除非這些外部成本，已經反映在交通費的價格內，例如已經對汽油徵收足夠的堵塞與環保稅；多數情形並不是這樣）。

由於讓僱員在可行的條件下，選擇可以在家裡完成工作對僱員、僱主與社會（尤其是在環保方面）都有重大好處，攜程帶頭實行混合辦公制是一個好現象，值得鼓勵，希望其他公司與機構能夠跟進。

對於那些在家裡完成工作，並不會顯著減低工作的成效的情形，應該不必限定每星期只可以選擇兩天在家裡工作，可以允許更多天數，甚至完全不必限制。例如，我的女婿（在墨爾本）是做電腦軟件編程的。起初是由於新冠疫情，公司讓他在家裡工作。後來發現並沒有減低工作成效，他也很偏好在家裡工作，因此現在他與僱主的合同是完全不必到辦公室的，但須要參見每星期一次的網上會議。讓人們增加在家裡工作的比例，可能是新冠疫情的一個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正面副作用。

是否會增加人們的總工作量？

據說有人擔心，讓人們在家裡工作，可能會增加人們總的工作量，尤其是僱主讓僱員增加在家裡工作的時間，而在辦公室工作的時間，沒有相應的足夠減少。我認爲，這個效應所造成的負作用，會大大低於增加僱員在家裡工作的正作用。這是因爲居家工作是人們選擇的，不是被逼的。雖然說可以說是被新冠疫情所逼，但負作用產生的原因是疫情，而不是居家工作本身。在疫情肆虐的條件下，如果沒有居家工作的選項，情況會更糟。

由於居家工作減少了用在上下班的交通與準備時間，使人們其他可以用的時間增加了。這增加的時間部分會用在閒暇，部分可能會用在工作。因此，在新的供求均衡下，工作時間的增加，是可以預期的。工作時間的增加，在長期的均衡下，會對僱主與僱員都有利，因爲整個社會的生產力，隨着選擇適當的居家工作而提高。工作時間增加，會增加總產量（包括考慮質量的），這會增加僱主的利潤，增加僱員的報酬，或減低產品的價格。在新的長期全局均衡，應該三者都會增加。因此，淨作用應該是正的。這是對於一般情形而言，個別有特殊偏好的人，可能反而會有所損失，但這個損失的量，會大大低於其他人得利的量。整體的淨得利是正的。因此，讓人們可以選擇居家工作，即使會導致總工作量的增加，也是對人們有利的。

2022年3月18日於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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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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