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蔭院士：缺少通識教育和基礎訓練，很難造就頂尖人才
作者|章劍鋒
出品|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拍攝|本站新聞直播中心團隊
黃天蔭，世界頂級醫師科學家、新加坡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2022年底第四度入選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
黃天蔭，是一位華裔科學家，能講中文，他的父母早年由香港赴新加坡工作和定居。他出生在新加坡，併成長爲一位頗有國際名望的科學家，主要從事黃斑病變和視網膜疾病相關的臨牀工作，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老年性黃斑變性、視網膜血管性疾病及近視性黃斑變性，並致力於視網膜疾病和眼部成像（含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創新，在視網膜疾病和眼部成像方面的流行病學、轉化、臨牀科研等方面進行系列跨學科領域的交叉研究,取得衆多開創性成果。
2021年，爲進一步發展醫學學科，清華大學聘請黃天蔭全職加盟，成爲清華大學醫學學科帶頭人和講席教授。
作爲世界頂級醫師科學家，黃天蔭帶着培養下一代醫師科學家的使命進入清華園。2022年起，清華大學原臨牀醫學八年制“醫學實驗班”全面升級爲“卓越醫師-科學家”培養計劃，目標是將臨牀醫學生培養爲“具有高度人文情懷的頂尖醫師-科學家”。今年春節前夕，黃天蔭應邀參加國務院外國專家座談會，與總理相鄰而坐，重點彙報了全球醫療現狀和清華醫學發展規劃。
本站科技《科學大師》團隊見到黃天蔭的時候，是在去年冬天，他在清華長庚醫院出診結束後，抽時間接受了我們的訪問，以下是訪問實錄。
一，怎麼樣才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科學大師》：您去年末第四度入選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根據您的經驗，要怎麼樣纔可能做出世界公認的科研成就，而不是老跟在別人屁股後頭？
黃天蔭：對科研工作者而言，好的基礎訓練非常重要。長期的基礎訓練能夠幫助科研工作者抓住機會，打造一流成果。
舉一個例子，我是一名眼科的醫師科學家，對眼科流行疾病方面瞭解深入。當我看到某個趨勢，認爲它可能會發展成重大疾病，就可以提前介入研究。在預見、求解、解決問題後，會發現做出了原創性的科研。
我在數據醫療方面有一個特別原創的科研項目，是把人工智能應用在眼底病治療上，這在世界上可以講是數一數二的一項研究。得益於前期在基礎流行病和眼底疾病方面堅實的研究基礎，在人工智能還沒在醫學領域應用之初，我已經意識到它在醫學、在臨牀治療眼底疾病上能有重要的貢獻。
我抓住機會，把人工智能技術轉化應用到眼底疾病治療上，就做出了一個原創性成果。
訓練紮實、基礎穩固的科研工作者，更能抓住這種機會。
包括面對疫情，大家都迫切想解決問題。但如果沒有長期紮實的基礎訓練，面對問題也難有頭緒。
《科學大師》：好的基礎訓練應該是什麼樣的？
黃天蔭：好的基礎訓練在專業教育之外，要有廣泛的通識教育。比如我做醫生，也應該知道其他工程專業領域的情況，甚至掌握人文學科比如社會學的知識。這能幫助你打牢基礎、拓寬視野。
據我們現在所知，疾病不是由某一個基因或細胞變異造成的，而是很多內在外在因素影響所致。很多人治療的難易程度，跟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環境，跟個人的吃住情況、醫療資源情況等都有關係。
治病是一個複雜問題。如果對社會文化經濟狀況知之甚少，我們很難做好醫療工作。舉個例子，很多人知道心血管疾病通常由吸菸造成，但是爲何還是有很多人一直吸菸？要從個人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和社會環境來綜合判斷，才能對症下藥進行治療。作爲醫生，如果只瞭解某種疾病、某個細胞是不夠的。
此外，我認爲人需要終身學習、不間斷教育。不是說我獲得本科或者博士學歷，我的教育就結束了。我本人30年多年來一直在學習，教育是永無止境的。
好的通識教育，加之持續的學習與教育，也許會幫人打下很好的基礎。
二，多開發年輕人創新的主動性
《科學大師》：在清華，您希望怎樣培養人才？
黃天蔭：第一，我們很重視教育，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色。在國內，不論去哪裡我都能發現，老師充分受到社會的重視和尊重，這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第二，我們也是很注重基礎科研，做出了很不錯的基礎研究。比如在生命科學、細胞基因等基礎研究中，因爲我們有優秀的學生、先進的設備、努力的老師，中國已經追上了美國等國家。
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給我們尤其是年輕的科學家、年輕的醫生多一些自主性，讓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我認爲我們在大學或者醫院等科研單位，要多給年輕人更多探索的自主權，讓他們自己做決定，自己尋求創新，一件事他可以說我去試試看可以不可以做。
正如我對我現在的團隊成員說，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去做，什麼都可以做，你要自己去主動。這種思想和文化可能增加我們的創新能力。
三，越想着要拿諾貝爾獎，你可能越是拿不到
《科學大師》：您認爲中國醫學研究水平距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
答：於我而言，諾貝爾獎不是研究者的唯一追求。你只盯着這個目標，反而可能離它越來越遠。
例如腫瘤研究等領域，研究者要是都舉整個團隊之力去鑽研獲獎，就會很難有創造性成果產出。實際上，很多國家的研究者並不是奔着諾貝爾獎去的，結果反而獲獎了。
諾貝爾獎是一個注重原始創新的獎項。國外有些諾貝爾獎得主，他們的科研經歷還沒到十幾年，只因一個項目，就突然獲得諾貝爾獎。
《科學大師》：就是說你一心想達到那個目標反而就達不到，因爲你一功利起來，很難紮紮實實坐下來搞研究，很難把事情本身做好？
黃天蔭：應該是說，比起諾貝爾獎，我們的醫生、科學家，我們的大學能否爲社會作出大的貢獻，能否真正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纔是追求所在。在這樣的平臺，可能過幾年諾貝爾獎會自然而然會出來。
四，近視可以通過手術治療，關鍵還是要做好預防
《科學大師》：在10年前有媒體報道您的開創性研究，就是視網膜疾病和眼部成像，目前它發展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黃天蔭：我在視網膜疾病和眼部成像的研究已有20多年，實現了幾個重要突破。一個是我們運用現在的視頻成像技術，清晰查看視網膜情況。這是以前的診斷技術做不到的。以前我們檢查視網膜，只是用眼睛經驗性地去觀察，現在影像技術越來越精細，藉助成像技術，可以觀測到細胞、血管情況，這是很大的發展，能夠以此瞭解疾病的發展過程。
另外在治療眼底疾病方面，經過了約20年的轉化，醫學上出現了激光治療等突破性的治療方法。與我的研究相結合，利用激光治療保護血管，很多與眼科相關的流行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眼底疾病、老年黃斑退化，都可以通過這一手段治療，會減少幾千萬人的失明風險。
還有人工智能影像技術的加入，提高了檢查和治療的效率。這一突破給患者、尤其眼底疾病的患者帶來很大的希望。如今基本上我們可以告訴患者，治癒你的眼睛我們可以拿出辦法。但20多年前，我還是年輕的眼科醫生時，基本不能這麼說，我只能說你患有這種病，我們努力試，我們儘量治。現在不一樣了，我可以告訴患者，我們有治癒方案，你按照方案去做就好了，我們會盡可能避免失明風險。
《科學大師》：大家非常關心，近視能不能通過手術徹底根除？
黃天蔭：近視眼的激光手術經過三四十年發展，已經很成熟了。國內國外不少人都進行過近視眼激光治療手術，有很多案例。至於別的技術手段，比如放一個藍色眼鏡片在眼睛裡面，近幾年也開始在臨牀應用。
近視眼的手術，一般不存在後遺症，已經是個相對安全的手術，不用特別擔心。
《科學大師》：最重要的是，近視是可以預防的麼？
黃天蔭：是的，但要從小開始，至少注意兩點：一是多進行戶外活動。不要整天宅在家裡，要多走出家門進行體育鍛煉，或者純粹出門散散步也是很好的。總之要走出家門，形式不限。如果能多一些戶外活動，孩子近視機率會大大降低。
二是不要長時間使用手機、電腦等電子設備，科學地降低工作時間。我們看視頻、看手機和讀書，都不能時間過久，視間距也不能太近。這會對眼球產生影響，增加近視的概率。
如果能做到這兩點，會減少近視，或避免加深近視。
《科學大師》：一旦得了近視眼，它是不可逆轉的麼？
黃天蔭：對，不能逆轉，尤其是已經成人之後的近視。
《科學大師》：一旦我發現自己近視了，應該怎麼辦？
黃天蔭：輕度近視不用進行手術，戴個眼鏡就解決了，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輕度近視是相當普遍的，我們更需關注的是深度近視。600度、700度、800度這種近視可不是小問題。這些患者以後出現早期白內障、早期青光眼，或者視網膜脫落的概率會比較高。
如何避免高度近視，還是預防爲主，儘量別往高度近視發展。
此外，高度近視建議進行眼部疾病的篩查，防患於未然。
五，老齡化成重大挑戰，醫生的地位也會凸顯
《科學大師》：有時我們會看到醫患關係緊張的報道，這會對醫務人員造成困擾，有一種負重前行的味道，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黃天蔭：我們都看到三年疫情的情況。如果沒有完善的醫療系統，沒有足夠的醫生，沒有足夠的醫師科學家，社會很難恢復正常秩序。
我們進入老齡化社會後，醫療的緊張可能會更加顯現。這麼多的老年人口，如果沒有醫生，怎麼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老齡化社會對醫學水平提升、對醫療資源覆蓋提出的要求，甚至是一個挑戰。
《科學大師》：這個挑戰具體是什麼樣子的？
黃天蔭：老年人口多，不只是一個數量的問題，更表現在疾病上。很多老年人不是普通疾病，都是慢性病，也不是一種疾病，可能同時患有多種慢性病，所以比較複雜。
如果年輕人患病，比如眼部疾病，一般考慮是一個眼部疾病；如果老年人就醫，告知有眼睛上的毛病，很可能就不只是眼睛的問題，可能會是心腦血管的問題，是神經方面的問題，也可能是其他系統的疾病。所以老年人可能不只看眼科，別的領域的醫生也可能得看。
面對這麼複雜的問題，我們的醫療資源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比如一個醫院如果有200個牀位，理論上可以看200個病人。如果都是年輕人，相對容易容納，因爲他們住一兩天就可以出院；但如果是200個老年人，可能要住5天、10天甚至更長時間，牀位首先就會出現壓力。
《科學大師》：那怎麼辦？
黃天蔭：我認爲可以考慮轉變現有模式，從單純的診療模式向預防模式轉變，以求減輕醫療方面的壓力。如果我們的老年人預防保健到位，健康狀況較好，尤其慢性病不多的話，醫療的壓力會比較少。
這也不能單靠醫生，我們還可以發展社會護理。國外的老年患者已經開始不只靠醫生了，一些醫療需求尤其是基礎醫療的需求，可以依靠專業護理人員解決，而不是都去看醫生。如果你去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看，很多時候護理已經替代了醫生的角色，他們比醫生更熟悉老人的情況。當發生比較嚴重的健康問題時，纔會尋找醫生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也可以尋求轉變以分散壓力。否則這會是一個死結，我們要不斷地訓練醫生，醫生和牀位卻總是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