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系”導演劉江江：肖央阿雲嘎，都有叫板精神
作者/胖虎
《出入平安》的發起方找到劉江江時，《人生大事》還沒上映。
他尚是一個純純的新人導演，作品未經過市場驗證，就遇到如此慧眼識珠的團隊？
用劉江江自己的話說，“說明他們確實找不到人了”。這個項目在市場上流轉了很多年，一個大地震背景下，死刑犯向救災英雄的極致轉換，很多公司想做這個項目，但災難羣像也確實讓許多成熟團隊卻步，他們需要一個足夠有挑戰精神的導演。
彼時的劉江江還要回電視臺上班，一個月拿6000的工資養家餬口，“但凡有活我就去”。退路是一個他沒法考慮太多的東西，就像他喜歡的孫悟空一樣，對當時的他來說，做電影太重要了，他只能看住腳下的路。
劉江江形容整個劇組都有一種“叫板精神”，無論是製片團隊還是主演肖央、阿雲嘎等演員，連同影片中那些在地震廢墟里站起來的角色一樣，這種“和老天爺對着幹”的叫板精神，讓《出入平安》戲內外的力量連接在一起，直入人心。
2次見面難以說服肖央，
40分鐘就決定用阿雲嘎
對當時的新人導演劉江江來說，這個項目最終能立起來，主演肖央至關重要。
如果說拍《出入平安》是“小馬拉大車”，他是那個小馬，肖央就是那個“揮鞭子的人”，“如果沒有肖央這個帶頭大哥，我們可能還真過不了這個坡。”
他回憶起打動肖央的經過，當時他已經與肖央見過兩次面，“示愛”過無數次，肖央始終有疑慮，打來電話跟他說，讓他“再籌備籌備”。
劉江江非常能理解肖央的顧慮，一個新人導演帶着當時並不華麗的隊伍，要拍這樣一個很容易翻車的題材，任誰心裡都會打鼓。
“再籌備就到明年了”，他回答。電影原型唐山大地震發生在夏天，製片人爲了當年開機把原有的工作都辭了，那種叫板精神又冒了出來，“我一定不能錯過這個夏天”，劉江江心想。
他也是這樣回覆肖央的，末了他狠下心對肖央說“哥，我們回頭再見，回頭再聊吧”，然後率先掛了電話。
當時他已經在心想着手找其他演員了，當晚肖央給他打了電話，說“我來”。
在劉江江的視角里，打動肖央可能一部分是《人生大事》讓外界對他有了一定認知，主要還是因爲劇本，和一種“傻小子睡涼炕”的渾不吝精神。那種只屬於創業團隊的“敢”勁兒，打動了肖央。肖央自己也表示，“同輩導演裡沒見人這麼幹過”，可能其他作品他更多看的是劇本，《出入平安》確實是被導演的決心打動。
打開了肖央這第一扇門，後面的工作要順暢得多。他像“猴子搬救兵”一樣，找來《八角籠中》《長津湖》的攝影指導羅攀，《飛馳人生》《長城》的美術指導王闊，《懸崖之上》《影》的造型指導陳敏正等“神兵天將”助陣，又一家家找出品公司拉來投資，這個項目才能最終落地。
“肖央是每個導演都會想合作的演員”，劉江江想不出有什麼角色是他不能演的。學過美術的，搞過音樂、舞蹈，拍過電影，當過導演、演員，這讓肖央身上有一種很奇妙的“破碎感”，像一塊橡皮泥可以被捏成任何形狀，也可以給他帶來許多啓發。
鄭立棍是一個百分之七八十空想出來的人物，有時劉江江自己也說不明白鄭立棍當下是何種心情，肖央卻能“看透劇本”。比如原劇本上寫着鄭立棍守着木春桃（娜扎 飾）生孩子的戲，肖央說感覺不對，“如果我老婆生孩子，我是看不下去的”，於是肖央躲了出去，他一出去，現場的人物關係、位置關係就會發生變化，劉江江就要隨之調整調度，所以“很多時候他是出題的人，我是解題的人”。
至於找阿雲嘎飾演警察尉遲曉，則源於劉江江不愛順撇找演員，喜歡能給觀衆帶來反差，帶來驚喜的選角。《人生大事》中的朱一龍是如此，《出入平安》中的阿雲嘎、娜扎亦是如此。
見阿雲嘎之前，他只知道這是位厲害的音樂劇演員，看過阿雲嘎在爾冬升導演《海的盡頭是草原》和康洪雷導演《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中的一些表演，和他的一些音樂劇片段。
他們在深圳見面，聊了40分鐘，他首先在阿雲嘎身上看到了“那個勁”，一種特別渴望的熱情。其次是他覺得阿雲嘎雖然整個人很睿智，但“又有一種莫名的幽默感”，尤其是當他一本正經的時候，那種感覺尤甚。他能感覺到這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警察，“身型也適合，動作戲也好，當時我就做了決定。”
在劉江江看來，從音樂劇舞臺轉向電影的演員，國內外都有很多成熟的例子，比如摩根·弗里曼、休·傑克曼，包括費翔，所以他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冒險，不是一個多艱難的決定。”
娜扎這次的表演令人驚喜，觀衆對她的關注不再停留於美貌，而是蓬勃的生命力。雖然飾演一位村婦，但劉江江從來不想弱化木春桃的美。“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村裡好看的姑娘多了去了，絕不會說什麼美女不適合演”。相反，他還要放大木春桃的美，“她本來就是個美好的存在，當她要見愛人時，她就是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這纔是真正的人間真實。
見到娜扎時，她剛拍完一個廣告，還沒卸妝，大馬金刀往那一坐，氣質就有了。劉江江和娜扎聊劇本，娜扎說木春桃讓她想起《紅高粱》裡的鞏俐。這個解題思路是對的，剩下的就是加深木春桃的立體度。他讓娜扎多看鞏俐和茱莉亞·羅伯茨的表演，儘可能多地去體驗生活，在家收拾屋子，包餃子，去做一個普通人而不是明星。
劉江江似乎很擅長激發演員令人意外的一面，提到箇中方法，他先是一笑，“就是誇他們”。
他身上那種渾不吝的氣質短暫跑了出來，接着又正經回答起來：“導演的本領一個是寫，一個是說。每個導演風格不同，我只能保證我的溝通是真誠的。”
從《人生大事》到《出入平安》，
“悟空”的成長曆險記
從《人生大事》到《出入平安》，劉江江視此爲他邁向職業導演的重要一步。《人生大事》由他自編自導，《出入平安》卻是他從市場上接到的命題作文。“一個職業導演，不可能永遠只拍自己寫的東西”，他需要適應更系統，更深入的集體創作，所以這次《出入平安》從初期籌備到後期宣發，他都全程參與。
你能看到兩部電影中一些微妙的關聯，影片最初木春桃買骨灰盒的地點就在“上天堂”，影片最後那封未完成的信，也從“延江市雨花區”寄來回信。這些都是《人生大事》中的重點意象，串聯起來頗有種“劉江江宇宙”的既視感。
聊到這劉江江突然靦腆起來，說這是他作爲導演的一點私權力，給自己打一個小小的logo，“也是送我自己的一塊糖吧。”寫劇本時需要加入一些有趣的東西給自己鼓勁，他還記得寫到這裡時“會心地眼含熱淚”，是一種很複雜的感情。
兩部作品中延續的《西遊記》和孫悟空元素，也彷彿成了劉江江的一個標誌。對他這代80後來說，楊潔執導的86版《西遊記》和六小齡童飾演的孫悟空，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爲它的普適性，“每個人都能理解孫悟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八十一難，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從猴性到人性再到神性的蛻變。”將《西遊記》嫁接到現代作品中，是大多數觀衆都能理解並共鳴的“英雄主義”。
他自己也帶着一份對英雄主義的嚮往。《人生大事》後許多與死亡、告別有關的題材找上他，他自己也在思索是否要給自己套上一個“中國白事導演”的標籤，《出入平安》是個非常有挑戰的項目，他依舊想拼一次。
災難背景是《出入平安》給他最大的挑戰。並不是每個觀衆都經歷過大地震，他自己本人也沒經歷過，如何讓這個故事可信，是他創作初期的一大障礙。最後它選擇將故事背景放在上個世紀，一個架空的鳳凰市，形成了一種封閉性，而“封閉空間裡的故事會更可信”。
他研究《泰坦尼克號》《辛德勒的名單》等影片，發現它們都是在宏大事件背景下，講了一個小故事。這給了他啓示，“用小切片來講災難”，以“地震後一天之內發生的事”爲主脈絡，形成一種公路片結構，這也自然而然讓他聯想到《西遊記》。除了二郎神、孫悟空、豬八戒、嫦娥、六耳獼猴等角色的對照，原劇本中還有紅孩兒、女兒國等設定，但在後期被他做減法刪去，保留了現在的一條主線一個故事。
將喜劇與悲劇結合也是劉江江作品的一大特點，在《人生大事》和《出入平安》中都是如此。
這並不是劉江江的刻意爲之，而是“從人設裡走出來的”。孫悟空碰到二郎神，一個警一個匪，一個追一個跑，貓鼠結構註定會產生碰撞，他只要按人物會有的自然反應去寫就行。
影片中鄭立棍和尉遲曉合力用尿滋破一面承重牆，就是源於劉江江自己的生活經驗。他家中親戚是做木工的，小時候他調皮往牆上滋尿玩曾被爺爺教訓，他才知道這種土房子都是泥做的，“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而鄭立棍作爲一個木工，他肯定是有相關知識，那一刻那一幕出現纔是合理的。
但這畢竟是一個大地震主題，在其中加入搞笑橋段，觀衆是否能接受？連主演黃小蕾曾經也說過，“想笑又覺得不太好”。
劉江江卻覺得恰恰相反，“人生就是這樣的，在巨大的崩潰之後收拾自己”。他做過多年記者，見過無數真實生活中的例子。路演途中他們遇到一位博主，她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一條腿，“但她現在還是很樂觀，跟我們分享她的人生，她的愛情故事”。那一刻他覺得，人生真的需要一顆糖。他們對災難是心懷敬畏的，但活着的人需要有空間釋放那些心情，而非深陷在痛苦中。
就像電影的英文名“Give You A Candy”,電影真的成了一顆糖。雖然背景是大地震，《出入平安》實際看的是人性，是抉擇，是“人應該活成什麼樣子”。拍電影需要有“勁兒”，人生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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