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維也納(上):第一共和甩不掉的「臣民性格」

奧地利立國之初,呈現「被獨立」的荒謬境況。圖爲一戰時奧匈帝國的軍隊。 圖/英國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如此平淡而抑鬱地一語概括了奧地利立國之初的荒謬境況。當原奧匈帝國各民族終於盼來了獨立建國之時,失去絕大部分經濟腹地的奧地利德意志人,卻自覺像是被迫與母親分離的孩童,並焦心期盼轉投母親的姊妹——德國——的懷抱。

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於其它民族而言可能是禮物(gift),在奧地利人的耳裡聽起來卻同時是毒藥(Gift;德文中爲毒藥之意)。戰勝國正是以此原則爲由,排除了奧地利與德國合併的選項、也禁止奧地利自稱「德意志」,使之從此作爲「奧地利」而「被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對於立國之初的奧地來說,是禮物也是毒藥?圖爲奧地利畫家柯諾帕(Rudolf Konopa)所繪,1918年11月12日「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宣佈建國場景。 圖/Rudolf Konopa,維也納博物館

▌你的狂歡是我的落寞:奧地利的經濟崩潰

一戰期間遭受經濟封鎖的悲慘經歷,讓這些前奧匈帝國的德意志臣民們很清楚地體認到,所謂民族自決的大勢,不過是成就各民族的自私自利、舉着民族大纛來捍衛經濟命脈、爭奪「生存空間」。在帝國的廢墟里,戰勝國許諾的「新秩序」還遙遙無期,原奧匈帝國各民族互相敵對的生存叢林卻已然檯面化。

打着「擺脫維也納」(Los von Wien)旗幟的各民族,或厲行外匯管制、或關閉進出口、或築高關稅壁壘、或實施禁運、或以「本土化」(Nostrifizierung)爲名對異族(以德意志裔和猶太裔爲主)的資產進行掠奪。

建國之初的奧地利,形同餓狼環伺的孱弱幼童。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捷克與南斯拉夫在1919年初廢除了奧匈帝國克朗,另造新貨幣。奧地利無法繼續再以帝國克朗向鄰國購買物資,只得跟着發行德意志奧地利克朗。結果不出意料:對外貿易的嚴重逆差讓奧地利克朗一路貶值,當局只能繼續印鈔購買物資,以致陷入惡性循環,同時物價也不斷飆漲。

捷克與南斯拉夫另造新貨幣,奧地利無法繼續再以帝國克朗向鄰國購買物資,只得跟着發行德意志奧地利克朗。結果奧地利克朗一路貶值,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圖爲五萬塊的德意志奧地利克朗鈔票。 圖/維基共享

1921到1922年之間,奧地利的社會景象光怪陸離。大批外國人涌入這個一夕破落的貴族之邦,以無可置信的低廉價格,享受各種奧匈帝國貴族級的待遇,四處賤買藝品古玩和土地。茨威格側寫了這些景象:

外人的狂歡派對,對比奧地利人苦於飢寒,顯得極爲荒誕又諷刺——1920年11月,維也納每人每週的配給,只有787克麪包、250克麪粉、125克豆類。最關鍵的生計問題則是能源短缺,讓許多工廠無法生產。儘管此時奧地利利用貨幣貶值,靠着林產加工業支撐出口,但還是陷於貿易逆差、生活無法自理的泥淖。

奧地利成爲一夕破落的貴族之邦。圖爲一戰之後,隨着奧匈帝國瓦解而人去樓空的維也納美泉宮。 圖/維也納博物館

帝國時期如自然法則一般的階級秩序與社會倫理,隨着經濟惡化而崩解:拿着辛苦積蓄買國債的市民,一生儲蓄化爲烏有;原本積欠重債者,趁着通膨,轉眼之間就能輕易還債;農人哄擡糧價,銀行炒作金融;守規矩的人捱餓,投機的吃飽飽;人們隨意亂買雜貨廢物,以便即時將手中貨幣脫手。

然而,此刻的奧地利卻呈現各種令人費解的矛盾反差——儘管生計困苦、社會變調,失業工人與退伍軍人頻繁示威暴動,基本教義派的共產黨人亦多方煽動政變,但經濟局面已滿足革命條件的奧地利,始終都不曾出現所謂的「俄國革命狀態」。反之,與猛烈翻攪的社會表象和混亂喧囂的政治口號呈現鮮明對比的,是出奇寧靜的政治形勢和逆來順受、勉強自己去適應那些瘋狂表象的「沉默多數」。

這種表象與基底之間的嚴重反差,最典型地反映在臺面上的共和國政府,與檯面下的共和國多數國民之間。

與猛烈翻攪的社會表象,和混亂喧囂的政治口號呈現鮮明對比的,是詭奇寧靜的政治形勢和逆來順受的「沉默多數」。 圖/維也納博物館

▌革新政府 VS 守舊臣民的戲劇反差

事實上,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的成立、並在初期由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主導,這件事本身就頗讓世人意外。《布拉格日報》(Prager Tagblatt)當時的評論如是說:「歷史學家將得花上很多力氣,才能合邏輯地解釋,爲何帝都維也納一夕之間飄滿了紅旗,爲何維也納王廷的過往榮光在短時間內消逝,不久前還包圍着維也納的一切,都瞬間沈入過去......」

新共和廢除了貴族與各種頭銜,將軍隊國家化,遣散了大批軍人和官僚。從此,原帝國貴族、官僚、軍隊緊密結合的盤根錯節體制,沒有經過流血革命,就無聲地消逝。隨即取而代之的,竟是相當進步的社會主義改革:普選制、女性參政權、女性解放、婚姻改革、組建工會、每日8工時法案、法定假期、房租限漲、教育改革、以及一連串社會福利政策。

此時,奧地利社會民主工人黨無論就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績而言,無疑都是歐洲各國社會主義同儕中的佼佼者。

表面上的奧地利迸發着戲劇性的改革火光、以及如政治歌劇般對新人類、新社會的頌讚——作家史騰恩(Josef Luitpold Stern)的《普羅米修斯的重返》(Die Rückkehr des Prometheus)正是這種政治氣氛下的作品——但這種檯面上的氛圍,不只與經濟委靡的日常生活極不相稱,也與檯面下政治態度普遍保守、仍然懷念君主專制之美好穩定時光的多數羣衆,對照出令人錯愕的反差。

歷經一連串社會主義及現代化改革,此時奧地利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無論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績而言,無疑都是歐洲各國社會主義同儕中的佼佼者。但檯面下多數羣衆仍懷念君主專制之美好穩定時光。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這些原帝國的臣民並不衷心支持共和,更不可能輕易認同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認同君主專制,也不是出於深刻的政治信念,而是緬懷權威所保障的秩序與安全感。

奧地利人的這種「臣民性格」(Untertanenmentalität)帶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傾向:他們渴望過着不必過問政治的安定生活,也對爭論與衝突特別反感。由於缺乏政治信念也缺乏政治激情,乃至於在遭逢社會變局時,可以妥協也可以一定程度地逆來順受,並且內斂而沉悶地等待檯面上的「大人們」出面恢復秩序。

因而,他們之所以能勉強接受共和,是認清哈布斯堡王朝已無可挽回之後,務實地向困境妥協的結果——看看共和能不能把帝國的舊秩序給呼喚回來。

在共和初期的政經困境與社會改革的鉅變中,臣民們仍試圖維持非政治的姿態。維也納儘管缺糧缺能源,劇院和樂廳還是要勉強拼湊節目表,咖啡館配合著供電時間斷續營業。走在大街上,人們還是想盡力維持體體面面的盛世美顏。

奧地利人的這種「臣民性格」帶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傾向。鉅變之下,走在大街上,逆來順受的人們還是想盡力維持體體面面的盛世美顏。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紅色維也納 VS 黑色諸邦的平行世界

共和之都維也納的日常仍僵硬地無視變局,假裝自己仍是過去的帝都維也納。就如同卡夫卡《變形記》的開頭情節:主角一覺醒來,察覺自己變成了一隻大蟲,但第一個念頭卻是想着怎麼起牀趕上班、怎麼向公司主管解釋遲到、怎麼繼續至今一貫的庸碌生活。

檯面上的政治表象與檯面下的基底性格之間的反差,同時也表現在首都維也納與地方各邦之間的關係上。

相對於作爲工人大本營、在「檯面上」由社民黨主導改革的首都,「檯面下」地方各邦的社會型態,則主要由農民、手工匠、鄉紳土豪、以及天主教神職人員所組成。政治氣氛相當保守,長期對中央政府反感、愛鄉愛家的地方主義色彩濃厚,羣衆多支持基督教社會黨(CSP)。

此外,以德意志民族主義作爲號召的大德意志諸黨(die Großdeutschen / Deutschnationalen),在地方各邦亦獲得一定的支持——民族主義在此被部分地轉譯成了地方主義,他們的「德意志」往往首先是提洛或克恩騰,然後纔是有條件地接受慕尼黑或柏林,但說好不提維也納。

愛鄉愛土、信仰虔誠的「黑潮」席捲地方各邦。圖爲奧地利畫家阿爾賓.艾格–利恩茨(Albin Egger-Lienz)的畫作《十字架》(Das Kreuz),描繪農民、鄉紳與教士簇擁耶穌像,持着農用刀械要捍土攘外。 圖/維基共享

由於基社黨與大德意志諸黨帶有強烈的反猶情結,猶太人經常別無選擇(儘管他們許多並非工人階級),只能向社民黨靠攏。維也納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世俗化的改革,對「檯面下」地方各邦的羣衆而言,因而帶有雙重原罪——那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Jüdischer Bolschewismus)的陰謀篡逆。

如此,保守剽悍、愛鄉土、反猶、反中央、反社會主義、虔誠信仰天主的「黑色諸邦」(基社黨的黨色爲黑)與粉墨登場、驚世駭俗的「紅色維也納」(das Rote Wien),構成了奧地利新共和內部的平行世界。

儘管社民黨在1920年10月下野,此後由根植於舊時「官僚–軍隊–教會」體系與地方各邦的基社黨主政中央,但首都維也納仍繼續由社民黨執掌市政直到1934年(這段期間史稱「紅色維也納」時期)。

此時維也納社會主義改革的腳步已無人能擋。尤爲特出的成就是廣建高品質的社會住宅,安頓了數十萬失業勞工與難民。此外還建立社會醫療與育兒系統,大力推動工人教育與體能運動、廣設公共泳池等休閒設施,形塑勞工社區生活圈。社民黨的性別平權政策提倡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更是讓老白男們都驚呆了。

「嘿唷、嘿唷,向左邊!」圖爲1932年社民黨的競選廣告,年輕女性穿着體操服,拿着大聲公呼籲投給左派社民黨。 圖/Wienbibliothek

▌巴洛克式的威權政治傳統

「紅色維也納」一連串目不暇給的現代化開放社會與政治景象,造成了「黑色」保守羣衆的強烈反感與嚴重恐慌,使紅黑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檯面上的政治激情與檯面下的非政治性格、驕傲自信的紅與保守慍怒的黑,這些對立反差,主宰了奧地利第一共和的政治演變。若要了解這些表裡不一、上下斷層的對立反差從哪裡來,以及其往後如何讓奧地利深陷兩黨惡鬥、乃至萬劫不復,就必需先談談奧地利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巴洛克」成分。

17世紀的奧地利同時面臨外來的宗教改革潮流與土耳其入侵的夾擊,引發了保守政教當局的激烈反動。國家與天主教會聯手打造「官軍教」一體的高壓專制,對內打壓異端——主要是新教徒與猶太人——並宣揚仇外以抗土耳其人。此時的奧地利,信仰被官僚化,深入主宰人民的私領域;告解公開進行,思想審查舖天蓋地。

巴洛克藝術於焉誕生:國家與教會大舉建立雕飾浮誇的宮殿、官廳、大教堂,讓各種繁複的儀禮與慶典,透過壯闊威嚴的空間、極致絢爛的視覺形象,洗腦般地宣揚政教威權的神話,以及萬衆一心、四夷賓服的勝利。

巴洛克式的威權政治傳統,透過壯闊威嚴的空間、極致絢爛的視覺形象,洗腦般地宣揚政教威權的神話,以及萬衆一心、四夷賓服的勝利。圖爲維也納聖伯多祿教堂(St. Peterskirche Wien)。 圖/維基共享

巴洛克的政治文化因而極端重視外在的呈現——高壓的威權轉化爲崇高華麗的表象,穿透人心,引發臣民的震撼、讚歎、順服、以及自我審查。奧地利歷史學家哈尼許(Ernst Hanisch)指出,此一威權的政治傳統,讓奧地利直到20世紀都還呈現以下特徵:

政治舞臺下的人民,則扮演被動的觀衆角色,負責爲各自擁戴的主角喝采、對各自認定的反派角色叫囂鼓譟。然而一旦走出政治劇場、離開政治戲碼的官能刺激,他們便難掩情緒疲乏,不願過問政治。長期的高壓威權與過度刺激官能的政治,讓他們在公開場合害怕爭論、厭惡偏激、喜歡跟風從衆、強烈需求和諧與秩序。

但是轉身一回到私領域,他們表面的委婉、和諧、守序就暴露出僞善的本質。(...接下篇)。

一轉身回到私領域,奧地利人「臣民性格」的表面委婉、和諧守序就暴露出僞善的本質。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接續下篇/紅色維也納(下):直通法西斯的「紅黑惡鬥」

——▌接續下篇/紅色維也納(下):直通法西斯的「紅黑惡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