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維也納（上）：第一共和甩不掉的「臣民性格」

奧地利立國之初，呈現「被獨立」的荒謬境況。圖爲一戰時奧匈帝國的軍隊。 圖／英國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如此平淡而抑鬱地一語概括了奧地利立國之初的荒謬境況。當原奧匈帝國各民族終於盼來了獨立建國之時，失去絕大部分經濟腹地的奧地利德意志人，卻自覺像是被迫與母親分離的孩童，並焦心期盼轉投母親的姊妹——德國——的懷抱。

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於其它民族而言可能是禮物（gift），在奧地利人的耳裡聽起來卻同時是毒藥（Gift；德文中爲毒藥之意）。戰勝國正是以此原則爲由，排除了奧地利與德國合併的選項、也禁止奧地利自稱「德意志」，使之從此作爲「奧地利」而「被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對於立國之初的奧地來說，是禮物也是毒藥？圖爲奧地利畫家柯諾帕（Rudolf Konopa）所繪，1918年11月12日「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宣佈建國場景。 圖／Rudolf Konopa，維也納博物館

▌你的狂歡是我的落寞：奧地利的經濟崩潰

一戰期間遭受經濟封鎖的悲慘經歷，讓這些前奧匈帝國的德意志臣民們很清楚地體認到，所謂民族自決的大勢，不過是成就各民族的自私自利、舉着民族大纛來捍衛經濟命脈、爭奪「生存空間」。在帝國的廢墟里，戰勝國許諾的「新秩序」還遙遙無期，原奧匈帝國各民族互相敵對的生存叢林卻已然檯面化。

打着「擺脫維也納」（Los von Wien）旗幟的各民族，或厲行外匯管制、或關閉進出口、或築高關稅壁壘、或實施禁運、或以「本土化」（Nostrifizierung）爲名對異族（以德意志裔和猶太裔爲主）的資產進行掠奪。

建國之初的奧地利，形同餓狼環伺的孱弱幼童。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捷克與南斯拉夫在1919年初廢除了奧匈帝國克朗，另造新貨幣。奧地利無法繼續再以帝國克朗向鄰國購買物資，只得跟着發行德意志奧地利克朗。結果不出意料：對外貿易的嚴重逆差讓奧地利克朗一路貶值，當局只能繼續印鈔購買物資，以致陷入惡性循環，同時物價也不斷飆漲。

捷克與南斯拉夫另造新貨幣，奧地利無法繼續再以帝國克朗向鄰國購買物資，只得跟着發行德意志奧地利克朗。結果奧地利克朗一路貶值，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圖爲五萬塊的德意志奧地利克朗鈔票。 圖／維基共享

1921到1922年之間，奧地利的社會景象光怪陸離。大批外國人涌入這個一夕破落的貴族之邦，以無可置信的低廉價格，享受各種奧匈帝國貴族級的待遇，四處賤買藝品古玩和土地。茨威格側寫了這些景象：

外人的狂歡派對，對比奧地利人苦於飢寒，顯得極爲荒誕又諷刺——1920年11月，維也納每人每週的配給，只有787克麪包、250克麪粉、125克豆類。最關鍵的生計問題則是能源短缺，讓許多工廠無法生產。儘管此時奧地利利用貨幣貶值，靠着林產加工業支撐出口，但還是陷於貿易逆差、生活無法自理的泥淖。

奧地利成爲一夕破落的貴族之邦。圖爲一戰之後，隨着奧匈帝國瓦解而人去樓空的維也納美泉宮。 圖／維也納博物館

帝國時期如自然法則一般的階級秩序與社會倫理，隨着經濟惡化而崩解：拿着辛苦積蓄買國債的市民，一生儲蓄化爲烏有；原本積欠重債者，趁着通膨，轉眼之間就能輕易還債；農人哄擡糧價，銀行炒作金融；守規矩的人捱餓，投機的吃飽飽；人們隨意亂買雜貨廢物，以便即時將手中貨幣脫手。

然而，此刻的奧地利卻呈現各種令人費解的矛盾反差——儘管生計困苦、社會變調，失業工人與退伍軍人頻繁示威暴動，基本教義派的共產黨人亦多方煽動政變，但經濟局面已滿足革命條件的奧地利，始終都不曾出現所謂的「俄國革命狀態」。反之，與猛烈翻攪的社會表象和混亂喧囂的政治口號呈現鮮明對比的，是出奇寧靜的政治形勢和逆來順受、勉強自己去適應那些瘋狂表象的「沉默多數」。

這種表象與基底之間的嚴重反差，最典型地反映在臺面上的共和國政府，與檯面下的共和國多數國民之間。

與猛烈翻攪的社會表象，和混亂喧囂的政治口號呈現鮮明對比的，是詭奇寧靜的政治形勢和逆來順受的「沉默多數」。 圖／維也納博物館

▌革新政府 VS 守舊臣民的戲劇反差

事實上，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的成立、並在初期由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主導，這件事本身就頗讓世人意外。《布拉格日報》（Prager Tagblatt）當時的評論如是說：「歷史學家將得花上很多力氣，才能合邏輯地解釋，爲何帝都維也納一夕之間飄滿了紅旗，爲何維也納王廷的過往榮光在短時間內消逝，不久前還包圍着維也納的一切，都瞬間沈入過去......」

新共和廢除了貴族與各種頭銜，將軍隊國家化，遣散了大批軍人和官僚。從此，原帝國貴族、官僚、軍隊緊密結合的盤根錯節體制，沒有經過流血革命，就無聲地消逝。隨即取而代之的，竟是相當進步的社會主義改革：普選制、女性參政權、女性解放、婚姻改革、組建工會、每日8工時法案、法定假期、房租限漲、教育改革、以及一連串社會福利政策。

此時，奧地利社會民主工人黨無論就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績而言，無疑都是歐洲各國社會主義同儕中的佼佼者。

表面上的奧地利迸發着戲劇性的改革火光、以及如政治歌劇般對新人類、新社會的頌讚——作家史騰恩（Josef Luitpold Stern）的《普羅米修斯的重返》（Die Rückkehr des Prometheus）正是這種政治氣氛下的作品——但這種檯面上的氛圍，不只與經濟委靡的日常生活極不相稱，也與檯面下政治態度普遍保守、仍然懷念君主專制之美好穩定時光的多數羣衆，對照出令人錯愕的反差。

歷經一連串社會主義及現代化改革，此時奧地利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無論民意支持度或施政成績而言，無疑都是歐洲各國社會主義同儕中的佼佼者。但檯面下多數羣衆仍懷念君主專制之美好穩定時光。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這些原帝國的臣民並不衷心支持共和，更不可能輕易認同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認同君主專制，也不是出於深刻的政治信念，而是緬懷權威所保障的秩序與安全感。

奧地利人的這種「臣民性格」（Untertanenmentalität）帶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傾向：他們渴望過着不必過問政治的安定生活，也對爭論與衝突特別反感。由於缺乏政治信念也缺乏政治激情，乃至於在遭逢社會變局時，可以妥協也可以一定程度地逆來順受，並且內斂而沉悶地等待檯面上的「大人們」出面恢復秩序。

因而，他們之所以能勉強接受共和，是認清哈布斯堡王朝已無可挽回之後，務實地向困境妥協的結果——看看共和能不能把帝國的舊秩序給呼喚回來。

在共和初期的政經困境與社會改革的鉅變中，臣民們仍試圖維持非政治的姿態。維也納儘管缺糧缺能源，劇院和樂廳還是要勉強拼湊節目表，咖啡館配合著供電時間斷續營業。走在大街上，人們還是想盡力維持體體面面的盛世美顏。

奧地利人的這種「臣民性格」帶有根深蒂固的「非政治」傾向。鉅變之下，走在大街上，逆來順受的人們還是想盡力維持體體面面的盛世美顏。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紅色維也納 VS 黑色諸邦的平行世界

共和之都維也納的日常仍僵硬地無視變局，假裝自己仍是過去的帝都維也納。就如同卡夫卡《變形記》的開頭情節：主角一覺醒來，察覺自己變成了一隻大蟲，但第一個念頭卻是想着怎麼起牀趕上班、怎麼向公司主管解釋遲到、怎麼繼續至今一貫的庸碌生活。

檯面上的政治表象與檯面下的基底性格之間的反差，同時也表現在首都維也納與地方各邦之間的關係上。

相對於作爲工人大本營、在「檯面上」由社民黨主導改革的首都，「檯面下」地方各邦的社會型態，則主要由農民、手工匠、鄉紳土豪、以及天主教神職人員所組成。政治氣氛相當保守，長期對中央政府反感、愛鄉愛家的地方主義色彩濃厚，羣衆多支持基督教社會黨（CSP）。

此外，以德意志民族主義作爲號召的大德意志諸黨（die Großdeutschen / Deutschnationalen），在地方各邦亦獲得一定的支持——民族主義在此被部分地轉譯成了地方主義，他們的「德意志」往往首先是提洛或克恩騰，然後纔是有條件地接受慕尼黑或柏林，但說好不提維也納。

愛鄉愛土、信仰虔誠的「黑潮」席捲地方各邦。圖爲奧地利畫家阿爾賓．艾格–利恩茨（Albin Egger-Lienz）的畫作《十字架》（Das Kreuz），描繪農民、鄉紳與教士簇擁耶穌像，持着農用刀械要捍土攘外。 圖／維基共享

由於基社黨與大德意志諸黨帶有強烈的反猶情結，猶太人經常別無選擇（儘管他們許多並非工人階級），只能向社民黨靠攏。維也納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世俗化的改革，對「檯面下」地方各邦的羣衆而言，因而帶有雙重原罪——那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Jüdischer Bolschewismus）的陰謀篡逆。

如此，保守剽悍、愛鄉土、反猶、反中央、反社會主義、虔誠信仰天主的「黑色諸邦」（基社黨的黨色爲黑）與粉墨登場、驚世駭俗的「紅色維也納」（das Rote Wien），構成了奧地利新共和內部的平行世界。

儘管社民黨在1920年10月下野，此後由根植於舊時「官僚–軍隊–教會」體系與地方各邦的基社黨主政中央，但首都維也納仍繼續由社民黨執掌市政直到1934年（這段期間史稱「紅色維也納」時期）。

此時維也納社會主義改革的腳步已無人能擋。尤爲特出的成就是廣建高品質的社會住宅，安頓了數十萬失業勞工與難民。此外還建立社會醫療與育兒系統，大力推動工人教育與體能運動、廣設公共泳池等休閒設施，形塑勞工社區生活圈。社民黨的性別平權政策提倡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更是讓老白男們都驚呆了。

「嘿唷、嘿唷，向左邊！」圖爲1932年社民黨的競選廣告，年輕女性穿着體操服，拿着大聲公呼籲投給左派社民黨。 圖／Wienbibliothek

▌巴洛克式的威權政治傳統

「紅色維也納」一連串目不暇給的現代化開放社會與政治景象，造成了「黑色」保守羣衆的強烈反感與嚴重恐慌，使紅黑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檯面上的政治激情與檯面下的非政治性格、驕傲自信的紅與保守慍怒的黑，這些對立反差，主宰了奧地利第一共和的政治演變。若要了解這些表裡不一、上下斷層的對立反差從哪裡來，以及其往後如何讓奧地利深陷兩黨惡鬥、乃至萬劫不復，就必需先談談奧地利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巴洛克」成分。

17世紀的奧地利同時面臨外來的宗教改革潮流與土耳其入侵的夾擊，引發了保守政教當局的激烈反動。國家與天主教會聯手打造「官軍教」一體的高壓專制，對內打壓異端——主要是新教徒與猶太人——並宣揚仇外以抗土耳其人。此時的奧地利，信仰被官僚化，深入主宰人民的私領域；告解公開進行，思想審查舖天蓋地。

巴洛克藝術於焉誕生：國家與教會大舉建立雕飾浮誇的宮殿、官廳、大教堂，讓各種繁複的儀禮與慶典，透過壯闊威嚴的空間、極致絢爛的視覺形象，洗腦般地宣揚政教威權的神話，以及萬衆一心、四夷賓服的勝利。

巴洛克式的威權政治傳統，透過壯闊威嚴的空間、極致絢爛的視覺形象，洗腦般地宣揚政教威權的神話，以及萬衆一心、四夷賓服的勝利。圖爲維也納聖伯多祿教堂（St. Peterskirche Wien）。 圖／維基共享

巴洛克的政治文化因而極端重視外在的呈現——高壓的威權轉化爲崇高華麗的表象，穿透人心，引發臣民的震撼、讚歎、順服、以及自我審查。奧地利歷史學家哈尼許（Ernst Hanisch）指出，此一威權的政治傳統，讓奧地利直到20世紀都還呈現以下特徵：

政治舞臺下的人民，則扮演被動的觀衆角色，負責爲各自擁戴的主角喝采、對各自認定的反派角色叫囂鼓譟。然而一旦走出政治劇場、離開政治戲碼的官能刺激，他們便難掩情緒疲乏，不願過問政治。長期的高壓威權與過度刺激官能的政治，讓他們在公開場合害怕爭論、厭惡偏激、喜歡跟風從衆、強烈需求和諧與秩序。

但是轉身一回到私領域，他們表面的委婉、和諧、守序就暴露出僞善的本質。（...接下篇）。

一轉身回到私領域，奧地利人「臣民性格」的表面委婉、和諧守序就暴露出僞善的本質。 圖／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接續下篇／紅色維也納（下）：直通法西斯的「紅黑惡鬥」

——▌接續下篇／紅色維也納（下）：直通法西斯的「紅黑惡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