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長辭職的背後

（圖／美聯社）

哈佛大學第一位黑人女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前陣子辭職，除了處理校園反猶太運動反應過於遲鈍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爲她的學術出版物中存在引用缺陷的抄襲指控。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充分相信她的嚴重違規行爲是解僱她的理由，而另一些人則認爲，所發現的問題都是精心挑選的輕微違規行爲，不足以結束她以推進邊緣化學術聲音爲標誌的受人尊敬的職業生涯。那些爲蓋伊辯護的人認爲，這些指控利用教科書上的抄襲的標準說法作爲陷人於罪，幾乎不加掩飾，以消滅一位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尊重多元的校長。

問題在於抄襲的模糊界定，它涵蓋了嚴重的欺詐到偶然的疏忽。直接複製而沒有引號或註解符合常見的定義，即使是在遵從複雜引文規則的道德學者中，事情也會發生。蓋伊承認引文上的缺陷，但否認有意竊取他人的工作，然而有鑑於她的知名度，反對者主張任何被認爲不當行爲都造成聲譽損害，理應採取行動，這場騷動凸顯了在應對這種處理慣例和公衆觀感之間的脫節。

儘管數據顯示每年都有好幾百篇的論文撤回通知明確涉及抄襲，但有限的監控使抄襲的真實情況不明確，估計被發現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學術界「不發表就滅亡」的壓力讓抄襲不絕，出版的數位化使得抄襲變得更容易，但也讓檢視是否抄襲的比對相對輕鬆。但是比對抄襲的工具不保證正確，論文的同儕評審者則很少有能力或有時間全面的審查投稿是否抄襲。

不同學科之間的反應也存在很大差異，對準確引用的期望與遺漏引用所帶來的傷害而言，社會科學經常以描述共同現象，利用標準化程序，但缺乏分析獨特性，因此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認爲蓋伊的錯誤是無害的，而人文學者則認爲所有沒有標註的思想借用都是學術犯罪，這些學科分歧形成對蓋伊命運的兩極化的解釋。

利用此抄襲指控來終止蓋伊的校長職位，讓道德訴求變成一種武器，未來恐怕同樣事件會層出不窮。這次美國國會某些議員也利用明顯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對一位黑人女性學者提出了過度的指責，難免有學術政治化的嫌疑，這導致雙輸的局面，一是對學術誠信進行扭曲審查，二是政治的過度介入校園。

圍繞蓋伊涉嫌抄襲和辭職的分歧暴露了學術界關於多樣性的更深層次的裂痕，以及對高等教育未來方向的根本不同的願景。弭平這些多方面的爭論需要解決表面上正確與錯誤之外的複雜問題，學術機構面對公衆信任的侵蝕必須重申對學術理想的承諾，同時承認學術界可能存在系統性的不平等，並提出公開透明的解決辦法。（作者爲臺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