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中國整頓與監管大企業不公平競爭的思路（羅慶生）

市場失靈，扭曲了資本生產力，造成反競爭，並使創富成果由資本擁有者獨享。大陸引導產業發展過程製造了許多富豪，但這並不是中共所樂見。滴滴赴美上市遭中國政府網絡安全審查。（圖／路透）

雖然在大國競爭背景下遭到西方政府抵制，但中共建黨百年慶典仍收到1300多封賀電函，還包括德國社民黨、共黨，義大利民主黨，英國上議院工黨部分議員等西方政黨與要員的賀電。慶典是否榮耀不是重點，重點在中共執政成就受到全球關注。那些來自西方國家之外的賀電，說明中國大陸的發展受到俄國、東協、中亞、中東歐、南美與非洲國家重視；而美國爲首的西方政府抵制，則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中國崛起」的事實。

中美競爭的表象是霸權，也就是國際影響力的競爭，但核心則是經濟理論與制度之爭。這連結18世紀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哪個更能增加人類福祉的政治經濟學爭論，雖然在上世紀末隨着蘇聯的瓦解，顯示美式資本主義已取得全面勝利，但卻因中共的經濟成就，而呈現了另一種的可能性。

中共的經濟成就

中共從改革開放以後這一段經濟發展的過程，在七一百年黨慶之前，戚嘉林教授蒐集相關論文，編輯了《中共力量來自何方》一書深入論述，書中章節涉及1949年以前的「國、共」關係，以及1949年後中共自身發展變化，總的範圍包括了「建黨發展、意識形態、社會減貧、經濟成長、文化科技、臺灣學人、軍工軍隊」等諸多議題。

其中，有關中共改革開放部分，在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以後，中共將信奉的共產主義重新定位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即全力發展經濟。國內總生產（GDP）在1979至2019年的40年間，平均年增長9.4%。雖然「抗中」在華盛頓成爲共識，具體呈現美國對大陸GDP在2006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致使未來很可能超越美國的擔憂。果真如此，則意味着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勝過「美國模式」，而威脅美國領導的價值觀。

這對臺灣是有意義的。兩岸經濟發展臺灣原本有先發優勢，1980年代即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但現在經濟天平已向大陸傾斜。20年前臺商在大陸還呼風喚雨，現在許多臺灣人爲大陸老闆打工。10年前大陸觀光客還羨慕臺北101爲世界第一高樓，現在大陸超過101的大廈已經有6棟。雖然人均GDP臺灣還領先大陸，但同樣很可能被超越。

事實上，臺灣經濟沉痾相當嚴重。日前有篇報導，一位父親看到兒子第一次領薪水的薪資單隻有2萬5千多，想到自己當年第一次領薪水也是2萬5，不由得感慨萬千。臺灣的經濟問題在於「不富」，經濟增長相對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其他三小龍遲緩；同時又「不均」，有限增長的所得，分配給資本、土地擁有者與經營者，而不是廣大的勞動者。增長遲滯與分配不均同時出現，是臺灣的經濟重病。

臺灣在大陸的經濟增長中曾扮演引導性角色，例如1979年大陸參酌臺灣加工出口區，設立了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等四個經濟特區，成爲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臺灣經驗讓大陸避免了可能犯下的錯誤，少走許多彎路。現在大陸經濟已走出自己的路，反而有許多值得臺灣借鏡之處。

然而政府對大陸採取「無視」的態度，似乎大陸的經濟發展與臺灣無關，中共及大陸問題研究在學界被邊緣化，媒體則陷入資訊繭房，許多民衆不知道大陸的經濟成就仍自滿於臺灣先進，並認爲臺灣對大陸的出口顯示大陸依賴臺灣。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僅臺灣可以參考大陸作法，解決不富又不均的經濟困境，兩岸透過貿易，經濟連結已經愈來愈深，2020年臺灣出口大陸貨物佔比已高達總出口的43.8%。雖然貿易是相互依賴，臺灣需要大陸市場，大陸需要臺灣生產的電子零附件；但臺灣經濟是出口導向，出口佔GDP比重高達七成，而大陸則啓動內需循環。這意味着大陸經濟榮估將影響臺灣，而不是相互影響。臺灣有必要關注中共的經濟發展與未來。

中共的「發展經濟學」

古典經濟理論將勞動、土地、資本列爲生產要素，觀察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可說是將生產要素的生產力陸續釋放的過程。

「讓一部分人先富」政策釋放了勞動生產力，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釋放了土地生產力，透過「招商引資」向全球招商，則引進早期欠缺的資本與技術。這些努力讓大陸製造業快速增長成爲「世界工廠」，再以驚人速度進入全球經濟體領先羣的同時，也累積了愈來愈多的資本。

累積足夠資本後經濟要進一步增長，就要釋放資本的生產力，也就是要從勞力密集產業升級爲資本密集。大陸學者於是提出「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作爲經濟政策的指引。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有別於197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發展經濟學中佔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差異是政府在市場上扮演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延續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思想，強調市場機制，認爲干預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而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政府只要在財政與金融政策上穩定市場即可。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則依據凱因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爲政府要扮演更積極角色，不僅要有積極的財政與金融政策，還要有積極的產業政策。爲促進經濟增長，政府要主動發掘具有優勢的產業，鼓勵企業勇於投入，並給予這些先行企業補貼，以抵銷其所冒的風險。

這理論引導相當成功，大陸高科技企業因而迅速崛起，甚至挑戰美國業者的領先地位，因而引起美國高度關切。2018年川普發動「貿易戰」的核心訴求，就是要中國大陸取消補貼政策。但中共始終堅持，寧願承擔高關稅並大量購買美國商品，在簽訂《中美經濟貿易協定》也沒有讓步。繼任的拜登政府於是強化「科技戰」的部分，阻止大陸科技創新。這使中共原本着重於企業應用層面的支持，轉而鼓勵科學教育的基礎研究，以補強科技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上臺後，政策性的補貼反而成爲美國共識。既然無法強迫中國大陸取消補貼，那麼美國也應該透過補貼強化競爭。在兩黨支持下，美國國會陸續通過法案，對研發、科學教育以及半導體企業的補貼已高達2500億美元。美國並沒有因爲競爭而「無視」中共的經濟成就，反而是參考中國大陸的作法，提出強化自己競爭的問題解決方案。

大陸經濟的未來展望

釋放資本生產力固然有效的推動經濟增長，但資本是一頭經濟猛獸，容易擴張失序而造成市場的壟斷與分配不均。例如阿里巴巴要求商家只能加入單一網購平臺，迫使商家選擇市佔較大的淘寶網，而讓其他平臺因缺乏優質商家而喪失競爭力。美團等外送平臺則收集送餐騎手數據，再透過演算法壓縮配送時間，而獲得更大收益，但傷害了騎手權益。

這表示市場失靈，扭曲了資本生產力，造成反競爭，並使創富成果由資本擁有者獨享。大陸引導產業發展過程製造了許多富豪，《富比士》2021的全球富豪榜，北京首度超過紐約，成爲「擁有最多億萬富豪的城市」。但這並不是中共所樂見。

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是「共同富裕」。例如爲因應城鄉發展不均，對農村的「扶貧」很早就開始。1986年成立專責扶貧機構、提供專項資金，以提高貧困農村的收入。習近平上臺後再提出「精準扶貧」的政策，針對不同區域、不同狀況的貧困農民，以不同方式精確管理治貧，同時提高扶貧資金，2020年達1461億元人民幣，使所有貧困縣「摘帽」。

「共同富裕」的目標，意味着中共期望經濟增長果實能爲全民所共享，因而對資本猛獸的監管也就較西方更爲積極。不僅會提供企業補貼，以抵銷其風險，也會遏制資本的失序擴張，以維持公平競爭與公平的所得分配。這是爲何在中美競爭的大環境下，持續強化對阿里巴巴、騰訊、美團、滴滴…等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加重其社會責任。

美式資本主義認爲，「所得不均」能提供必要誘因，是資本主義運作良好的基礎，平均的所得分配會造成經濟增長的遲緩；「所得不均」是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在這種觀點下，市場擔心中共對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將影響企業獲利，減緩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因而大幅下跌。

然而新的經濟學研究卻認爲，合理的所得分配，才能夠促進經濟成長，而不是「所得不均」。愈來愈多，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的經濟學者指出：財富過度集中，纔是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

關鍵在消費，這個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當所得增加時，少數富人所增加的消費支出，將不如一般大衆。因而財富愈集中，創造的有效需求愈少。以美團等外送平臺爲例，當平臺透過演算法，壓縮騎手配送時間，增加更多利潤，將這些資本利得分配給少數的股東，所創造的有效需求，絕對不如將獎金分配給廣大的騎手後，他們整體所增加的消費支出。

如果這個理論是有效的，那麼中共對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雖減少了企業利潤，但能創造出更公平的競爭環境與所得分配，將有利於內需增加，而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

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共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是個重大的經濟制度實驗。這個結合了共產主義理想性與資本主義現實性的經濟體制，是否能融合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優點，或排除其缺點，而更增加人民的經濟福祉，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有重大意義。經濟實驗本身當然還要面對未來許多的不可預測性，但40多年來的成就已令人矚目。大陸經濟榮枯對臺灣有高度影響。臺灣應拋棄意識形態偏見，對大陸經濟發展的未來，投以更多的關注。

（作者爲臺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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