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印關係悄然冰釋前嫌？

進入7月以來，“中印關係四年低谷終於轉向緩和”的消息頻傳。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萬象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雙方同意共同致力於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推動邊境事務磋商取得新進展。

這是短短1個月內中印外長的二度會面，重申解決邊境爭端對於雙邊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同時，印度可能放鬆對中國投資限制以及對中國公民簽證限制的傳言也在坊間流傳已久。

但四川大學中國南亞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邱永輝提醒，目前斷言印度方面對華關係有重大調整爲時尚早。“微調肯定會有，即使邊界問題還處於僵局，它也必須要調整，主要是基建、工程技術等——他們急需的又依賴中國的方面”，她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

她評估認爲，莫迪第三任期面臨國內、國際不確定性的壓力都在增加，“現在（印度外交部門）給中印關係放點風也好，有一些小小的（轉變）動作也好，實際上爲未來留下餘地，保留一種可行性。”

7月30日，有美國媒體未具消息來源對外釋放消息稱，印度政府正在考慮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和對中國公民的簽證限制，“這一潛在的重大政策轉變”是由印度工業界（尤其是製造業）大力推動的，他們呼籲放寬熟練勞動力的流入，並降低對中國的非貿易關稅。印度電子行業聲稱對中國的限制在過去四年中造成了150億美元的生產損失。

“悄然但顯著的轉變”？

數月來，資深的觀察人士都在敏銳捕捉印度官方涉及中印關係表述上“微妙變化”的蛛絲馬跡。

新華社報道援引蘇傑生最新的表態說，印中利益廣泛交融，也面臨邊境事態帶來的陰影，但印方願以歷史眼光、戰略思維和開放態度，尋找分歧解決辦法，推動雙邊關係回到積極、建設性軌道。

根據印度外交部7月25日發表的聲明，印中外長會談聚焦“早日解決邊界實際控制線沿線的剩餘問題，以穩定並重建雙邊關係”，雙方認爲需要“有目標、有迫切感地”協作，儘快達成全面的“脫離接觸”。

這是中印外長在老撾主辦的東盟（ASEAN）外長會的場邊晤談，也是繼7月4日在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期間舉行會談後的第二次會面。當時，雙方同意致力於邊境地區穩定，儘早就邊界問題舉行新一輪磋商。

當地時間7月27日，第14屆東亞峰會外長會在老撾萬象舉行 新華社發（凱喬攝）

三個月前的3月27日，這位印度莫迪政府的最高級別外交官員在馬來西亞出席活動時談及中印關係時還強硬表示，絕不會在邊境安全問題上妥協。只有雙方在邊境部隊部署方面恢復正常狀態，兩國關係纔可能正常化。

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以來，截至今年3月，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WMCC）已舉行29次會議，中印軍長級會談已舉行21輪，推動兩軍在加勒萬河谷、班公湖、溫泉、加南達阪等對峙點脫離接觸。不過，兩軍尚未在剩餘地區實現完全脫離接觸。

2023年4月，《環球時報》引述《印度斯坦時報》稱，據印方消息人士估計，在中印邊境地區，兩國目前共有超過6萬軍隊部署。今年3月，美國媒體引述印度匿名官員的話稱，印度政府將向中印邊境地區新部署一萬名士兵。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迴應稱，印方舉動不利於邊境和平與安寧，也不符合雙方共同緩和邊境緊張局勢的共識。

一個月後的4月12日，總理莫迪“罕見”地就中印關係直接表態，通過美國《新聞週刊》對外釋放消息“印度與中國的關係意義重大”，印中應“抓緊解決兩國曠日持久的邊界問題”。外界解讀認爲，莫迪在中印雙邊問題上的語氣“明顯軟化”。

此時正值印度大選前幾周，而距離莫迪贏下大選、第二次連任印度總理還有不到2個月。到4月底，莫迪政府的國防部長拉傑納特·辛格表示，邊境談判“進展順利，令人滿意”，“沒有出現新的緊張局勢”。

莫迪政府在第三個任期可能會尋求穩定與中國的關係 視覺中國 資料圖

5月10日，中國新任駐印度大使徐飛洪抵達新德里履新。此前，中國駐印度大使一職已經空缺18個月，這是自1976年中印恢復互派大使以來最長的一次空缺。

“徐大使自此（履新）以來開始發動了魅力攻勢，與多位印度政治精英不斷會面。”英國《經濟學人》7月18日發表的評述文章寫道，“近幾個月來兩國關係出現了悄然但顯著的轉變，走向以邊境穩定和更緊密的商業關係爲特徵的新階段。”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印度研究項目主任、高級研究員坦薇·馬丹（Tanvi Mada）在本月初撰寫發表的政策報告中提醒美國政策圈，莫迪政府在第三個任期可能會尋求穩定與中國的關係，原因包括衝突預防、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合作伙伴國家與北京的互動以及經濟驅動因素等。

四川大學中國南亞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邱永輝從美印戰略互動的角度分析認爲，莫迪之前兩個任期比較善打的“大國敘事”、“宏大外交”牌，短期內看在國際上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效果，但“主要是門面（作用），在國際上宣示立場時更有底氣……實際效果呢，以印度的國家體量而言，完全沒有達到（承接很多產業鏈）目的。”

“印度和美國之間，它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即‘南、北國家’之間經濟上的結構性矛盾，美國不可能把最高科技和（最先進）國防的東西給印度，而其他的東西，美國並不擅長，（印度需要的）‘擅長的’在中國手上。”邱永輝告訴澎湃新聞，“從美國心裡來說，它絕對不會容忍‘第二個中國’的出現。”

“近幾個月來，印度國內一直存在關於中印關係重啓是否可取的爭論，新德里是否應該與北京共同努力恢復政治對話或解決分歧。”馬丹長期跟蹤印度外交政策，尤其是與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印度決策者已經在努力應對一些全球和地區危機的影響……新德里方面不想邊境局勢再升級……衝突可能會擾亂印度的經濟增長和其他目標。”

對中國技術和投資限制出現鬆動？

印度政府內部爭論安全優先還是經濟優先並不新鮮。

印度工業和國內貿易促進部部長拉傑什·庫馬爾·辛格早在今年1月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間隙就曾對外表示，如果印中邊界保持和平，印度有可能放寬對中國投資的嚴厲審查和限制。這也是印度高級官員4年來首次暗示這種可能。

但實際上，轉變的更早跡象出現在去年11月，當時印度放寬了對某些行業中國專業人士的商務簽證限制——對赴印“生產掛鉤激勵計劃”相關企業的商務簽證給予了特殊待遇，簡化了這類人員赴印簽證的審批。

有美國媒體駐印度的記者7月30日報道稱，印度政府正在考慮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和對中國公民的簽證限制，並進一步說，印度最大的企業遊說團體印度工業聯合會（CII）一直呼籲（政府）重新考慮2020年作出的限制中國投資的決定。CII主張對投資、零部件進口和薄弱領域的技術轉讓採取非限制性方式。該組織還呼籲放寬熟練勞動力的流入，並降低對中國的非貿易關稅。

路透社7月24日援引兩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話報道，印度可能會放鬆對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製造等新德里缺乏製造專業知識的領域的投資限制。

曾有在印度信息技術行業工作經歷的坦薇·馬丹近期的觀察也發現，一些印度公司熱衷於與中國公司在電信、零售和電動汽車領域達成交易。

“（中印關係緩和）這一轉變反映了印度迫切需要中國的技術、投資和專業知識來滿足其當前的產業需求。”英國《經濟學人》7月18日的觀察文章寫道，文章以頗爲聳動的《中印史詩級的決裂即將終結》爲題，搶先一步將這些信號在西方主流社會散發。

幾天後的7月22日，印度首席經濟顧問納格斯瓦蘭提交給議會一份2024版《經濟調查》，呼籲新德里應該重點考慮接納來自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融入中國的供應鏈，以促進印度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出口。

印度財政部長尼爾瑪拉·西塔拉曼立即發聲，支持納格斯瓦蘭的主張。《經濟調查》是印度財政部編制的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年度報告，回顧印度過去一個財政年度的經濟發展情況，並深入瞭解各個部門的表現，以幫助政府制定戰略性經濟政策。

《經濟調查》的倡議很快也得到《亞洲時報》專欄作家David P. Goldman的呼應，他也認爲，新德里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立場正在發生轉變。

在7月26日的專欄文章中，他寫道，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隨着中國大部分出口貿易從美國和歐洲轉向“全球南方”，印度從中國的進口增加了一倍多。印度依靠中國的供應鏈支撐自身出口，從中國進口零部件和資本財貨，併爲發達市場組裝成品。

“誠如納格斯瓦蘭所示，印度對美國的出口與從中國的進口同步增長。”David P. Goldman寫道。

2020年之後，印度以新冠疫情暴發和兩國邊境衝突爲由，對中國企業實施了“亞洲最嚴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嚴格限制對華簽證發放，禁封數百款中國手機APP，推遲批准中國投資，以及減少兩國直飛航班數量。根據截至今年6月份的政府數據，自2020年4月以來，印度僅批准了來自中國的435項外國直接投資申請中的四分之一。

但即便如此，印度的製造業需求仍然嚴重依賴中國產品。印度智庫“全球貿易研究計劃”的數據（今年5月）顯示，2023年至202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爲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印貿易額該年度達到了1184億美元，印度對華出口和進口均實現了增長，其中出口增幅達到了8.7%。

“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據總部位於德里的智庫全球貿易研究計劃（GTRI）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2023年，中國是印度主要工業產品的最大來源國，在電子、機械、汽車、化學品和紡織品等類別中佔30%左右。”《經濟學人》的分析文章捕捉到最近2到3個月裡印度國內經濟和產業界對中國進口產品和直接投資的“敘事”發生了變化。

當地時間2020年6月22日，印度艾哈邁達巴德，通勤者經過中國手機制造商vivo的廣告牌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研究發現，印度在電子、電信和電氣產品進口方面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最高，達到39%。機械設備位居第二，佔38%。”這篇的文章推測認爲，隨着兩國公司在印度組建合資製造企業，未來幾年商業聯繫有望進一步擴大，這些企業可能會從中國進口機械和零部件。

“我們的目標是，未來5年內平均每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000億美元。”印度工業和國內貿易促進部部長拉傑什·庫馬爾·辛格4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過，儘管印度經濟近年來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但外國直接投資卻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大幅增加，已經連續第二年放緩。

數據顯示，過去5年印度平均每年吸引外國投資700億美元，並在2022年達到848億美元的高點。然而2023年印度吸引外資大幅下滑至714億美元。此外，根據印度柯塔克機構證券公司最新報告的數據，印度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佔的份額僅略高於2%。

長期研究和觀察印度的四川大學邱永輝教授認爲，在印度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大財團是非常重要的帶動力量，政府想做什麼基建大項目，都會找大財團，但商業項目想要成功，財團也要找政府，但這樣的結構帶來的印度發展模式面臨可持續性的挑戰，貧富懸殊問題尤其嚴重。

有數據顯示，在14億人口中，約有2000萬印度人過着優渥的生活，其餘大多數人都在食品和燃料價格的通脹中煎熬。

在印度，政府對機場、橋樑、道路和清潔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隨處可見，但數十億美元的公共開支能否帶動企業的支出是個問題，“你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來促進私營部門投資。”世界銀行負責印度的主管奧古斯特·塔諾·庫阿梅今年年初對《紐約時報》談及這一問題。

另外一些常常引來外國投資者指摘的現象還包括：繁瑣的行政審批手續、合同執行方面的糟糕記錄以及製造業部門相對較低的勞動生產率。

“所謂有增長沒發展，就是說一方面看上去各種增長數據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都顯得轟轟烈烈的，另一方面人們的負擔其實很重，就業壓力很大。”邱永輝同時提醒，1991年開始實行全面經濟改革（放鬆對工業、外貿和金融部門的管制）以來，印度不斷走向開放、繁榮這個判斷是可以下的，而且會進一步向這個方向去，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國家和社會”，和中國經濟發展各有所長，“中國需要去好好去認識它、分析它。”

今年是印度重要的政治年份，莫迪成功完成選舉連任。但他所在的政黨最近失去了議會多數席位，部分原因是對高質量製造業就業機會短缺的不滿。

“在（印人黨）最核心的票倉，我們稱爲印地語帶這幾個邦，支持的選票也大爲縮小，說明不滿的民衆大爲增加……實際上和失業率很高、通脹相關，經濟發展的好處沒有落到一般人頭上，“邱永輝分析認爲，這直接導致“莫迪3.0”在推進一些既定的經濟改革議程上“無法再像之前那樣‘爲所欲爲’”。

“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爲從長遠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說，有些改革是必須要推動的。”她進一步說。

研究印度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爲，印度需要在進口來源上實現多元化，並增加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

但與此同時，莫迪政府還必須平衡軍事（安全）領導人和商界領袖的利益。

或許是巧合，就在《經濟學人》文章刊發前一週，《紐約時報》刊發了知名特約撰稿人、專注地緣政治和間諜活動寫作的暢銷書作家尤迪吉特·巴塔查爾吉（Yudhijit Bhattacharjee）的文章“中印邊境爭端：爲何兩國因‘不毛之地’紛爭不休”，大量印度情報和安全界人士在德里向他回憶了四年前那場邊境衝突以及他們眼中的中印安全困境。

“儘管存在政治紛爭，（美國和中國）兩大經濟體在經濟上共存……這種成熟的方法將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避免將兩者混爲一談。”印度貿易專家、德里研究機構社會發展委員會的特聘教授比斯瓦吉特·達爾強調“務實主義”，他日前告訴《南華早報》，印度不應該將經濟和政治混爲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