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檔案》揭秘澎湖713事件 親歷者曝真相喊：別再悲情洗腦

2016年，曾親身經歷「澎湖七一三事件」的山東流亡學生前警總司令王若愚、前陸軍總司令李楨林和前國防副部長王文燮（右2）等人，回到澎湖事發地點致祭。不過，另一名親歷者，黃端禮先生對碑文一直很有意見。 （本報系資料照片）

1949年7月13日，一羣從山東出發，年紀不滿20年的學生逃難到澎湖，原本以爲可以繼續進入學校升學，卻沒想到，他們遭到老師們出賣，老師們早在出發前就與軍方有交易「爲強化澎湖的防衛，這些學生必須當兵」。學生得知真相後非常憤怒，與軍方發生衝突，期間有數名學生遭軍人刺傷，學生不敢再反抗，默默當了數年到數十年的兵。這就是「澎湖713事件」，或稱「山東流亡學生案」。

不過，在現在主流的歷史描述中，山東流亡學生反而成了這起事件的「配角」，而主角是當年也在澎湖的山東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主流歷史描述稱：「張敏之校長是煙臺聯中、山東八所中學的聯合總校長，他在得知軍方要強迫學生當兵以後，爲了阻止此事，持續與軍方激辯，反而被軍方冠以共諜的罪名，總共有7名師生因此被判死刑。」

幾十年來，該事件被認爲是國民黨政府又一起暴行，甚至稱其爲「外省人版本的228」，而且在論述的比重上，更強調張敏之校長遭冤枉這一部分，被稱爲「第一個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這樣的論述持續被強化，包括國史館的官修歷史，民間的口述歷史，媒體的反覆播報，各種的文藝作品也都是這一脈絡。

現年94歲的黃端禮先生對於現行的論述方並不同意。黃先生是軍人持刺刀刺傷學生的直接目擊者，當天離事發地點只有5步，同學的血都噴到他身上，絕對是最瞭解情況的人。他表示，713事件主要的人物就是學生，並沒有老師。而且在被迫當兵的6年後，又發生了的「臺中425陳情事件」，那時張敏之早就被槍決了。結果現在對山東流亡學生案的歷史陳述，很少提到425事件，這對當年參與抗爭的山東學生來說，完全不公平。

「臺中425事件」 是山東學生被迫當了6年兵之際，再次爭取復學的抗爭行動。1955年春，學生們已移防到高雄鳯山，在《民聲報》上看到與自己有關的新聞，大意是：「立法委員質詢軍方，遷臺初期因兵員不足、國防空虛，國立8所聯合中學生在澎湖被迫中止學業編成部隊，如今國家局勢較爲安定，本省役齡青年也依法陸續服役，因此政府應准許學生離營復學。」

結果軍方的答覆是：「學生們願意以軍爲家，並無退役之意」，這樣的內容完全惹怒了山東學生，他們在被迫當年的第3年(1952年)，就已經多次請求退役，如今竟被軍方認定「每個人都是自願留營」，憤怒的情緒可想而知。而且軍方的態度明顯是不願放人，這令山東學生更感到絕望，復學似乎遙遙無期。

這些山東學生決定找機會北上到總統府陳情，4月18日左右，38名學生兵趁着部隊從鳳山移防至后里的機會，分散軍方管理層，搭火車到臺中火車站集結，準備一起上臺北。結果軍方管理層命令臺中車站不許發車，學生兵與管理層就在臺中車站對峙，學生兵之一的洪連吉批評軍方政治部主任：「我就沒聽說行憲民主國家，用刺刀強迫不滿17歲的學生當兵的。依法男子當兵3年，我們倒楣在刺刀的鎮壓下，已當了6年，爲什麼還對立法院說假話，阻止我們復學？」

這段有理有據的反駁，立即使軍方管理層啞口無言，這也是軍方最終同意山東學生退伍的開端。然而，這羣策動北上陳情的學生兵卻註定遭到懲罰，38人被關在軍事監獄等待審判，由於他們都做了遭死刑的心理打算，所以當天4月25日成爲山東流亡學生第2個紀念日。

不幸中的大幸是，軍方最終以「抗命罪」而非「匪諜罪」論處，38名學生當中，刑度有10年、8年，唯獨沒有死刑。

黃端禮在713事件帶頭呼喊「我們要回學校」，到了425又帶着學生北上抗議，如此多次的「不服管教」、「企圖陳情」，成爲軍方高層最頭痛的人物，也導致他的軍中發展非常差，最終軍銜僅止於基層士官，完全不如其他經歷者的高成就，他不如王文燮、王若愚、曹慕廷官拜將軍，不像孫震當到臺大校長。

國史館所紀錄的張敏之共諜事件判決部分節錄，全部涉案人有45人，7人死刑，2人死於獄中，其餘人等2人遣返大陸，1人交保，多數配新生總隊。黃端禮認爲，白色恐怖時期確實法律嚴格，但是若非罪證確鑿，共諜案件是不會輕易判死刑的。(圖/黃端禮提供)

最近看到張敏之校長的家屬又在媒體上發表「校長爲保護學生，才被匪諜罪處決」的說法，黃端禮相當的不高興，高聲強調「請別再拿悲情洗腦，別再消費流亡學生。」

黃端禮回憶，很一段時間他也相信張敏之校長曾爲他們爭取求學，所以1999年，王培五女士所口述的《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出版後，他第一時間就找來拜讀，卻是愈讀愈到懷疑，因爲該書的許多內容與713事件有着極大的差距，甚至到了小說演義的程度。而且之後所有的713事件歷史調查，幾乎不脫此書的基調，強調的是張敏之共諜案，而不是學生被迫當兵與後續抗爭。

對於自己當年身不由己的從軍，固然有所氣憤，但也能理解國家防衛的重要性。然而，絕不應該有人利用此事來拔高名聲。王培五與她的子女們，把學生的命運當成平反張敏之名譽的工具，這是完全的錯誤。

此事真相是：張敏之從一開始就知道學生被編入部隊，沒有所謂「一半軍訓，一半讀書」，他參與了會議，卻沒有阻止。其次，張敏之等人的匪諜案件，並非冤案，與流亡學生當兵也無關連。

爲何如此認定?這是依據幾份國史館的檔案，第一份：穗中字第五四一一號訓令：教育部因應陳、秦廣州協議發八校員生安置辦法：「小男生女生兩千人編爲澎防部子弟學校，給教職員140人。」日期：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陳是指東南行政長官兼臺灣省主席陳誠，秦是指山東省主席秦德純，這2位將軍先前向教育部請求將山東流亡學生，運送到澎湖當兵以擔任防衛工作的計劃。其間雖提到撥給教職員140人，但這些真老師是任職澎防部子弟學校，而不是山東流亡學生的老師。至於學生們，就是被迫入伍當兵。

這則公文註定了山東學生被送到澎湖當兵的命運，但是事前並沒有告知山東八校學生，這也爲往後發生衝突、見血的713事件，埋下了伏筆。

這則公文並不能解釋713事件，還需要理清前因後果。在流亡學生還未出發前，陳、秦兩位將軍曾經與教育部官員、山東八所學校校長，一起在廣州召開了一起關於學生命運的會議，被稱爲「廣州會議」。曾經參與會議的濟南第三聯中校長王志信，在民國八十五年(1996年)，在《山東文獻》雜誌提及廣州會議後的結論，文章提到：「小男生、女生兩千人，編爲澎防部子弟學校，給教職員140人。17歲以上男生保留學籍當兵，不得隨意進退。…..對各年級應修之主要課程，仍得繼續補習…」

既然濟南第三聯中的王校長參與了會議，那麼煙臺聯中的張敏之，必然也在會議桌旁，所以他也一定知道這份協議的內容，同時發給八校員生安置辦法的訓令，張敏之手裡當然也有一份。那麼，如果他真有心要爭取學生的受教權，應該在這場會議上就要爭取了，結果直到人員都送到澎湖，他才向澎湖司令官討要學生受教權？這顯然不合常理。

另一個事實是，發生713事件的人物是濟南聯中學生，地點是在馬公島；至於煙臺聯中學生，則是登陸在漁翁島(也稱西嶼)，張敏之校長根本就沒有踏上澎防部，校長夫人王培五所陳述的各種生動感人的故事，自然也就只是家屬的口述演義，而非事實。

學生與軍方從一開始就出現認知上的巨大落差，學生們曾在船上聽到帶隊的老師，邊走邊聊天說：「到澎湖半受軍訓半讀書」。這可能是老師的主觀以爲，或者是道聽塗說的內容。但是學生都把這句「到澎湖半受軍訓半讀書」的話記在心裡。到達澎湖編兵時，卻纔發現沒有所謂「半受軍訓半讀書」。學生因此特別生氣，「理直氣壯」的大喊軍方不守信用食言，這才發起激烈抗爭。

但是，澎湖軍方手裡的命令，卻只有「將流亡學生編入兵籍，加強澎湖防務」，而沒有「半受軍訓半讀書」的內容(這也令他們感到爲難，因爲軍營一個合格的老師都沒有)，所以聽到學生大喊「半受軍訓半讀書」，一定認爲學生假話胡鬧。

試想，一位國共內戰殺紅眼的中將，面對學生的抗爭，他自然會想到在大陸的各種學潮與譁變，一定會想到匪諜的滲透。另外，基於他的立場，上級命令是必須完成的，於是他理直氣壯的下令，刺傷鬧事的學生鎮壓完成編兵任務。對軍人而言，如果真讓學生衝出營房一鬨而散，這絕對比打了敗仗還不能向長官交代。

至於張敏之校長的案子，國史館有相關資料，根據行政院研考會國家檔案管理局，《張敏之等叛亂案》，檔號：0041∕3132249∕249。其中明確提到煙臺聯中的學生王光耀，在當兵四天後以「王治忠」化名，寫給署名永祥、永禧、本嶽，及安祥經理的私函，寄向香港的共諜接頭人，信函被戒嚴時期軍方的郵電檢查查獲，咬出張敏之也涉案，之後是7名主要涉案人被判極刑。

雖然那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代，司法(尤其是軍事司法)確實會有不人道的問案行爲，包括刑求、逼供，長期審訊等等，也確實有出現過冤案。但是當年的國民黨政府絕不會把共諜案件草率判定，以他自己的案件爲例，他多次頂撞軍方上層，號召學生維權，是上級眼中的最麻煩人物，也一直想要調查他是否有共諜背景。然而他最終也沒有被共諜案定罪，最多就遭受「不服管教」、「違反軍令」的罪名。也就是說，共諜案是最馬虎不得的，張敏之案若非沒有確實證據，是不會被確定共諜而被判死刑。說的更直接點，國家沒有錯判，那並非冤案。

當然，家人遭受如此不堪的罪名處決，任誰都無法接受，於是張校長家人往後的日子裡，各種喊冤與故事編造，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歷史研究豈可被當事人家屬誤導? 現在的歷史學者不看真檔案，一直拿着張校長家人的假話寫演義，甚至推翻有明確證據、明正典刑的案子，不就是「劣幣驅逐良幣」，把假話留給後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