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延續文化瑰寶的千年神韻風采
人才強國新徵程·關注文物保護與修復人才
原標題：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延續文化瑰寶的千年神韻風采
光明日報記者 劉宇航 王冰雅 尚傑 任歡
在崖壁上開鑿石窟，坐禪修行。從此，莫高窟誕生了。這一年，是公元366年。
“來莫高窟如同一場夢，這一夢，就成了一生。”
“到莫高窟只看了一眼，這一眼，就延續千年。”
這，是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的寫照。
“80年前，以常書鴻先生爲代表的一批文物工作者看到敦煌藝術的珍貴价值，堅守西北大漠，開創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已發展到200餘人，他們正爲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而持續奮鬥。2024年1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團隊榮獲“國家卓越工程師團隊”稱號。
1、他們說，在莫高窟找到了立業的舞臺
敦煌文物保護，最主要的對象是壁畫。這些壁畫，在歷經千年風霜後，面臨起甲、酥鹼、空鼓、煙燻、變色等多種病害。
在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的實驗室內，90後女孩兒陳雨鑫正手握接種環，在固體培養基中挑取微生物菌落。
“取樣以後是做什麼研究？”記者問。
“分離純化後我會對它進行菌種鑑定，我的研究方向是微生物對壁畫鉛丹顏料變色的影響，這需要大量的實驗做支撐。”陳雨鑫解釋。
消毒、取樣、比對、記錄，陳雨鑫熟練地操作實驗環節，每個步驟緊密銜接。如今的她，對文物微生物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心得。2023年3月，敦煌研究院博士後工作站順利通過她的博士後開題報告。
“大家都知道莫高窟裡的壁畫有變黑的地方，過去的研究說是受光照、溼度、酸鹼性等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發現，其實微生物對它們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具體是怎樣造成影響的？影響到什麼程度？我們還在探索中。”陳雨鑫說着下一步的研究內容。
在敦煌石窟監測中心，記者見到80後青年鞏一璞。他參與設計開發的石窟監測預警系統，讓莫高窟保護管理工作有了科學數據的支撐。
“2012年加入團隊後，我對計算機和文物保護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特別清晰的認識。但時間長了，我意識到文物保護需要多學科力量的參與。比如我現在參與建設的監測預警平臺，首先通過傳感器技術對文物面臨的風險進行及時監測，其次通過監測數據的分析研究，對風險事件進行識別預警，最後爲文物的預防性保護提供決策支持，實現數據驅動下的文物科學保護和管理。”鞏一璞對記者說。
從事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的90後青年李天曉，是團隊裡的青年骨幹。自2022年來到敦煌研究院後，他針對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的實際需求，每天都在鑽研各類保護技術和保護材料。
“會覺得累嗎？”記者問。
“老一輩莫高窟人克服了無房、無電、經費拮据、人手短缺等各種困難，無怨無悔地爲文物保護事業奮鬥。作爲新一代莫高窟人，我也希望在這裡安身立業，爲文物保護貢獻青春力量。”李天曉說。如今的他，正致力於新型文物抗菌材料和生物加固材料的研發和評估。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武發思介紹，如今，無論是研究歷史文獻的、石窟考古的，還是研究古建築的、音樂的，年輕人都能在這裡找到展示能力、實現價值的舞臺，“年輕人都說，老一輩莫高窟人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卻將一切獻給了敦煌。他們也要懷揣着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無限熱忱，向榜樣看齊，與時間‘賽跑’，延續文化瑰寶的千年神韻風采。近年來，團隊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推動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力量不斷科學化、專業化、系統化，也讓我們更有信心去實現‘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這個目標。”
2、他們說，敦煌是此生安心處
走進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的生物實驗室，80後青年賀東鵬正在調節微生物培養箱的溫度與溼度。
“我記得2010年剛來的時候，這個實驗室只有一個烘箱和一個培養箱，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現在實驗室的桌子上已經滿滿當當了。”賀東鵬向記者介紹，自己剛加入團隊時不知道該做什麼，該往哪個方向努力。
“那是怎麼找到了現在這條科研道路？”記者問。
“院所領導鼓勵我大膽探索，勇敢向前，在實踐中尋找興趣點和發展方向，這給了我很大信心。”賀東鵬說。
後來在石窟寺生物病害調查時，賀東鵬及團隊成員聚焦壁畫微生物病害開展了探索性研究：先在實驗室裡篩選對清除微生物有效的生物殺滅劑和方法，再通過模擬試塊實驗確定這些方法不會對文物造成顏色或結構上的影響。經過不斷的迭代和優化，最終形成了一套安全、科學、有效的文物綜合除菌技術，並在一些遺址的保護過程中成功應用。
“我還需要繼續探索，將文物微生物病害防治技術精細化，並向預防性保護方向努力，爭取做到防患於未然。”賀東鵬充滿信心。
回首往昔，老一輩莫高窟人的生活可謂“簡單”：現場考察、研究技術、修復壁畫，日復一日。但他們總說，莫高窟的壁畫穿越了歷史的美，那種滄桑中的清雅和燦爛，以一種奇妙的方式感染着每一個人，來到這裡，能幫助那些在時光中逐漸變得模糊的壁畫，恢復往昔的光彩，自己的心便安定了。
武發思說，“我還記得自己剛工作那會兒，老院長樊錦詩先生就說，‘你們來光守在這兒不行，要靜下心來做點事兒。’這麼多年來，我始終是這麼要求自己的。如今，我也常對年輕人講，一定要將身心紮根西北大漠，做出一番事業。爲此，敦煌研究院鼓勵青年人才立足敦煌，面向全國，放眼世界，爲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如今，團隊在壁畫彩塑保護及數字化方面先後形成國家和行業技術標準10餘項、專利50餘件，搶救了150餘處文化遺產，爲古代壁畫和彩塑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
“團隊的年輕人都說，老一輩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詮釋了‘堅守大漠、勇於擔當、甘於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他們也要努力投身於莫高窟的保護事業，爲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豐厚博大的藝術和文化遺產寶藏服務。”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於宗仁說。
3、他們說，守護文化遺產新人當自強
“現在你看到的草方格沙障大概有114萬平方米，植物林帶5條總共約60萬平方米，礫石壓沙區119萬平方米。”在莫高窟崖頂的鳴沙山上，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治沙站站長張國彬向記者介紹。
“不是保護文物嗎？怎麼還要治沙？”記者搞不懂了。
“風沙流問題是莫高窟文物保護中長期存在的環境問題之一。”張國彬解釋，“歷史上，莫高窟南區一層洞窟很大一部分被流沙掩埋。第129窟到第109窟的流沙，已經直接堆到石窟門口；第108窟到第100窟的流沙甚至已經封堵了窟門。如果不及時清理，將會對洞窟內珍貴文物的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實際上，風沙災害防治是敦煌研究院成立以來就一直沒有中斷過的工作之一。這些年，莫高窟窟頂已經逐漸形成一個以固爲主，固、阻、輸、導相結合，由工程、生物和化學措施組成的多層次、多功能的風沙危害綜合防護體系，能使進入窟區的積沙量減少85%以上，有效地減輕了風沙塵對石窟圍巖及壁畫彩塑的損害程度。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老一輩莫高窟人幾乎每天都要治沙。他們曾在石窟的懸崖邊上修建沙牆，還通過鋪壓碎石子等方法進行小規模防沙試驗，甚至還要駕着牛車運沙……”張國彬說。
“現在的治沙工作依舊很辛苦吧？”記者問。
“早穿棉襖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是我們的常態。但我們跟老先生們比起來，那是掉進福窩裡哩！哪裡算得上辛苦！”張國彬笑着說。
盛夏七月，上午十點，烈日當頭。記者走進莫高窟第55窟內，幾位壁畫保護修復技師正在作業。他們穿着長袖外套，腿上穿着厚厚的褲子。沒待幾分鐘，記者便打了幾個寒戰。
“我們有厚衣服，要不您穿着點？”壁畫保護修復技師柴宗香關心地問記者。
“沒想到這裡這麼冷！”記者哆嗦着接過衣服。
“洞窟裡冬暖夏涼呢，夏天長時間待在洞窟裡，我們還得綁着厚厚的皮護膝呢。”柴宗香笑了笑。
說話間，柴宗香用羊毛刷輕輕地把壁畫表面的浮土拭掉，右手拿起裝有修復液的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按壓氣囊，白色的修復液順着針頭尖滴落在壁畫的裂縫中。接着，她熟練地放下注射器，右手拿起自制的木製修復刀，左手墊着小塊白紙，在裂縫上輕輕按壓。
“好專業！注射的是什麼？”記者問。
“是壁畫修復材料。”柴宗香解釋，“過去，壁畫修復使用什麼材料，國外一直對我們嚴格保密。爲了打破技術封鎖，老一輩文物工作者向化學材料專家反覆請教，遍尋數十種修復材料。他們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釐米一釐米地吹，一釐米一釐米地注射、粘貼。經過多次試驗，最終找到了適合起甲壁畫修復用的材料，效果好到連外國同行都拍案叫絕。”
壁畫修復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需要智慧和耐力。柴宗香做壁畫保護修復技師14年了，她常在一個洞窟裡戴着護膝，穿着棉衣，從早幹到晚。
“我是真喜歡這些壁畫啊！能投身自己熱愛的行業，是一種幸福！”柴宗香笑着說。
像柴宗香一樣的人還有很多。如今在團隊，80後已經普遍擔任起部門領導的重要角色，而90後和00後更是成爲創新研究的骨幹力量。
2020年以來，團隊在文物保護重大裝備製造、重大發明創造等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研發了我國首座考古發掘現場移動實驗室，有效破解了考古發掘現場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等世界難題；建成了文化遺產領域唯一的全氣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擬平臺——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破解了岩土質文物長時序劣化過程再現難題和尺寸效應瓶頸；打造了全球首個基於風險理論的絲路遺產監測預警體系，成功實現絲路沿線多處文化遺產的可視化監測。
有人引領，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輕。
“當前，敦煌研究院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鬥，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結合，團結協作、充滿活力的高水平專業人才隊伍。未來，新時代的莫高窟人仍將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爲指引，認真踐行‘莫高精神’，不斷推動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事業向前發展，守護好千年文脈的根與魂。”蘇伯民說。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