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原住民的工地哀歌

欣見聯合報日前專題報導營造業職災現況,這對於終年投身營造工地、近百萬的藍領勞工來說,是生死交關的重要議題。筆者長期投身基層勞工運動,亦爲原住民族權益資深工作者,多年來在工地現場看到的現況更慘烈,且大多集中在都市原住民身上。

根據一一一年第二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原住民從事行業中,比例最高爲營建工程業達近一成五,其次則爲製造業、餐飲業。而從事營造業的原住民族中,竟有近五成五未收過工安職災預防資料,且遇上職災的原住民勞工中,更有高達五成沒有拿到任何法定的職災賠償!

絕大部分的營造業基層工人都知道,只要沒出人命,工地中一直有「三不一要」的潛規則:不能叫救護車(只能搭計程車或自行開車)、不能就近就醫(離開工地越遠越好)、不能住院(以防止醫院通報)、要說是交通意外(不論多嚴重都是因爲車禍)。所以我們總是會看到族人被電鋸切斷手指後,帶着斷肢坐計程車趕去醫院;會看到從高處跌落、膝蓋粉碎性骨折的族人,四處找國術館,或已上臂骨折的族人竟要從臺北回到臺東就醫治療。

上述這個潛規則已然是臺灣工地文化的一部分,讓營造業藍領工人每天活在「職場如戰場」的搏命情境中;都是爲了要避免災保法「通報」規定與職安法「停工」的要求。安全總是這麼難,在建築工地,賺錢與安全竟然變成二選一、不可兼得的日常!

若再就原、漢族羣分類比較,更會發現原住民族勞工每千人職災率,不但長期以來高於全國平均,也高於產業平均。究其因,原住民族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濟發展中,進入的產業大多都是高勞動強度、高勞動風險的類別–最高(工地鷹架)、最深(礦業)、最遠(遠洋漁業),這些行業入行門檻相對低,又具有日領現金的特殊性,因此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從原鄉進入都市,從東海岸島內遷徙到北部與中部。

都市原住民一旦發生職災,除了職災勞工個人權益補償困難之外,整個家庭都受害!工地中層層轉包的承攬文化,最底層的小包工成爲一切事故的代罪羔羊,而小包工經常是同部落的親友,根本沒有能力承擔此後果;職災家庭面對的就是經濟衝擊、身心創傷、訴訟門檻、撫養生計等多重性的社會壓迫。

勞動檢查與加重處罰,是筆者認爲尚可立竿見影的方法,然而目前全臺僅一千多個勞動檢查員,勞檢行政量能覆蓋率嚴重不足,加上勞檢員薪資低、流動率高,導致主動檢查比例偏低,永遠上演着亡羊補牢的戲碼,死的卻總是辛勤的原住民族人。筆者衷心期盼,政府能透過貴報報導看見營造業暴利背後的血淚,希望政府能邀集勞動部、內政部、衛福部進行跨部會整合,徹底翻轉工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