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訪談｜祝勇：故宮文物，見“物”更應見“文”
故宮很大。它佔地面積約7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米，有大小宮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餘間，既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古代木結構建築羣，也是規模最大的古代皇宮建築羣。
“不瞭解故宮，你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
多年來，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先後撰寫了《故宮六百年》《紙上繁花》《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等作品，用文字搭建了一座“紙上的故宮”。
在新作《故宮建築之美》中，祝勇又試圖通過文字重構故宮的歷史，運用尋覓、追思與想象，藉助情感、生命與血肉重建這座城。
隨着文博產業的興起，故宮越來越受關注。但除了“宮鬥戲”之外，人們對故宮的瞭解到底有多少？故宮裡的珍貴文物都有哪些動人的故事？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
不要讓“宮鬥戲”遮蔽了目光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爲什麼故宮對於理解真正的中國如此重要？
祝勇：故宮，這座六百多年的皇宮（紫禁城建成於1420年），近百年的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成立於1925年），代表的是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在這座恢宏浩大的博物院裡，收藏着一件最大的文物，就是紫禁城這件不可移動文物，更收藏着超過186萬件的可移動文物。這些文物絕大部分是國家一級文物，是我們國家最珍貴的國寶。
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建造完成的，但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卻不限於明清兩代。這些可移動文物，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當代，串連起的，是至少八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故宮及其寶藏承載着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它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羊城晚報：故宮背後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但是很多人一提到故宮，就想起“宮鬥戲”。
祝勇：現在很多自媒體和大衆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是偏狹的。我們再三講故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本營，但是很多人好像對真正的文化視而不見，而是對“宮鬥戲”更感興趣。這是受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被遮蔽了目光。
比如說，很多到故宮參觀的遊客，直接奔着後宮去。故宮明明有那麼多珍寶，比如李白唯一的書法作品真跡就在故宮，還有玉石器，通過故宮的玉石器收藏，可以串聯起一個完整的歷史鏈條。天天說要傳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首先要知道什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什麼樣的文化值得去傳承和發揚。
故宮有很多比“翠玉白菜”美的珍寶
羊城晚報：還有哪些打開故宮的正確方式？
祝勇：首先還是應當多去看故宮的展覽，比如，故宮博物院是世界上收藏銅器最多的博物館，一共16萬件，其中特別珍貴的有1670件帶先秦銘文的青銅器。
還有11000件金銀器、19000件漆器、6600件琺琅器，這些都是傳世的藝術品；故宮博物院的陶瓷館收藏了20多件汝窯瓷器。傳世汝窯瓷數量很少，現在全世界僅有100餘件完整的汝窯瓷。現在很多人去中國臺北看翠玉白菜，其實在故宮有很多比“翠玉白菜”美得多的珍寶。
羊城晚報：大衆對故宮、對文物認知的偏差，是否也是您創作的動機？
祝勇：對，還是需要向大衆普及故宮的建築之美、文物之美。我主要就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展現故宮的歷史，寫了《故宮六百年》《故宮的隱秘角落》等。還有寫那些不可移動文物的，包括《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等，從古物、繪畫、書法等方面分門別類講述故宮之美。
從實際效果來看，還是很成功的。說明市場有這方面的需求，大衆也希望真正走進故宮、瞭解故宮。
中國古代建築是不斷生長的生命體
羊城晚報：和當代建築相比，古代建築的美體現在哪些方面？
祝勇：跟古代建築相比，當代建築同質化嚴重，缺少美感。中國古代建築，美得震撼人心。像故宮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羣，有上千座建築、9000多個房間，是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優秀傳統和獨特風格的代表之一。
站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上鳥瞰這座皇家宮殿全貌，金黃色琉璃瓦覆蓋的高低錯落、形態各異的殿宇樓閣、亭臺廊廡盡收眼底，美麗而壯觀。
爲了造就這種美，古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經驗的積累。中國古人早就在建築中使用了標準化結構，比如廊、柱、斗拱、臺基，都可提前做好預製件，到現場組裝。建築就像傢俱，榫卯相合，天衣無縫。而且，中國古代建築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一個死的標本，是一個不斷生長、新陳代謝的生命體。
羊城晚報：古人對建築的審美和態度，是否也體現了他們對人生、對生活的態度？
祝勇：當然。建築是爲人服務的，人和建築之間是有一種關係的，人在建築當中的感受是什麼樣的，那些古代的建築師是“門清”的，特別清楚。不管是宮殿還是園林，都非常強調人跟自然之間的關係。建築不是用來把人和自然隔開的，相反它強調了人和自然之間的那種呼應關係，比如說月亮門，外邊種着幾叢竹子，這個門像一個畫框一樣，框出自然之美。
像故宮太和殿的大門，它也是個取景框，因爲你看着的大門後面的太和殿是一個局部，就像你用照相機給它截了一個局部一樣。這個關係其實都是經過計算和反覆積累創造出來的，它一定考慮到人在裡面活動所產生的影響，所以它不是孤立的一個建築。
包括故宮的建築如此宏偉，爲何裡面的龍榻卻那麼小，其實也是考慮到人和環境的關係。大殿很大，是出於政務活動的需要，但是你住在裡面試試，絕對感覺陰森森的，晚上一關燈，那麼大的空間裡擺一張牀，肯定睡不了，對吧？所以睡覺的臥室一定要小、要私密、要非常親切，不會給你一種空間上的威壓感。
所以帝王的臥室都是很小的，牀也很小，然後還要拉個簾，有一個私密的空間，有安全感。
好的建築就是要考慮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和人相關的細節。現在很多人不懂，總以爲房子越大越好，但其實太大的房子，裡面就見不到人，空蕩蕩的，很寂寞。
文物的背後是人的精神
羊城晚報：從一張小小的龍榻就可以看到帝王生活的細節和情感需求，這也是您解讀歷史的一個新的視角，從具體的人出發，帶着溫度去看建築、看歷史。
祝勇：對，解讀建築還是要從人性化視角出發，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文物，我們文物帶一個“物”字，但它背後主要的還是精神，體現的是人的精神、是“文”。
我寫故宮也是，更爲關注歷史中人物的命運與生命體驗。在這座宮殿中，明清共有24位帝王，唯有乾隆皇帝，爲這座宮殿打上了最鮮明的個人標記。他修建的建福宮花園和寧壽宮花園，是六百年皇宮建築中靈動活躍的部分。
像寧壽宮的倦勤齋，對於乾隆皇帝有着特別的意義。“倦勤”，說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個人”的乾隆。他要一個私密化的空間，摒棄政治的重壓和禮制的煩瑣，迴歸那個真實的自己。
羊城晚報：說到人文與生活，如今以故宮爲代表的博物館文創產業特別紅火，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祝勇：當年單霽翔院長說過一句話，就是“把故宮文化帶回家”，他沒說“把故宮文創帶回家”。把文創帶回家很容易，你花錢買了就帶回家了，但他的目的是把故宮的文化帶回家，就是通過這些文創產品，引發你對故宮文化、故宮文物的關注。
比如《千里江山圖》可以做成很多文創，杯子、鼠標墊、雨傘、服裝等，當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時候，會關注到這樣一件文物，甚至去關注它背後的人文內涵和歷史，這就起到傳播的作用了。所以文創是一把鑰匙，引發大衆對我們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對它背後內涵的汲取。
反覆修改小說的過程，比寫散文艱難
羊城晚報：除了用非虛構的手法講述故宮的人與事，您還創作了虛構的歷史小說。虛構與非虛構創作，哪個更難？
祝勇：寫小說更難，因爲它跟非虛構散文寫作完全是兩種思維方式。而且小說我寫得不多，目前爲止只寫了兩本，一本《血朝廷》，一本就是現在正在寫的《太和殿》，以故宮文物南遷爲主題，本來今年就想帶來南國書香節的，但是我還在改，已經改了兩年多了，年內應該能出來。
羊城晚報：讓您反覆修改的點是什麼？
祝勇：小說創作有它自己的規律，你必須在腦海裡去虛構出一個體系，這個路很容易走錯，你可能寫了10萬字、20萬字，突然發現這些已經寫好的文字是無效的，你必須把它全部拿掉，然後從頭再寫，這種情況在小說寫作裡面是常見的，這個過程挺艱辛的。
《太和殿》的第一卷我寫了34萬字，第一次修改我就拿掉了一半，拿掉了18萬字，然後就剩下十幾萬字，幾乎重寫，這個過程不斷在反覆。寫小說有大量的無效工作，但寫散文沒有這種情況。
羊城晚報：當下歷史小說創作非常活躍，讀者也很多。像馬伯庸的歷史小說，非常受歡迎。您有關注其他人的歷史小說創作嗎？
祝勇：說實話我就看過馬伯庸《長安的荔枝》。去年參加錄製《我在島嶼讀書》節目，在機場看到這本書，挺薄的，七八萬字，我就在機場書店買下了，在4個小時的飛行過程裡就把它看完了，看完下飛機正好馬伯庸也趕過來，我們見面就聊書裡面的場景。
我覺得這個故事寫得非常成功，馬伯庸就從一首詩“無人知是荔枝來”演繹了這麼一段故事，整個閉環非常完美。所以我覺得馬伯庸在捕捉歷史方面還是非常有能力的，尤其是那種細節的捕捉。然後他有問題意識，他寫歷史會結合當下的問題，歷史只是一個題材，實際上他在表達對當下的關切，所以他的書在今天非常暢銷。
羊城晚報：如今故宮的冰窖還在使用？
祝勇：對，還在用。我從冰窖餐廳廚師那裡得知，他們每年冬天還在內金水河上採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於冰鎮餐飲。
此後，每當我在凜冽的寒風中走過太和門廣場，聽到冰鎬的聲音在浩大的廣場上發出空曠的回聲，都會清晰地意識到，內金水河是一條歷史的河，也是一條現實的、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動，仍然以一種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們的生活。
文/羊城晚報記者 孫磊 實習生 葉恩平圖/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