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穆罕默德·納西姆·汗：“玄奘之路”爲何對還原古犍陀羅歷史格外重要？

中新社上海4月7日電 題：“玄奘之路”爲何對還原古犍陀羅歷史格外重要？

——專訪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教授穆罕默德·納西姆·汗

中新社記者 樊中華

近三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陸北緣，一個名爲“犍陀羅”的古國，因地處古絲綢之路要塞而成爲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之地，也是《西遊記》中玄奘取得真經的“西天”境地。佛教經典從犍陀羅傳入中國，中華文化元素也由此進入南亞。

重訪玄奘求經之路，對於還原犍陀羅文明、參透曾經的世界文明大交流有何重要意義？輝煌數百年的古犍陀羅藝術爲世界留下了怎樣的寶貴財富？2023年9月起，國際知名犍陀羅研究專家、上海外國語大學世界藝術史研究所教授穆罕默德·納西姆·汗(M. Nasim Khan)，來到絲綢之路的另一端中國，開啓“玄奘之路”研究。近日，他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上述問題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是犍陀羅藝術的傳入國，作爲著名的犍陀羅研究學者，您爲何來到中國繼續您的研究？

納西姆·汗：首先，中國學界對包括犍陀羅文明在內的世界藝術與文明的研究和興趣正在不斷增加。朱青生教授在上海創辦了世界藝術史研究所，邀我共同推動建立一個成熟的犍陀羅研究機構，以促成中國和巴基斯坦及其他相關國家在文明交流與互鑑方面的直接合作，使之成爲一個全球標杆性的學術機構，我願意爲此作出自己的貢獻。

其次，我正在進行的犍陀羅文明研究中，有大量資料來自中國，特別是中國當時朝聖者的記載，也需進行實地驗證。

再者，我希望以歷史視角研究犍陀羅與古代中國的聯繫，這是從最近在犍陀羅發現的起源於中國的考古證據中獲得的靈感，中華文明中有許多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內容，需實地探訪。公元前3世紀佛教出現於犍陀羅後，犍陀羅與中國開始有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公元1世紀貴霜王朝統治時期，二者的聯繫愈加廣泛，也極大促進了佛教及佛教藝術的傳播。而最近在犍陀羅及附近地區的考古發現提出了一種假說，即中國文化元素可能早在大犍陀羅時期就有所滲入，並在後續的統治王朝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中新社記者：“玄奘之路”爲什麼對犍陀羅文明的研究意義重大？

納西姆·汗：古犍陀羅的歷史研究主要基於考古證據和文學記載，學者據此確立了這一地區的部分歷史。但這些記載還遠不夠完整。每一個新發現、新研究都可能帶來新的轉折，甚至對歷史的既有理解形成挑戰。在考古證據之外，歷史學家的檔案、統治者的傳記、旅行者和朝聖者的敘述，也是還原犍陀羅歷史的重要證據。中國朝聖者的記載即是研究當時犍陀羅地區佛教及其實踐，還原該地區文化、歷史等信息的主要來源之一。法顯和玄奘是訪問過犍陀羅的最重要、最知名的中國人，尤其是後者，在中國家喻戶曉。

對於現有的犍陀羅佛教歷史研究來說，犍陀羅和玄奘似乎是相互依存的。玄奘是位傳奇人物，也是犍陀羅的“百科全書”，他的遊歷近乎全境，求尋知識智慧，收集佛教典籍。他的旅程是人類的偉大史詩。拜他的記錄所賜，犍陀羅歷史中很多不爲人知的方面得以顯現。他到達犍陀羅之時，正值犍陀羅佛教和佛教藝術餘暉將盡之刻，因此他的故事，如現存多個語言版本的《大唐西域記》非常重要，是考古發現的重要探討依據。

但最複雜的問題是根據玄奘到訪或提及的地點，來確認他在犍陀羅的行走路線。目前已有的一些零散研究成果中有不少矛盾之處，有的仍缺乏可靠證據。因此，需要基於考古發掘的新信息，對之前確定的某些路線和地點進行糾錯、調整和實證。

此外，學者們普遍認爲，玄奘到訪犍陀羅的主要目的是朝拜佛教聖地，且只做了與佛教有關的記錄。但最近發現的印度教聖地克什米爾·斯馬斯特(Kashmir Smast)遺址則表明，玄奘並沒有錯過走訪其他宗教場所的機會。因此我們需重新審視玄奘記載的犍陀羅之行，嘗試還原他真實的行走路線。對“玄奘之路”的全新研究，可助我們追溯這些佛教遺址的路線和距離，發現它們的初始名稱，以及在它們存續期間，其名稱的詞源如何及爲何發生變化，進而探究玄奘到訪時這些佛教遺址的狀況、遺址所屬的佛教派別或團體，糾正一些明顯錯誤，呈現犍陀羅文明的更多面貌。

中新社記者：在古犍陀羅地區的考古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發現？

納西姆·汗：犍陀羅文明及其考古研究總是充滿了驚喜和迷人之處。我的工作主要涉及四個不同領域：考古學、古文字學、佛教藝術和犍陀羅宗教。近年來，這四個領域均有重要發現，顯著改變了犍陀羅的歷史年表，展現了地方語言的書寫、宗教實踐和佛教藝術面貌，有些也與古代中國息息相關。

其中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阿齊茲德里(Aziz Dheri)佛教遺址，它幫助我們建立了犍陀羅從公元前5世紀到12世紀的完整文化輪廓。在對古代文字和語言的研究中，我發現並研究了最早用佉盧文(Kharoshthi)和犍陀羅方言書寫的大乘經文。同時還發現一種新的文字，我釋讀爲科希文。這一發現表明，在佉盧文和婆羅米文(Brahmi)之外，還有第三種重要的犍陀羅文字。

對該地區宗教景觀的研究也頗有收穫。人們普遍認爲佛教和佛教藝術是犍陀羅的唯一寶藏，但在克什米爾·斯馬斯特的發現表明，公元前2世紀至12世紀期間，印度教與佛教在犍陀羅並存。在佛教藝術方面，我自認爲最重要的發現是犍陀羅壁畫，該發現對“犍陀羅地區因爲氣候條件所限而沒有壁畫”的理論提出了質疑。

整體而言，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犍陀羅文明所呈現的整體美感。所有這些新發現都從根本上改變了犍陀羅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圖景。

中新社記者：犍陀羅是東西文明的交融之地，它曾如何扮演世界文明樞紐的角色？

納西姆·汗：古犍陀羅位於世界文明十字路口，自古以來在歐亞大陸發揮樞紐作用。相關文獻記載，犍陀羅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戰之地，是阿育王爭霸並傳播佛教之地，後來也成爲佛教和印度教信徒學習教義的高地。犍陀羅是著名的智論之地，兩所著名的古學院——塔克西拉(Taxila)和克什米爾·斯馬斯特(我認爲可能是印度教最早的學府)都坐落於此。公元前1至2世紀，豐裕富饒的物產和知識財富使犍陀羅地區成爲中亞遊牧民族的涉足之地。貴霜王朝時期，王室成爲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信仰者與贊助者，犍陀羅的聲譽隨之達到巔峰。據傳，世界上的第一尊佛像就誕生在犍陀羅。這裡還是佛教向阿富汗、中亞、中國、朝鮮半島等地區傳播的源頭。

同時，犍陀羅藝術也被認爲是印度、希臘、羅馬、中亞等不同文化與文明融合的代表。一直以來，來自不同地區的入侵者、外交使節、朝聖者和商人經由不同路線到達或途經犍陀羅，這些路線成爲宗教傳播的渠道。公元前1世紀左右，佛教通過不同貿易路線滲入周邊國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連接中國和地中海地區的絲綢之路。我認爲，佛教很可能在公元1世紀初，即中國新朝時期(公元9-23年)前後就從犍陀羅傳入中國。在克什米爾·斯馬斯特遺址中發現了中國古錢幣，其中包括王莽發行的一枚貨泉幣。我正在進行的研究表明，犍陀羅佛像與中國漢代墓葬的一些形象，在圖像和風格上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

中新社記者：曾輝煌數百年的犍陀羅藝術爲當今世界留下了怎樣的文化遺產？

納西姆·汗：作爲不同文明的交匯處，犍陀羅經歷、融合、理解和同化了外來元素對其文化的侵入，這一點在犍陀羅藝術中得到充分體現，這是一種得到完美呈現的“中和”的藝術。犍陀羅藝術不僅傳達了佛陀的教義和生平，也表現了當時當地的生活方式、服飾、環境、動植物羣、語言和文字，還體現了當地藝術家在何種情況下，如何將外來元素融合並採用到自身文化表達中。因此，犍陀羅藝術不僅用於傳播宗教，也展現了對他者的善意，以及關於和諧、友愛和尊重的教誨。這可能就是佛教和佛教文化能傳播到鄰國並被廣泛接受的原因。

我認爲，犍陀羅藝術包括了幾乎所有形式的藝術作品，如雕塑、壁畫及錢幣上的圖像等。犍陀羅藝術是一種離中國最近的、表現古代中國與世界進行文明交流互鑑相當有說服力和證實性的藝術類型。雖然對它的研究，還需要通過與當地及其周邊進行互相驗證的方式，來解決許多本源性的問題——這也恰是我學習玄奘，反向來到中國的原因——但犍陀羅佛教藝術所具有的溫和氣質，在成就其藝術之美外，也是不同文明間和諧寬容相處的象徵。張開雙臂，懷着希望去看待它，將使我們更好地接近和理解犍陀羅藝術的語言，也靠近古代文明給予我們的智慧。

作者簡介：

穆罕默德·納西姆·汗(M. Nasim Khan)，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巴基斯坦國家文化遺產管理委員會成員，以研究犍陀羅文明爲專長。他在法國、英國求學和工作後，於1997年回國加入白沙瓦大學考古系，2017年獲國家功勳教授稱號。2015年，因在犍陀羅文明研究和教學方面的傑出表現，榮獲巴基斯坦“卓越之星”國家榮譽獎章。曾在大英博物館、劍橋大學、海德堡大學、創價大學等國際學術機構擔任學術職務並獲諸多獎項，在田野考古方面擁有豐富經驗。2023年9月加盟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世界藝術史研究所犍陀羅研究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