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礪中國學術的他山之石

來源:人民日報

2024年,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以下簡稱“叢書”)迎來出版1000種這一里程碑。

42年,1000種,累計銷量數千萬冊……作爲我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宏大的學術翻譯工程,叢書在浩如煙海的外國學術名著中精選精譯,爲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打造參考“錨點”,爲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知識的力量。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個金字招牌已經深入人心。柏拉圖《理想國》、盧梭《社會契約論》、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經典之作常銷常熱。

近日,隨着《哲學原理》《古典羅馬法》《認知語言學》等“上新”,叢書千種主題展覽在京揭幕,出版研討會同步舉行,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開啓叢書出版新的篇章。

“想看得更遠,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2年50種,1996年300種,2011年500種,2024年1000種……一組組數字像一個個腳印,標記着中國人汲取世界學術營養的歷程。“想走得更遠,必須先看得更遠,而想看得更遠,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談到叢書的重要意義,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曾這樣說。

這是一套始終與時代緊密相連的叢書。把時間軸拉長,以學術出版扛起文明開化交流互鑑之重任,肇始於百年前風雲激盪的年代。190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物競天擇學說深刻影響了近現代中國。隨後,彙集當時各種學術思潮的叢書陸續推出,爲開啓民智、救亡圖存帶來“遠方的蒲公英”。

改革開放初期,學術讀物需求劇增,一度出現“圖書荒”。在叢書第一輯發刊詞中,商務印書館時任總編輯陳原感慨:“這套叢書的出版,是時代的需要。”黑格爾《美學》、米涅《法國革命史》、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一批譯著問世,爲一代青年學子鋪開廣闊的學術與求知之路。“我們這代學者就是以這套書爲鋪路石,一點點確立起當代中國的學術規範。”北京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韓震說。

今天,中國學界早已擺脫“圖書荒”,對叢書出版的期待,從“有沒有”變爲“好不好、多不多”,時代召喚着學科種類更豐富、翻譯質量更高、視野更開闊的學術譯作。

“近年來,叢書出版有兩個特點,一是時間放寬,二是地區和語言範圍不斷擴大。”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李霞表示。收錄的時間下限,由過去約定俗成的“原著出版於1848年之前”,逐漸向後推至20世紀40年代、80年代乃至世紀末。同時,編者也將目光更多投向西方文明之外,越來越多中亞、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的經典著作次第上架,從原語種直接翻譯的著作日漸增加,帶來原汁原味的學術食糧。

“以開放的態度,借鑑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

“啃下一本漢譯名著,就像在自己的學術生涯刻下一處座標。”北京大學在讀博士生張鵬瀚說。

2017年,一名外賣小哥一邊等餐、一邊看《西方哲學史》的視頻走紅互聯網;地鐵公交上,不少讀者手持叢書、聚精會神閱讀的照片,引發社交媒體上的探討與共鳴;書店裡,在莊重震撼的叢書五色“彩虹書牆”前,嚮往知識的人們打卡拍照……

叢書爲什麼如此受歡迎?除了選題精當、譯文優良、體例嚴謹,更在於其廣泛收錄不同文明的經典之作。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認爲,漢譯名著具有經典性和系統性兩大特點,所選書目均爲代表各時代、各國家、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精粹的學術經典。

“翻譯經典,不僅是兩種語言的對應,更是兩種思想的對話。”對商務印書館學術編輯中心主任李婷婷來說,叢書譯者的這句話令她記憶深刻。小到一個詞,大到一個選本,叢書翻譯始終體現着時代氣息,始終展現着今天的中國人如何看待人類的思想精華。“漢譯名著是要在人類精神世界中找到‘錨點’,服務當下和未來的讀者。”李婷婷說。

這座知識的殿堂,由出版界與學術界合力築就,凝聚着幾代人的心血。美學家朱光潛在辭世前三天,趁家人不在,艱難地向樓上書房爬去,爲的是把維柯《新科學》註釋部分完成。歷史學家戚國淦年逾耄耋,堅持爲多種書目撰寫序言,他說“序言寫好了,也是學術論文”。

今天,一批年富力強、充滿熱情的譯者接過“接力棒”。長期從事學術譯介的學者張卜天,以“開拓中文語言邊界”的態度進行研究型翻譯,經常爲一個詞爬梳幾種語言的原著,終成“沒有翻譯腔”的《文明的滴定》,讓“李約瑟難題”被更多學者和普通讀者關注。

每一個參與者的專注與用心,匯聚成蔚爲大觀的千種“漢譯”,滋養着渴望知識的心田。“漢譯名著打開了一扇世界學術事業發展的窗戶,讓我們能夠以開放的態度,借鑑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它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現代化和世界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表示。

“從現在開始,我們朝着叢書2000種,揚帆再出發”

橙、綠、藍、黃、褐專色墨樣一字排開,蒲公英標識燙金銅版小巧精美。在主題展上,兩組展品吸引參觀者駐足。叢書封面印製的五種色彩和一朵蒲公英,成爲萬千讀者心中“知識”的形象代表。

“王曦同志:對信中所列的幾個問題,修改如下……”墨綠色的方格稿紙上,工整書寫着譯者對編輯的答覆;“老師您好,我查看了一下外文,這裡對應的德文應該是……”微信對話框裡,編輯與譯者的溝通圖文並茂。主題展上的另一組陳列,展示了幾代叢書編輯與譯者的溝通往事,字裡行間,洋溢着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精神。

“這套書太厚重了,我們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它。”投身叢書出版工作20多年,李霞如此感慨。用情用心,是因爲在編輯團隊看來,他們擔負着一種文化使命。做漢譯,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往前看,有幾輩人積累下的經驗,往後看,有未完成的目標,如果沒做好,既有愧先賢,更有愧來者。

以學術譯作肩負起文明互鑑使命,需要紮實的專業素養。近年來,根據出版需求和學界需要,商務印書館持續壯大叢書編輯力量。叢書編輯都是哲學社會科學各專業出身,過去,懂小語種的編輯較爲匱乏,翻譯法文、德文、拉丁文等著作,只好以英譯本爲對象,難免造成信息損耗,往小了說,可能影響讀者理解,往大了說,甚至不利於國際學術交流。現在,隨着掌握各種語言的編輯隊伍不斷充實,編輯專業能力進一步提高,原汁原味的譯作不斷涌現。

定期召開選題規劃會,嚴選書目,正式翻譯前進行試譯稿審覈……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品控”規範,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出版工程。如今,數十年經驗凝結成《漢譯名著編輯出版體例規範》《商務印書館學術譯著翻譯規範》等規範性文件,涵養着高質量譯作接續生長的土壤。

尤爲特別的是,叢書實行篩選機制。進入選題範圍的書目,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或納入各學科名著譯叢出版,進而考察社會對該譯本的評價。那些經過讀者檢驗並最後通過專家論證會考評的書目,才能正式入選“漢譯名著”。

談到譯介外國學術名著,山東大學特聘教授洪漢鼎表示:“我們不是西化,而是吸收他們好的東西、優化我們的傳統。”

“從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上看,1000種太少了。不怕規模大、不怕時間長、不怕難度高,從現在開始,我們朝着叢書2000種,揚帆再出發。”商務印書館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顧青說。(記者 張明瑟)

《人民日報》(2024年12月23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