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鄭曉龍：總能與不解相處共生
北京東北四環開外，某園區入口處的噴泉正在“冬眠”。左後方，春羽影視的辦公樓裡卻傳出熱鬧的聲響。這個週六，不同崗位的工作人員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爲公司出品的新劇《偵察英雄》而忙碌。
走進會議室，春羽創始人鄭曉龍的作品海報映入眼簾，其中既有長紅不衰的經典之作，也有問世時曾引發一定爭議的劇目。然而，外界評價並不能左右它們的地位，在這裡，時間是唯一的標準。
導演鄭曉龍。（圖/被訪者提供）
我在會議桌一端落座，等待採訪。側身擰瓶蓋時，一把按摩椅與我四目相對——它獨自靠在牆角，顯得有些侷促。“鄭曉龍坐過嗎？”這一想法閃過腦海的瞬間，走廊裡響起了呼喚他名字的聲音。
比起一閃而過的身影，鄭曉龍迴應同事關切的那句“我不吃午飯”，是他在這一天裡留給我的最明確的初印象。
幾個月前，這位佳作等身的導演度過了自己的70歲生日。可是，“古稀之年”這個形容仍不適合放在他身上。它太靜態了，而鄭曉龍是動態的。
平日裡，鄭曉龍要動，每天1萬步起；採訪時，鄭曉龍要動，他換着神情，剝着堅果，不時拿起茶杯；在片場，鄭曉龍更要動，哪怕身體不再允許他全程緊盯，他也總會出現在最關鍵的地點與時刻。
鄭曉龍和春羽的第一部戰爭劇：《偵察英雄》。（圖/被訪者提供）
“講具體戰爭中人的故事”
不斷增長的年齡固然會帶來改變，但是，鄭曉龍的許多工作原則和習慣，是沒有也不會被時間改變的，比如“和藹而比較嚴厲”的片場作風。
聽春羽的職員說，“和藹”是鄭曉龍對人的，“嚴厲”則是他對事的。對於這個評價，鄭曉龍沒有正面迴應，而是舉了一個拍《偵察英雄》時的例子：“仍然是我覺得不成（就）重拍，我告訴你們哪錯了。”
《偵察英雄》是鄭曉龍執導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劇。
生在軍人家庭、曾在部隊服役，鄭曉龍有過許多拍戰爭戲的機會。但是，不知是潛意識在幫他抉擇，還是文藝之神卡墨娜有所指引，在他職業生涯前40年的作品裡，戰爭題材一直像個友情客串，只有過短暫的數次露臉，從不是主角。
在那段漫長的時光裡，“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劇”接連出現，用冷兵器打仗、動輒飛來飛去的玄幻劇紅極一時。鄭曉龍見得越多，對戰爭題材的心結便糾得越緊——他想用作品回答“戰爭劇應該怎麼拍、戰場上的戰鬥樣式應該怎麼樣”的問題。
鄭曉龍對戰爭題材一直有一個心結。（圖/被訪者提供）
轉折點在2022年到來。廣電總局找到鄭曉龍，希望他帶領團隊拍一部描寫抗美援朝的電視劇。
儘管鄭曉龍出生在簽訂《朝鮮停戰協定》的3個月後，但部隊的成長氛圍，使他熟悉了軍事與戰爭的相關知識。投身影視創作後，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歷史的劇集”，展現各地戰士對戰爭和生活的不同態度，將一些軍事常識正確地呈現出來。
項目籌備期，鄭曉龍請來同樣軍人出身，且在軍校當過教員的劉戈建擔任編劇，“其餘的部分，選擇了一些拍過同類題材的經典劇集的團隊，攝影、美術、道具等也是充分溝通後再決定一起合作的”。
鄭曉龍和團隊在開機前做了大量調研工作，心裡對當年真實的戰場情況、各軍戰力及成功的戰略有了譜。他們還走訪了志願軍老戰士，從對方的講述裡蒐集戰鬥細節。過程中，鄭曉龍和劉戈建更加堅定了以偵察兵爲主人公的想法。
“偵察兵在部隊當中屬於特種部隊，他們的作戰能力和個人素質都非常高。偵察兵需要了解敵人的部隊，包括調動目的、部隊部署等，這在戰場上起到關鍵性作用。選用偵察兵的視角來講述，最能表現抗美援朝志願軍的作戰意志和作戰能力。”鄭曉龍說。
《偵察英雄》塑造了諸多女性形象。（圖/被訪者提供）
講述偵察兵故事的劇集，此前在國內熒屏上不曾有過。雖然在這一層面上佔據了先機，但鄭曉龍和團隊並不止步於此。他們希望在人物塑造、細節等方面，也能展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鄭曉龍注意到，過去，我們的戰爭戲多以偉人、英烈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爲主角，“基本上都是講高層”。而事實是，在抗美援朝這樣的戰爭中，基層官兵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也有英勇、智慧和犧牲，“他們都是英雄”。
所以，鄭曉龍決定講一個基層士兵的故事，這樣既能區別於過去的戰爭劇，也更符合影視行業的發展步調，“在國際上早就已經到了這麼一個階段，你看《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就是講基層，講具體戰爭中的人的故事”。
羅晉在《偵察英雄》裡飾演樑辰。（圖/被訪者提供）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寫道：“戰爭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生活中最可惡的事。必須懂得這一點，不要拿戰爭當兒戲。”
對鄭曉龍來說，在和平年代打造這部戰爭劇也不是兒戲——即使沒有上過戰場，但幾十年前高懸在軍營外的彎月，恐怕不止一次戳破過他對戰爭的一些思考。
如今，借《偵察英雄》再次思考，鄭曉龍的想法是：“‘勝敗乃兵家常事’，在這場英雄的戰爭裡面，我們也有打敗仗的時候，也有很多人犧牲。通過這部劇，我們不是想歌頌戰爭，我們希望做到客觀，讓大家認識到戰爭的殘酷。”
鄭曉龍希望大家通過《偵察英雄》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圖/被訪者提供）
“年紀大了，
要承認自己有侷限性”
《偵察英雄》開播時，鄭曉龍已經走進了職業生涯的第5個10年。縱使近年的工作主要是導演，他卻不曾放下編劇的敏銳度，“只要動手拍的（戲）我都會認真看劇本，如果覺得劇本有問題，我就要自己會看”。
在鄭曉龍看來，編劇經驗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他崗位的工作，因爲一名合格的編劇——對，甚至不需要非常優秀——是具備相當文學素養的，就像文學青年出身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開山導演們，“他們對故事有總體把握，而且創造能力也比較強”。
文學素養能賦予導演辨別劇本與掌控全局的能力，“要不然遇到好劇本他就是好導演，遇到爛劇本他就是爛導演”。
鄭曉龍覺得，在各種崗位轉做導演的情形中，編劇轉做導演是最有優勢的。但並不是說一位做過編劇的導演，一定要參與甚至有權干涉劇本創作。
《渴望》由鄭曉龍擔任製片人。（圖/豆瓣）
入行初期，鄭曉龍做過製片人、編劇和策劃，獲得過中國電影金雞獎的最佳編劇提名，也打造過《編輯部的故事》這樣的情景喜劇傑作。
做導演之後，他跟編劇的合作一直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比如遇到問題我會跟編劇討論，如果他覺得我的想法真的是很不錯的，那就放進去”。
至於導演和編劇之間的“博弈”，鄭曉龍是這麼想的：“如果大家都是出於公心，認真地提議，沒有私心在裡頭，這事就好辦。如果是想着‘我做編劇纔拿這麼點錢，那我得當導演’，那肯定不行。”
畢竟，人無完人，大家都有自己擅長與不擅長的，而且影視審美是多樣的，任何創意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也沒有任何一種趨勢的流行，是以其他趨勢的集體消亡爲前提的，正如鄭曉龍所言：“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市場需要或者觀衆需要，各有各的存在的道理。”
鄭曉龍在《偵察英雄》片場。（圖/被訪者提供）
假如爲鄭曉龍的影視作品拉一個年代背景表，便不難發現古裝戲、年代戲佔據了很高的比例。在懷舊成爲影視主流審美的當下，創作的籌碼似乎又一次放在了鄭曉龍的主場裡，可他卻清醒地知道，這恰恰是一種欠缺。
“現代感這方面我跟不上，所以說我很難拍這一類的東西。如果看到有這樣的好項目，我會推薦給我們公司的年輕導演，細節什麼的他們掌握得可能比我還多，拍出來就會更好看、更精彩、更符合年輕人的審美。”
鄭曉龍剝開堅果，笑着說：“不成別硬來，別覺得什麼都成。年紀大了，要承認自己有侷限性，每個人都要不斷學習。我覺得我也一樣，能出主意的出主意，做不到的就找有這方面的經驗和生活體會的人。”
古裝戲、年代戲在鄭曉龍執導的作品中佔比較高。（圖/被訪者提供）
但是，對侷限性客觀存在的認識，並沒有使鄭曉龍收起自己的好奇心，或停止向新新人類和新鮮事物靠近的努力。只不過，也許是年齡賦予的通透與豁達使然，他這些動向不以“打破”爲主要目的——這個動作更適合年輕、有野心的人生階段。
前段時間，鄭曉龍對粉絲文化產生了好奇。通過觀察、提問和思考，他弄清了一些原本難以理解的事。還有一些事，他說自己可能永遠也無法理解了，那也沒什麼，帶着自己的觀點，他總會找到跟不解共生的相處模式。
“好的作品是什麼樣的？”
春羽影視自2020年成立以來，出品了《功勳》《幸福到萬家》《偵察英雄》三部劇。從題材上看，它們差異很大，但風格上卻是統一的，“都是現實主義風格，以現實主義態度來拍”。
實際上，無論一部戲是什麼背景、什麼題材，邏輯和常識都是鄭曉龍所看重的。
《功勳》海報
“不要爲了反轉、爲了戲劇，就把合理性破壞了。現在很多觀衆不在乎合理，只要看着痛快，這不是藝術的標準。我覺得文藝作品還是要有一點營養，還是要能夠長久流行。”說完這段話，他忽然看進我的眼睛，問：“好的作品是什麼樣的？你說。”
“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不一樣。”我說。
鄭曉龍點了點頭：“對。但是有一個標準應該是，大浪淘沙，歷史把它留下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在我看來，這類片子通常都是現實主義的，再怎麼樣，細節都要是真實的，情節、反轉都要符合邏輯，符合常識。”
鄭曉龍當過兵，下過鄉，做過記者。後來上了大學，畢業後進入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工作。青年時代，他閱讀量很大，被外國名著的邏輯性深深吸引。所以，要說是什麼導致他格外注重邏輯，那麼大概就是這些閱歷潛移默化的影響。
《幸福到萬家》海報
回過頭看，鄭曉龍相信，好的文藝作品的確能培養大家的審美。可惜，當下的審美出現了問題，從教育到傳播。
“首先，不讓孩子們看原著了，他們不能通過原著感受文藝作品當中的那些情感、那些符合邏輯的人物和事情。”鄭曉龍認爲，不把名著當知識，而是當成信息傳輸給孩子的後果是，他們無法感受名著帶來的藝術享受，也就沒有了靜下心認真看故事的願望。
傳播上的問題則在於，爲了遏制瘋長的內容“注水”現象，有關部門不得不一刀切地限制集數，還有播放平臺的倍速觀看和不設限的彈幕功能等，都對大衆的文藝素養造成了傷害。
“對我們的創作也是有傷害的。”鄭曉龍無奈地說，“他不認真看嘛。《甄嬛傳》他們也這麼速進地看嗎？我就覺得，文藝不能這樣快餐，搞成這樣的話我們不可能成。”
鄭曉龍執導的《甄嬛傳》至今被劇迷們反覆觀看。（圖/豆瓣）
鉅變的洪流裡，鄭曉龍的“不動”反倒被襯托成了“動”。任別人東竄或西跑，他始終站在一線，守着自己的底線。
好比有一回，面對如今的收視習慣，製作團隊半開玩笑地討論，別費勁做片頭和片尾了，“沒人看，而且電視臺也不播”，可他覺得，那是“標準”的一部分，“我們還是要遵照這種標準”。
探討業務時，鄭曉龍的認真與嚴肅跟他剛入行時別無兩樣。70歲後，雖然他想逐步降低自己對公司和項目的滲透度，但他目前仍是確定項目風格、最終劇本和選角的那個人。
鄭曉龍覺得，不是因爲自己不可替代，“其實誰都可以，只不過我覺得成就成、不成就不成，這是咱們內部的一個基本的工作標準。而且讓我說假話我說不了，我不會說”。
《偵察英雄》劇照（圖/被訪者提供）
眼下，鄭曉龍開始考慮年齡問題。一方面，60歲退休的同學們已經玩了10年，他實在羨慕；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應當太累，更不必拼什麼名號或產量，“但是要出好作品，你既然要拍，就要認真把它拍好”。
不工作的時候，鄭曉龍操心的事輕盈許多：一是家裡養的魚和花，二是自己晚上睡得怎麼樣，再就是有沒有堅持運動。就像這一天，他因採訪安排而沒能晨練，於是惦記着“我一會兒得把這補上，或者晚上得把它補上，一天1萬步以上”。
倘若有朝一日真正從一線退下來，鄭曉龍希望繼續豐富自己，把想做的事、想看的景、想去的地方和想學的技能都補上。
鄭曉龍與殺青的演員們在一起。（圖/被訪者提供）
也許，一兩年或三五年後，你會在鳥語花香的大自然裡，遇到一位爲山川地貌驚歎的老人——不必懷疑，那是再次轉換身份的鄭曉龍，走到了你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