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董潤年：用喜劇接近生活真相
窗明几淨的某“大廠”總部，電影《年會不能停！》男主角胡建林周圍，盡是光鮮亮麗的年輕同事。反觀他自己，衣着俗氣古板，雙眸盛滿不安。
這個老鉗工一遍遍自問，爲什麼被調到總部的人是自己？這肯定是因爲，自己多年來一直是廠裡的先進工作者——這樣想着，他變得平靜而自信。
胡建林身上有董潤年的理想寄託。（圖/被訪者提供）
儘管作爲角色，胡建林身上的特質是戲劇化且經過高度提煉的，但該片編劇兼導演董潤年，的確在生活中遇到過這樣的人。
“我自己有一些長輩親戚，就是平時話不多，工作非常認真、努力的。他們爲自己有一門手藝，爲自己的技術而感到驕傲。”
不過，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非但沒有胡建林這樣的奇遇，得不到那麼新、那麼好的機會，而且都被認爲是落伍的，因爲“現在已經不是手工或者手藝吃香的時代了”。
電影是董潤年內心的“火苗”。（圖/被訪者提供）
在這樣的時代面前，在AI等科技日新月異的當下，董潤年卻仍將自己的“一些理想”寄託在胡建林身上。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了。但是別人說你過時了，你就真的過時了嗎？當你心裡那簇火苗還在，你還有相信的力量的時候，你就有可能給自己打出一個新的天地來。”
生活不能停
董潤年的心裡也有一簇火苗，叫作“電影”。爲之添柴加薪的燃料，則叫作“生活”。
20世紀80年代，相聲是天津許多電臺的保留節目，從下午1點30分一直放到傍晚5點多。在一戶尋常人家，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坐在收音機旁，一下午一下午地聽着相聲。這個小男孩就是董潤年。
電影《獅子王》。（圖/豆瓣）
那些年，小潤年還跟着“票友”奶奶，一起看了很多京劇。直到1995年前後，即將初中畢業的他，趕上了中國引進美國分賬大片的節點，《獅子王》等電影的動人故事，就這樣深入了他的腦海。
之後，他又觀看了《侏羅紀公園2》《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意識到原來電影可以如此豐富，“拍電影這事兒太好了，它真的能夠讓你進入到一個夢想的世界，在裡面遨遊，然後忘卻很多煩惱，而且能給別人帶來很多快樂”。
1999年，高中學理科的董潤年，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影視導演專業，以成爲一名電影導演爲志向，開啓了自己的大學生活。
本科畢業後，董潤年選擇保研，繼續攻讀電影學（影視創作方向）碩士。一堂課上，老師對他和同學們說：“你們怎麼這麼想不開，加入了這麼一個夕陽產業？”
如今回望，中國影視行業彼時處於起飛前期，剛畢業的年輕人想馬上當導演，其實還很困難。大部分畢業生得先跟組做場記、副導演等工作，熬上五六年甚至10年，纔可能獲得自己導戲的機會。
董潤年與管虎共同編劇的《廚子戲子痞子》。（圖/豆瓣）
董潤年選擇了另一條路：先從劇作開始，也就是先做編劇。他覺得，劇作也是瞭解整個行業、提升自己講故事能力的一個方式。
2018年，董潤年終於憑藉自己的劇本《被光抓走的人》，得到了做導演的機會。而在此前1年，他其實還構思了一個職場諷刺喜劇，靈感源自身邊的人，以及對生活的體察。
董潤年父母是天津某國營廠的雙職工，在他小時候，父母常在晚飯時間閒談上班時碰到了誰、發生了什麼事。久而久之，董潤年發現自己瞭解最多的，不是自家生活，而是父母的同事和單位的事。
董潤年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被光抓走的人》。（圖/豆瓣）
後來，董潤年也成了一名上班族，在學校任教。
在早高峰地鐵上，他看着一個個乘客“行屍走肉”似的上班通勤，彷彿整節車廂的頂都被壓低了；在朋友聚會上，他聽到自己的同齡人或者年紀更小的人，談論一個永恆的話題：吐槽同事、上司，或者吐槽工作本身。
“其實當代人上班這件事，是主流人羣的主流生活。”這種感受帶給董潤年“去寫、去做”的衝動，他決定創作一部職場喜劇，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尋故事背景。
導戲時的董潤年。（圖/被訪者提供）
1997年前後，董潤年父母這一輩國營廠員工，經歷過一次社會性的、對下崗失去工作的恐懼。
儘管大家最終“喘過氣來了”，很多下崗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機會，甚至找到了更廣闊的生活空間，但他覺得，“對於所有上班的人，不論哪個時代，其實失去工作都是他們心裡很恐懼的一件事”。
所以，董潤年和團隊將故事背景定爲裁員，先從自己身邊的上班族開始，展開了劇本創作的前期調研。
董潤年的大多數高中同學，都在大學就讀理工專業，畢業後進入了IT行業。通過和他們一起吃飯、聊天，以及到企業裡實地調研，創作團隊瞭解了這羣上班族的生活狀態和內心想法。
雖然經常跟同學們聯絡，但每次聚會，董潤年還是會碰到自己聽不懂的“互聯網黑話”。他覺得，那些所謂的黑話不過是行業術語，即使被賦予了自嘲和諷刺意味，它們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所以，他和團隊將這些話加入劇本不僅僅是爲了諷刺和批判，也是爲了與“胡建林”般的現代職場“小白”形成反差，製造笑料。
《年會不能停！》中的老員工（左）和職場“小白”（右）。（圖/被訪者提供）
經過同學們的引薦，董潤年和團隊又跟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以及學校的教職員工進行了交流，從而發現，“大家吐槽的很多事，本質沒有任何區別，反映出的很多矛盾其實是類似的”。
這批調研對象，尤其是剛工作三五年的年輕人，對於跳槽和失去工作並不是特別恐懼，在董潤年看來，多數人“其實挺意氣風發的，甚至有些人跳槽很頻繁，很敢於辭職”。
還有些人直言不諱，說自己不喜歡當下的工作，“恨不得馬上被優化，因爲可以拿到賠償金，如果（賠償金）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休息兩三個月去玩”。
在生活和調研中獲得的啓發，或直接，或間接，或經過提煉和變形，被董潤年和團隊用在劇本當中，形成了主人公所在部門要展開末位淘汰，導致他陷入困境的故事雛形。
董潤年和團隊在創作期進行了大量調研。（圖/被訪者提供）
創作不能停
2019年年底，《被光抓走的人》上映，當董潤年忙完相關工作，再次拿出之前那部職場喜劇時，已經是2020年了。在打磨劇本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一則社會新聞。
新聞中稱，北京望京某互聯網公司在進行辦公樓衛生檢查時，發現了一名寄居的流浪漢。他白天躲在一個無人問津的儲藏間裡，晚上人去樓空時再溜出來，先到茶水間吃東西，再找地方洗澡、睡覺。整整一個月，沒人知道他的存在。
“我們以爲互聯網大廠聚集了一批最聰明的人，他們用最先進的管理方法、各種我們不懂的詞彙，生成了一個高效的管理綜合體，但是竟然出現了這麼大的漏洞。”震驚之餘，董潤年想到，“當你足夠聰明、足夠有心的時候，其實也可以在裡面找到生存的空間”。
新聞中的荒唐與反諷，激發董潤年和團隊修改劇本，將主人公變成到集團總部“告狀”的下屬工廠負責人。主人公嘗試未果被趕出總部後，丟了手機和身份證，爲了能見到董事長繼續告狀，便像那個流浪漢一樣寄居在總部裡，假裝上班。
第二版故事的主人公更接近莊正直這個角色。（圖/被訪者提供）
寫着寫着，董潤年還是覺得整個故事有些單薄，於是和團隊展開了第三次、第四次調研。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職場環境和上班族的心態，已經和之前大爲不同，“每個人都在談論裁員的陰影，每個人都在談論這種憂慮”。
三四十歲的上班族即便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擁有相當的地位和積蓄，也還是有危機感和恐懼感；年輕人也不再像幾年前那樣意氣風發，而是展現出超越其年齡的老成，開始擔憂自己的工作和未來。
根據這樣的現狀，故事的裁員背景被擴大了，從單一部門的末位淘汰，演變爲整個集團在轉型過程中，爲了保住現金流，進行大規模裁員。
相較跟現實對號入座，董潤年更傾向於通過諸多角色，展現職場人的一些共性，譬如職場環境、職務職位對年齡感的影響，還有人生階段與境況對處世態度和行事風格的影響等。
《年會不能停！》中的孫藝洲。（圖/被訪者提供）
除了現實土壤，董潤年和團隊還從傳統藝術的土壤裡汲取創作養分。
比如胡建林這個角色，其人設是董潤年父母一輩工人的品質與大鵬自身特點的融合，經歷則參考了經典相聲作品《連升三級》。再比如人物關係的設置，傳統戲曲的角色排列和表現形式在當中均有所體現。
董潤年尚未考慮過，自己的經歷和生活方式如何影響創作，但他的確愛好廣泛，光是音樂上的取向，就橫跨流行、交響、古典、說唱、抖音神曲等多種類型，而且，他經常刷短視頻，對網絡熱梗很熟悉。
創作者應當是包容的，董潤年這樣相信着，“只有接觸了不同的東西，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他樂於開拓自己的藝術視野，並接受各種東西的影響，“如果看到一些我覺得很新奇的東西，可能就會影響當下的創作”。
傳統文化影響着董潤年的創作。（圖/豆瓣）
劇本定稿後，以《年會不能停！》（下文稱《年會》）之名立項，並於2022年年底開機。劇組裡喜劇演員的比例很高，“大家能認定是喜劇人的，或偏向喜劇屬性的演員，大概有20個，都是不同體系的”。
快樂不能停
大鵬是東北喜劇的代表，白客是網絡無厘頭的代表，孫藝洲遵循情景喜劇的表演方法，王迅具有西南喜劇的感覺，脫口秀演員表演語言的藝術，《一年一度喜劇大賽》的選手則非常舞臺化。
不同的喜劇表演方法和類型，如何在短短2小時的電影裡統一，是拍攝的難點與樂趣所在。通過反覆溝通，董潤年跟大家“對齊了顆粒度”，達成了共識：本片是一部結構性戲劇，包含很多反諷戲謔的內容。
因此，演員們在表演時沒有刻意喜劇化，“都是按照現實主義的狀態去演所有的笑點、笑料，當觀衆代入這些人物，開始理解他們、認知他們，人物身上所有的錯位形成的荒謬感，會產生喜劇的力量”。
《年會不能停！》於2023年12月上映。（圖/被訪者提供）
胡建林記人名，是全片最有喜劇效果的情節之一。
決定將主要人物放在HR部門時，創作團隊跟董潤年的一位時任某互聯網大廠HR總監的高中同學開了很多次會。同學透露，HR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head count”，也就是字面意思的“數人頭”。
同學說，當一個企業大到上萬人的時候，領導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職員，因爲每天都有入職和離職的，少則上百人，多則幾百人。所以HR每週都要清點各部門的人數，以便決定下一季度的預算傾斜以及人員配置，“這是整個管理系統的基礎”。
但是，如果HR在裁員期間數人頭，被數到的人一定不會覺得這是個“基礎”操作，而是隻會感到恐慌。就像影片中呈現的，當胡建林這個頗受器重的新HR，主動跟基層職員打招呼、聊天的時候，每個人都如芒在背。
胡建林的目的卻不是嚇唬大家，於是錯位產生了，笑點隨之出現。置身事外的觀衆當然不會感到恐慌，而是站在全知視角，被混亂的景象逗得前仰後合。
《年會不能停！》令觀衆笑得不能停。（圖/被訪者提供）
董潤年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所謂的天津人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但對於喜劇他肯定是熱愛的，“一旦有機會、有這個可能性，就希望做一點喜劇”。他希望將自己被相聲、京劇或電影逗笑時感受到的喜悅和慰藉，傳遞給看他作品的觀衆。
“我也挺期待，我們這個電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董潤年說，“能讓一些打工的觀衆、一些‘痛恨週一’的觀衆，看完了覺得‘我今天還行，可以爬起來上班’，我覺得也是挺好的。”
喜劇片場的氛圍往往比較輕鬆，《年會》也不例外。雖然每位主創的性格不同，有的是“社恐”，有的是“社牛”，但因爲劇本完成度高，所以無論老夥計還是新朋友，都配合得非常默契。
基本上所有合作者都用“溫和”“脾氣好”來形容董潤年，這令自認爲在片場“有點兇”的董潤年略感訝異。假如一定要尋根溯源，他覺得可能跟自己高中學理科、做過編劇，而且合作的都是優秀團隊有關。
董潤年被認爲是一位溫和的導演。（圖/被訪者提供）
每部作品開機前，董潤年都會跟統籌人員和執行導演做好相對詳盡的計劃，針對不同的戲份、場景、景別、人數具體分析，爭取讓第二天的拍攝以最高的效率、最小的代價來推進。
董潤年原本是個急性子，10年的編劇經驗在讓他沉靜下來的同時，也讓他對自己的劇作更有把握，不會因片場的突發狀況而擔心或焦慮。
另外，董潤年每次合作的團隊都非常專業、負責，他會跟大家提前做好溝通，所以拍起來“感覺還挺輕鬆的”，基本上沒給過他發脾氣的機會。
對於演員，董潤年希望能給予其保護和空間，因爲演員不僅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而且表演很費體力和精力，“如何讓他們在最少的條數裡拍完，其實都是在拍的過程中，也在慢慢學習和掌握的一些技巧”。
董潤年慶幸，自己做導演時合作的演員“都非常好”，給他驚喜的可能性高達95%，“演的時候我在底下看着說‘原來還可以這樣’，覺得非常開心”。
白客在《被光抓走的人》中 。（圖/豆瓣）
理想不能停
《年會》殺青後，董潤年看到了企業裁員潮的新聞，“不光是互聯網企業，很多傳統企業也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的裁員規模，其實我看了挺難過，也挺焦慮和痛心的”。
董潤年深知，電影很難真正解決什麼問題，但如果這部戲能給已經被裁員或面臨裁員風險的觀衆一點“心靈按摩”，讓他們找到情緒出口，宣泄困苦和煩惱，“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點事”。
身爲編劇和導演，董潤年一直有自己想做的事，也知道自己的熱愛和理想是什麼。
“我當然希望電影行業能變得越來越好，但首先我希望電影行業能夠堅持下去。”眼下，電影行業經受着多重因素的衝擊，但董潤年還是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相信藝術還是因爲人的個性而存在，只要觀衆還是人類，作爲人類的創作者，就還有存在的價值”。
董潤年說，如果這部戲能給已經被裁員或面臨裁員風險的觀衆一點“心靈按摩”，“可能也是我能做的一點事”。（圖/被訪者提供）
在他看來，中國電影還是充滿希望的，因爲年輕創作者越來越多，他們的想象力和執行力、所拍攝電影的廣度和深度，都給董潤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學導演的女同學也越來越多，“不管這當中有多少人最終走上導演崗位，但是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我相信一定會極大程度地開拓影視創作的視野”。
作爲導演，董潤年更傾向於藝術方面的管理。雖然國內存在不同的製片體系，每個導演也都有自己的風格，但他總是希望能儘可能專注在創作上。
在董潤年心裡，創作是很個人的，創作者常常藉由作品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態度和看法。這樣一來，創作者有時候很難遇到一部讓自己很有改編衝動的作品，“因爲人與人之間的想法是非常不同的”。
帶着“原創可能更容易體現作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和表達”的想法，董潤年通過自己筆下的故事，展現他對世界、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觀察和探索，表達自己的觀點。
偏愛與堅持原創，不等同於排斥改編，或認爲改編不好。董潤年相信，自己總會遇到這樣一部文藝作品，裡面有觸動他的地方，讓他有嘗試改編的衝動。在此之前，他的自我表達主要還是通過原創作品，其中，角色臺詞是最重要的媒介。
《年會不能停！》是獻給理想主義者的讚歌。（圖/被訪者提供）
《年會》裡有一句他很喜歡但完全不同意的臺詞：時代的列車開過去，總得有人在底下增加摩擦力。他認爲，站在角色的立場上，這句話合情合理，“揭示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東西”，只不過在影片中，話裡蘊含的價值觀被“可能更堅硬一些的東西”撞碎了。
在現實中，也有這樣“更堅硬一些的東西”，而一千個人去看，會有一千種理解。有人理解爲笑料，有人理解爲血淚，也有人理解爲理想主義的餘暉，或表達疑惑，或發出唏噓。
董潤年則將其理解爲：“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帶着理想主義的勁頭進入社會的，很多人在這中間被打擊，然後被磨平了棱角，但不意味着還抱有理想主義的人就是錯誤的。如果真的每個人都堅持原則，我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好。”
董潤年在《年會不能停！》片場。（圖/被訪者提供）
就像不曾妄自菲薄、沒有輕言放棄的胡建林那樣，“前提是你真的相信自己的優點，然後你努力去做，就一定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一些變化，或者至少帶來一些意義”。
在這首“給理想主義者的讚歌”裡，董潤年揭示了他所相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