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恐懼變得寫實，這部關於歷史的電影就成了

當權力處於真空期，必將有人蠢蠢欲動；但這種必然背後，是彼時無法看清全貌的當事人之間的試探與博弈，步步爲營的戰略，讓整場政變分解成了每個節點上的成與敗。這每個節點的變動，其後參與人物的心態變化，都足以窺視到更現實的社會百態。

作者：大蠍‍‍‍‍‍‍‍‍‍‍‍‍‍‍‍‍‍‍‍‍‍‍‍‍‍‍‍‍‍‍‍‍‍‍‍‍‍‍‍‍‍‍‍‍‍‍‍‍‍‍‍‍‍‍‍‍‍‍‍‍‍‍‍‍‍‍‍‍‍‍‍‍‍‍‍‍‍‍‍‍‍‍‍‍‍‍‍‍‍‍‍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國內電影春節檔的熱度稍過，一部韓國政治驚悚片《首爾之春》，正在吸引更多影迷的目光。目前它在約5200萬人口的韓國市場，已實現超過1300萬人次的觀影。

作爲一部聚焦“雙十二政變”的歷史題材電影，《首爾之春》並沒有以100%還原的方式拍攝，而是用盡可能的驚悚、懸疑、反轉元素設計，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商業類型片，讓該片一躍成爲韓國影視史票房第6的電影。這個成績，選題的大膽精準與影視思維的精細製作皆功不可沒。

該片最大的標籤爲“政治驚悚”，它採用了更爲寫實的手法，直接將那份驚悚赤裸裸地架在了電影中兩派鬥爭的互動交錯上，讓觀衆以上帝視角，全盤體驗這場政變的起承轉合。

這樣的處理方式，以電影爲載體，直給地傳達出了創作者對於這段歷史的思辨，也讓觀衆觀今鑑古，在電影中驚覺歷史重演，銀幕破壁、戰火蔓延當下的可能性。這份虛擬與現實強度結合的驚悚感，或許便是《首爾之春》特供於韓國觀衆的觀影體驗，也是政治驚悚片這一題材再次得以出圈的密鑰。

寫實：將驚悚聚焦人物‍‍‍‍‍‍‍‍‍‍‍‍‍‍‍‍‍‍‍‍‍‍‍‍‍‍‍‍

作爲一部優秀的商業類型片，《首爾之春》的拍攝手法、敘事節奏、演員表演、製作水準都屬一流。這部電影的製作公司Hive Media Corp曾以一部講述韓國總統朴正熙遇刺的《南山的部長們》，斬獲2020年的本土票房冠軍。《首爾之春》緊接着前作的劇情結局展開，講述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奪取兵權的驚情9小時，彙集了黃政民、鄭雨盛、李聖旻等一衆實力派演員，讓歷史以另一種方式成爲震顛神經的影像。

雙十二政變本身錯綜複雜，其事件黑暗深邃的基調，在成片中被調度成更加厚重的冷色調，大量對比強烈的長鏡頭在簡潔的場景中來回切換，讓驚悚一詞從視覺上給予呈現。但政治驚悚的精髓不僅僅在於表象，更在於其關於人性慾望的內核。爲了簡化歷史，讓觀衆在電影語境裡不必具備太多歷史知識就能低門檻快速入戲，《首爾之春》將矛盾聚焦在了一正一反兩個人物身上：鎮壓軍李泰信（歷史真實人物張泰玩）與叛變軍全鬥光（歷史真實人物全斗煥）。

鄭雨盛是具有韓國國民度的演技派，詮釋在亂局中臨危受命的韓國首都警備司令官李泰信時，他的剛毅堅實、視死如歸，被演繹得淋漓盡致。但必須承認，《首爾之春》中更大的人物亮點，在於黃政民飾演的反派全鬥光。

幾乎所有韓國人都知道，炮製“光州事件”上位的全斗煥，奪權後如何打壓民主運動、扼殺文化產業，最終成爲韓國曆史上最聲名狼藉的總統。正如電影字幕所寫：18年極權統治結束，並未能帶來新時代的曙光，而是更深的黑暗。全斗煥，就是黑暗中心的那個人：涉黑、潑皮、不擇手段、政治投機。

在《首爾之春》媒體試映會上，導演金成洙聊到這個人物時表示，自己並不想把全鬥光刻畫成一個惡魔。金成洙認爲，全鬥光應當是一個與他一樣的常人，有野心有慾望，有欣喜膨脹，也會有脆弱膽怯的時刻。這是一個正確的策劃處理——讓那些消失在歷史深處的惡魔，以常人形象重生，纔是更駭人的恐懼。因爲這個人，此刻可能就藏在觀衆自己的社會生活之中。

當黃政民飾演的全鬥光出場，面對向公衆報告總統朴正熙遇刺的發佈會時，練習演講的他，注重穿着整潔，不斷詢問其他人自己的聲音如何，揣摩語氣的真誠度，雖然看上去隨和風趣帶着草莽匪氣，但神情話語間流露的奸詐狡猾撲面而來，給觀衆強烈的反派實感。更重要的是，他的“壞”不是臉譜化的壞，而是老謀深算的政治手腕與孤獨一擲的賭徒心理混在一起後的綜合表現。一方面面對各種情景都泰然自若，手下各路人馬的心理都輕鬆拿捏；一方面先斬後奏、膽大妄爲，在突如其來的各種變局火中取栗，最後絕處逢生。一句“失敗了是政變，成功了就是革命”的臺詞，幾乎成了他最好的註解。

一間廁所，非常寫實地呈現出了全鬥光的心理。當局勢突變，需要緊急決策時，全鬥光將自己整張臉浸入洗臉池的水中，看似溺水，實則在冰涼中清醒；終局取得勝利後，全鬥光獨自進入廁所，終於在無人的環境中釋放自我，顫慄着大笑時，如釋重負與心有餘悸的情緒不斷在臉上的肌肉抖動中閃過。黃政民用自己的眼神、動作、語言將這個人物刻畫得淋漓盡致，而觀看了全程的觀衆也會深覺，這樣一個人，其實壞得並不遙遠，甚至某一刻還能爲之共情。

相對而言，正面人物的正直無私、低調保守，臨危受命的李泰信，最初拒絕了好幾次總長鄭祥鎬的任命。被點評“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他，恪守着軍人信念，一心要以首都警備司令的身份守護首爾。在政治危機上，電影好幾次出現了李泰信妻子的劇情。妻子對丈夫的關懷與愛，是電影中爲數不多的情感鏡頭，但在政治場上，情感恰是軟肋。一些寫實的細節橋段，早已註定了故事與歷史的終局。

雖然性格人設上，李泰信沒有反派全鬥光更具表現力，但他絕非愚忠，而是有着自己的人物高光。孤勇者，便是他最恰當的人物註腳。當他一個人站在橋上，獨自面對一整個空降兵團時，沒有一句臺詞的他，隻身別停了車隊。那一刻，他的表情淹沒在夜色下，空氣中只能聽到叛軍一心會成員之間敬畏的竊竊私語。結局，當他獨自跨過欄杆，獨自直面全鬥光時，那一刻的孤勇，讓在這9小時經歷大風大浪的全鬥光也不禁動容。電影用極度實感的鏡頭，用實打實的人物行爲，告訴了觀衆何爲英雄。同時，這份英雄的隕落，也給了觀衆最大的刺痛——如此理想主義的好人，卻沒能得到美好的結局。好人遭罪、惡人當道的對比，也讓這份政治驚悚，愈發深入人心。

反芻：讓歷史成爲鏡子‍‍‍‍‍‍‍‍‍‍‍

或許縱觀全球，能如韓國電影這般，近代各類政治歷史事件幾乎都被改編成電影的國家確實少之又少；人們在觀看這類政治歷史作品時，就是一次次對於複雜政治的參透和對過往歷史的無限反芻。

從這個角度講，《首爾之春》的每一處寫實，都是一場面對當下的以史爲鏡。

再次回到電影中全鬥光的叛變全程，觀衆會驚訝地發現，在電影所呈現的平行世界裡，整個叛亂的過程其實並不複雜，甚至準備上也並不充分，有大量的隨機應變與臨時救場。當開篇總統遇刺之後，真正手握實權的只剩下兩個人，全鬥光與李泰信背後的陸軍總長鄭祥鎬（歷史真實人物鄭昇和）。當權力處於真空期，必將有人蠢蠢欲動，想要奪權的全鬥光必然會對鄭祥鎬出手。但這場必然背後，是彼時無法看清全貌的當事人之間的試探與博弈，步步爲營的戰略，讓整場叛變分解成了每個節點的成與敗。而這每個節點的變動，其後參與人物的心態變化，都足以窺視到當下的社會百態。

導演在採訪時說，其實自己也很難把握全斗煥的真實想法，或許全斗煥本人也在不斷經歷自己的內心交戰。於是在電影中，全鬥光這個角色也不斷處於決策的變化中，正是環境的每一次變化，寫實般，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叛變的位置。

鄭祥鎬不是不清楚全鬥光對自己的敵意，他的錯誤或許是“太相信底線”。在人事任免上，他否決了全鬥光的干預，準備將整個一心會勢力全部轉移到邊防。他甚至也提前安排後手，讓值得信賴的李泰信升職就位，作爲守護首爾政權的最後一道防線。面對全鬥光的行賄，他的義正言辭顯得太過剛硬，全然沒有全鬥光那般圓滑迂迴，而這也給觀衆傳達了一個信息：面對投機派時，不變通的正義往往會被規則受限，會有潛在被針對設計的危機。

回過頭看，當兩派開始彼此較量後，全鬥光的第一反應或許並不是叛變——或許他只是想阻止那場將會在12月13日公佈的軍事改革，讓自己免於被調遣。這麼一個自保的思維，遇到了剛硬的鄭祥鎬，這才破釜沉舟變成了一場先斬後奏的抓捕行動——既然你鄭祥鎬不仁，我全鬥光便不義，哪怕沒有國防部長授意的逮捕公文，我也要讓你付出代價。

下這個重大決定時，全鬥光正在跟前來拜訪的盧泰健（歷史真實人物盧泰愚）下棋。前總統朴正熙也是依靠政變上位的，近距離觀察過政變全程的全鬥光，職務比當時的朴正熙還要高，手握一心會的資源人脈，局面更爲有利。全鬥光用朴正熙政變激勵盧泰愚，涉險上演一幕自導自演的大型抓捕，其間的心路歷程躍然紙上。

幾輪博弈中，兩大派系你來我往。第一輪全鬥光並不能算勝——雖然成功抓捕了鄭祥鎬，但是國防部長消失，總統又不願意在逮捕公文上簽字，一心會幾大要員被通緝，全鬥光一派處於兵力、輿論、人心的弱勢。但正如前文所說，特殊時期，限於規則的正義，往往抵不過無視規則的惡，其中的天平砝碼，取決於對決雙方誰更能ALL IN——鎮壓派想的都是收場與違和，都走着中庸之道，唯有全鬥光敢於不破不立。當自己的野心已經展露無遺時，代表正義的一派仍然幻想可以和平收場，恰恰是利用了這一心理，讓全鬥光一路斬棘。

而當最後，國防部長終於露面，危難之際落跑的落魄之姿人眼可見，全鬥光僅用金錢，就輕鬆完成了這場簡單的人心籠絡。也正是他的倒戈，讓李泰信成爲了真正的孤勇者，也可悲地走向了理想主義者的犧牲。這一幕，讓韓國影院中落座的觀衆落淚。這一刻，對於年輕觀衆來說，是好人不得好報的控訴與悲歌；對於親身經歷過歷史的年長觀衆來說，彷彿看到了自己痛苦的過去。在這個意義上，《首爾之春》也是一部情緒電影，用歷史政治之聲，感召當下。同時，電影也展露了在韓國社會中它所浸潤出的真相：世界是一個草臺班子，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正如電影裡全鬥光所說：人類這種動物啊，就是希望被強勢的人呼來喚去。這句話在此時此刻的當下，似乎仍然適用。

也許有人認爲，理想主義者從來不會贏。但當電影最後，李泰信一個人艱難地爬過阻攔柵和鐵絲網，一步一步接近全鬥光時，說出了主創在這部電影中想說的話：你即便叛變勝利了，但不論是作爲軍人、還是人，你都失敗了。

這也許就是《首爾之春》最大的成功點：正義永遠是正義，法統永遠是法統，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與道德的審判，還有人之所以爲人的審判。如今，電影也能如春秋史官一般，就算惡曾經得逞，也終將會被記載在恥辱柱子上，被後人評說。也許，總有些人會以民衆的名義享受權力的盛宴，但人類文明總是向前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電影也是一面鏡子，而韓國電影，正在強力地證明這一點。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