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赴難西安 情治事業青雲直上

傳記文學第739期《戴笠與西安事變》

戴笠因其赴難西安之表現，日後更獲蔣中正之信任。誠如軍統元老唐良雄所言，戴笠之赴難西安，「是他一生生死榮辱之所繫」，「由於他的決心與勇氣，使他在蔣公心中立下牢不可拔好印象，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在此以後自必又更不同」。再如軍統元老毛鍾新所稱，戴笠之情報事業，因其赴難西安而「打下了不拔的基礎」。又如學者徐有威所評價者：「甘冒生命危險前往西安探視蔣介石的戴笠，從此青雲直上，成爲在西安事變中得益最大的力行社成員。」

惟尚有值得注意者，蔣中正對戴笠赴難西安之肯定，不僅因其甘冒風險，更因其對事變之解決所發揮之作用。事變結束後，日本情報人員敏銳地觀察到，陝方「及戴（笠）出馬，始釋放蔣」，並分析其原因是共產黨「注意於戴在全國之實力」，想拉攏戴、「示好於戴」。軍統元老毛鍾新認爲：「西安事變，他（戴笠）和張少帥的一番談話，起了旋轉乾坤作用。」臺灣學者張霈芝認爲，由於戴笠保障了張學良的安全，「加速了張學良送蔣委員長返回南京的決心」。美國學者魏斐德亦認爲，戴笠對說服張學良釋蔣「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有些大陸學者不以上述諸說爲然，比如江紹貞認爲戴笠對蔣中正之脫險「沒有任何作爲」。

在筆者看來，戴笠之作用雖不似日方及毛鍾新等人渲染之重要，但其對事變之和平解決確有若干貢獻：

第一，戴笠作爲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參加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的談判，爲事變的和平解決貢獻心力。據宋子文日記，他於二十三日與蔣鼎文、戴笠討論後，向西安方面提出如下意見：一、不必在西安召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會議；二、改組國民政府，排除親日派；三、釋放在上海逮捕的沈鈞儒等七人；四、一旦抗戰爆發，塘沽、何梅、察北等中日軍事協定應自動廢止。再據時任山西清鄉督辦徐永昌日記，張學良於二十四日來電告知，他與宋子文、蔣鼎文、戴笠集議，達成改組政府、西安方面八項主張擬請委員長由事實方面處理之、南京方面對西北各部擬爲安全之保障三項協議。此皆戴笠參加談判並提出意見之明證，且這些意見多爲談判雙方所接受。

第二，在戴笠赴陝之前，特務處前方辦事處的黎鐵漢、趙世瑞曾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洛陽向南京方面報告他們探聽到的西安情形，略謂：「校座被劫持後，禁閉於地洞有三日，不說話，不飲食，現得端納見面勸慰始說話，已移住馮欽哉宅，頗受優待」，「張學良推辭責任，謂委座之劫禁非其所爲，是他部下耳」，「張所提條件，須委座立即簽字，並以孔祥熙或宋子文抵押爲履行保障，及由洛起劃歸張部駐守。委座不願以孔、宋爲抵押，須釋放回京後簽字」等等。這些消息源自澳籍顧問端納之口，或因情勢急迫及輾轉翻譯之故，其內容頗不準確，不僅未能反映真實情形，反有聳人聽聞之處，這無疑會對事變的和平解決帶來不利影響。而當戴笠親赴西安後，他作爲力行社骨幹，可以代表社方直接瞭解張、楊的態度及主張，並及時通報南京，以他在社內的地位，足以安撫主戰者的情緒，使雙方劍拔弩張的態勢有所緩和。

第三，亦即最重要的一點，是戴笠爲張學良提供了安全保障，加速推動了事變的最終解決。宋美齡曾說，西安諸將之所以對事變之結束有所猶豫，其「所惴惴者，實只其本人之安全」，此語固然失之片面，但若謂西安諸將之人身安全是張學良的重要考量之一，則絕不爲過，更何況張之眷屬不在西安，他們的安全尤令張無法釋懷。當時有可能對彼等生命造成威脅者，首先是蔣中正的態度，關於此點，宋美齡向彼等申明：「爾等如真能悔禍，個人安全決無問題」，「委員長平素之大度容人，爲爾等所深知，今日即當信任其度量」。而戴笠亦曾在談判期間重申此點，且曾單獨向張學良作出保證。

史家公認，當宋美齡一行來到西安後，張學良的態度發生了令人意外的變化，按此種變化是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雙方的談判、宋氏兄妹施加的影響均其犖犖大者，而戴笠提供的安全保證應該也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之一。尤可注意者，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亦即蔣中正離陝前一天，張學良、楊虎城因釋蔣問題大吵一架，張打算「讓委員長口頭承諾後就離開」，楊則堅決反對，對張說：「你發動政變，什麼也沒得到就放走委員長，他一定會把我們砍頭！」由此可見，在戴笠作出安全保證後，張因與戴笠交厚，得充分溝通，故對此種保證甚爲信任，楊則關係疏遠，接談機會亦少，故態度迥異。如果換個角度觀察此事，則是戴笠充分利用自己與張的交誼，對張責以大義、曉以利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分化張、楊的作用，由此更可凸顯戴笠在事變解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三之三，全文請見《傳記文學》2023年十二月73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