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幕闖進一位女作家
重複的工作中，偶爾會有驚奇發生。
比如兩天前在節目中看到並被深深吸引的人，轉眼就要跟她做一個小時的採訪。
那檔對談節目中，她和周軼君一起漫步在豐美的月季園，暢聊植物的全球遷徙和自然律。
有那麼一幕尤其動人——
在青草味和暮色中，她會躺下來，想象一個更加符合心靈的活法。
而後，她就攜着電影處女作闖進了院線。
她叫陳丹燕，知名上海作家，軟糯的語調中自帶沉靜的力量，總是不疾不徐地輕吐出擊中人心的句子。
女導演難得，65歲的女導演更是稀缺。
作者電影本就不多，作家電影更是一次勇敢跨界。
因此，《薩瓦流淌的方向》在今年院線中散發出全方位的藝（異）術（數）氣息。
南斯拉夫崛起又消亡，首都貝爾格萊德被摧毀又重建過四十次。
要如何呈現這樣沉重且複雜的遙遠他鄉？
沒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歷史資料，沒有高清到不容置疑的上帝視角。
陳丹燕用泛着毛邊和溫度的影像氛圍，引我們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和集體命運。
論題材和視角，它是新鮮的、不被定義的。
而從內核來說，遙遠的他者與此刻的我們都在承受同一個命題：
面對創傷和不確定性，人要如何安放自己？
作家VS導演
作爲中國作家裡第一批走出國門的揹包客，陳丹燕至今在路上。
其中的吸引力被她形容爲——讓生命擁有很多條分叉的支線，去理解在不同的地理歷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
出自對《哈扎爾辭典》的熱愛，陳丹燕去往作家帕維奇的家鄉塞爾維亞，寫出了地理閱讀筆記《捕夢之鄉》。
書賣得很好，還因此砸到一個意外的機會——
執導中國和塞爾維亞首部合拍片。
“起初沒有想做電影，僅想拍一些小的影像爲《捕夢之鄉》做宣傳短片，後來覺得拍了就一直拍下去，不過也很漫長，前後有8年的時間。”
這些年來，陳丹燕邊走邊寫邊拍，對於影像並不陌生。
但真正到了片場，還是少不了艱辛的磨合過程。
作家的工作方式，深受衝擊。
她每天寫email把所有注意事項發給團隊，但是沒人看，因爲拍電影的人習慣開會。
作家反對闡釋自己，而導演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來應對團隊、觀衆、媒體提問，正如此刻。
不過作家的工作方式，也蹚出了一條新路。
不同於《橋》《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等塞爾維亞經典譯製片給中國人留下的時代烙印，《薩瓦流淌的方向》充滿了陳丹燕的私人視角、經驗和趣味。
我們所習慣的紀錄電影，通常力求客觀、冷靜，把導演和鏡頭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但陳丹燕几乎反其道而行之。
她走到了鏡頭前，與人物產生交集；
當她用非虛構寫作打比方，入畫的動作瞬間就好理解了——“每個作者都是非虛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極具特色的嗓音，隨着26段獨白貫穿全片。
陳丹燕喜歡杜拉斯在電影裡用煙嗓子說話，她沒有煙嗓，但依舊躍躍欲試。
而且獨白的確是她用得趁手的工具，可以彌補影像上的不足，也釋放出作家獨具的直覺與敏銳。
比如有一次，看到陽光直直地射在咖啡座裡的時候，陳丹燕耳旁邊聽到的卻是爆炸的聲音，這聲音提醒着她：貝爾格萊德這座城市曾經有40次被轟炸的歷史。
所見和所感有時候完全不相干，這種音畫分離的手法，可以大大擴充人的感受空間。
就像作家平靜地坐在書桌前，內心世界卻在遼闊地翻涌。
“我希望電影有更多的文化、文學含量，不是旅遊片，它是看到一個民族的地理和歷史在心裡面引起的震動。”
陳丹燕當過電臺主持人，錄製獨白對她來說本不算難，但是誰料開頭的紀念碑部分就錄了四五個小時。
朋友是譯製片導演，或許是因爲了解她夠深，因此對她相當挑剔。
“她始終覺得我做得不夠，說要我在聲音裡面找到自己，我是在跟一個觀衆說話，而不是跟一羣人。如果我的聲音沒有找到自己，就沒有辦法跟觀衆對話。一個人要有足夠的真誠，還有對自己足夠的認識，才能做好這些獨白。”
90分鐘，根本沒辦法窮盡巴爾幹複雜、撕裂的歷史與現實。
爲此，陳丹燕在電影中用了大量遮蔽性鏡頭。
這種鏡頭語言，一如我們看待巴爾幹相關問題——無法窺其原貌。
“你的眼睛從哪個方向看是沒辦法掩飾的……你決定怎麼看，就決定你所能看到的東西，所以每個人都不能說自己看到的就是絕對的真相。”
她並不隱匿自己的在場，或者說她有意用這種方式提醒觀衆：
這只是“我”的眼睛看到的，只是“我”的心感受到的。
在他人的民族苦難面前，在難以還原的真相面前，她極力保持謙卑。
同時，私人的、日常的、輕靈的表達方式，避免了鏡頭代替觀衆思考。
而是營造出一種可以打動觀衆的氣氛，讓他們自己接着往下走。
“如果這部電影有足夠的生命力，我相信觀衆可以在整個影像系統裡看到他想看的東西。導演帶動觀衆發現自己的視角，這或許也是導演和觀衆最良好的關係。”
他們VS我們
在創作上，拒絕全知全能的視角，陳丹燕甚至和觀衆一樣在感受時間創造的神奇。
如果早幾年看到這部電影，也許你會疑惑：
塞爾維亞的一切，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電影起始於2014年，那時候疫情還沒有發生，全球化還是主旋律。
時間觸發的迴旋鏢，突然讓我們能夠深感其痛了。
經歷了社會活力收縮、不安全感劇增的階段，我們也體驗了某種巴爾幹式不確定。
一次又一次戰爭，打斷正常的人生，阻滯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進程。
但就像斑駁牆體上畫滿了瑰麗塗鴉，廢棄廠房的屋頂有少年在奔跑，藝術品修復工作迎來熱情洋溢的年輕女孩……
這些平凡瞬間讓我們看到：蕭條大地上，依舊有新生的力量在抽枝發芽。
片中，一位塞爾維亞導演所說的話，同樣可以撼動遠在萬里之外的我們：
最重要的，是人們怎麼生活下去。
真正的人和他們堅持的生活方式，總是無法摧毀。
而這，也是陳丹燕決定拍攝烏先生的24h展覽的原因。
“經濟、政治是重要的，它給我們普通人帶來了好的生活，但這個世界並不是那麼堅強的，在政治、經濟不好了的情況下，普通人能做什麼？普通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認識就是把握目前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烏先生是個業餘策展人，平時工作繁忙，一旦在時間和金錢上有了餘裕就謀求“爲靈魂工作”。
展覽內容，是各種刻滿歲月痕跡的生活用品。
我們從這些物件裡目睹一個普通人在50年中的平凡生活記錄，也魂穿南斯拉夫時代的生活和藝術氣息。
在這份工作裡，烏先生掙不到一分錢，純屬爲愛發電。
另一邊，米先生苦苦堅守一座國營書店。
每天爲錢苦惱，還要應對名目繁多的官司。
很難想象，這座巴爾幹最古老書店在昔日有多輝煌——
百年來最知名的塞爾維亞作家都在這裡出版過著作，“最好的時候每天出版一本書”。
他們睿智的黑眼睛，懸在書店上方，默默見證着塞爾維亞精神遺產的生存變遷。
拒絕私有化就沒錢，沒錢就無法修繕書店，後來一場大雨淹了庫存，幾乎造成滅頂之災。
身爲知識分子的尊嚴，讓米先生不願意在鏡頭前表達創傷。
明知自己支撐不住的時候，他也不願意放棄努力。
他說：“我寧願當堂吉訶德也不願當西西弗斯，因爲西西弗斯沒有希望。”
陳丹燕透露，米先生的書店最終還是沒了。
她不忍心說米先生其實更像西西弗斯，而選擇用行動表達微末的支持。
“在公映前，我給他發郵件說可以把拍的影像捐給塞爾維亞檔案館，日後幫助他們復刻原貌。”
在南斯拉夫這個承載着分裂、消亡、衰敗的巨大記憶體面前，陳丹燕拒絕展示苦情。
她拍一個個堅強的面孔，用普通人的身份做不普通的事，在歷史的廢墟上重新建立生活和內心的秩序。
這份精神的力量感，在她謙卑又共情的講述中，緩慢流淌出來。
哪怕電影結束，還在持續激盪我們內心的漣漪。
拍攝《薩瓦流淌的方向》期間，陳丹燕年近60歲。
我想，這也是爲什麼，她首次觸電就有這般成熟的審美系統和觀念系統。
“二三十歲當導演我不能達到現在這樣的深度和廣度，我不會對我片子裡的人有這麼多的同情和理解。這個同情和理解是建立在你知道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在於你知道生活的不容易。所以，我覺得隨着年齡的增長，是同情和理解的增長，也就可以去接受更多樣的選擇和人，也敢於去愛這些人。”
不僅是從電影的拍攝對象，從陳丹燕個人身上，我們同樣可以汲取類似的精神力量。
不管寫作、遊歷，還是花8年與電影處女作死磕，她始終踐行着“更符合心靈的活法”，讓我們撞見一個女性身上遼闊的精神世界。
“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是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關心想關心的東西的，不侷限於從家庭或在兩性關係中獲得更多的權利。有時候女性會更本能地願意付出，付出代表關心、愛護、享受這個世界帶給你的美好。女性在精神世界上可能是更強大的性別，不爭鬥，但也可以活在自己想活的世界裡。”
電影能拍出來，還能上院線，對於陳丹燕來說是意外之喜。
在她眼裡，商業片是面向大衆的，紀錄片是面向知音的。
“走進電影院，檢驗一部作品和導演有多少知音，這是件難得的事情。”
當問到“還有沒有繼續當導演的打算”時，陳丹燕誠實到可愛的地步：
“沒有耶！做導演是件非常累的事情。”
做導演於她是一次意外闖入，在這個過程中她收穫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滿足。
但我私心期待，越來越多的異數可以闖進電影院。
用誠懇的生命表達，製造哪怕有且僅有一次的精神響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