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如何延續地方記憶

（圖／本報系資料照）

大學參與永續，責無旁貸。至於地方學與城鄉永續的意義包羅萬象，或許可以先從方誌說起；說方誌，當從第一本正史《史記》說起。

《史記》52萬多字，跨越2500多年的歷史，以人物爲主，旁及思想、制度沿革以及歷史脈絡，已經相當具有百科全書式知識系統的基礎。司馬遷自述他編寫《史記》，是要繼承孔子編修《春秋》「撥亂世，反之正」的精神，試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是區別大自然力量與人類行爲，超越個別歷史事件，找出變遷的通則。

《史記》確立了後世史書的體例。在此之後，《漢書》新增了〈地理志〉與〈藝文志〉；《後漢書》着墨於人物的文體著述；《三國志》則是以主題式史觀，重視正統，聚焦三國的興衰，這是陳壽貢獻，南北朝裴松之增補了三倍的註釋，豐富了人物等珍貴史料，也讓《三國演義》的衆多人名都能有根據。

撰寫方誌的前輩作家盛清沂在爲西元1988年出版的《板橋市志》寫序言時曾經指出：「作史之難，莫難於志，作志之難，莫難於鄉鎮市志」。原因在於文獻稀少，訪談不容易。連全臺人口最密集的板橋要寫鄉鎮市志都這麼難，遑論其他。

以往主要由專家進行的方誌，在1998年出現打破許多傳統的變化，後來出任國史館館長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在當年提出「大家來寫村史」計劃，強調從民間的底層出發，鼓勵由下而上、不拘形式，分別寫下各自對地方的記憶或是歷史見聞。

回顧過去，民間底層本來就會藉由口述、甚至是書寫來記載家族史以及地方事，偶而也成爲方誌的參考資料。但是吳密察教授提倡大家來寫村史，不只把方誌的歷史書寫從歷史學者手中分享給地方人士，更重要的是解放地方史的呈現方式，不必再受限於傳統的史書體例。

進一步來看，不只可以不要受限傳統體例，更有積極突破傳統體例的三不原則：不要史料彙編，不要類似傳統的地方誌；不要學院派的專着。

英國學者湯普遜強調：「通過地方史，村莊和城鎮可以探索其自身變遷性質的意義」。這樣的村史呼應了孔子編修《春秋》以及司馬遷撰寫《史記》的主觀精神，能思辨並探索未來方向。

大學能對永續發展做出許多貢獻。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所爲例，都可投入地方史的訪談與記載，而傳播系所還能着重在影像化與行銷，一起紀錄過去與當下、更要探索如何迎向未來。（作者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歷史小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