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在臺灣》我的碩士論文是如何誕生的

青浦區檔案館老館（作者攝於2019年4月4日）

2019年3月底的一個悶熱的夜晚，臺灣政治大學自強一舍宿舍內。

自感前一個選題已經難以駕馭的我，此刻感受到的是異乎尋常的壓力：到了研究生二年級的下學期，竟然還沒有確定合適的選題。這樣無路可走般的焦慮，甚至一度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還適合走學術研究的道路，乃至於在那段時間，我經常夜不能寐。

●找不到選題的焦慮

又一個失眠的夜晚裡，受困於毫無靈感與身邊蚊蟲侵擾的我打開了手機，點入「青浦檔案」的微信公衆號，期望能從公衆號推送的地方文史掌故中尋求我學位論文的靈感。當我翻到了一篇名爲「不能忘卻的記憶——八十年前（1937年）雙11青浦淪陷記」的文章，看到文內附上的幾張攝於1937年「八一三」前後的歷史照片時，不禁眼前一亮。

難民集結於青浦縣城艮成門外（圖片原檔：《中國紅十字會月刊》第30期，1937年，第2頁）

難民在青浦縣城東門體育場上（圖片原檔：《中國紅十字會月刊》第30期，1937年，第2頁）

圖片說明清晰地指向了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淞滬會戰爆發以來，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收容來自蘇、浙、皖、魯等地的難民共計14286人」。看完這些照片，在驚異於能夠看到八十餘年前故鄉青浦的珍貴圖像之外，更讓我感嘆的是照片背後井然的救濟秩序：只見難民拍着隊領着食物，雖然不可避免地，這些難民的心情必定是焦急、緊張的，但在如此緊急的情勢下仍然秩序不亂。這就讓我萌生了第一個問題：

爲什麼青浦紅十字會能夠有如此強的動員能力，在組織如此大規模營救行動的同時，還能夠很好地維持在場秩序？

順着這條線索，在白天起牀後，我立刻着手對青浦紅十字會相關資料的搜索，從「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到「申報數據庫」，以青浦紅十字會等關鍵詞作爲引子，一個名字逐漸納入了我的視野：徐熙春，他是青浦紅十字會的創辦人和主要負責人。在青浦方誌辦網站青浦史志（http://qpsz.shqp.gov.cn/web/showpage.aspx?id=3262）的「探寶」中，我搜索到了《上海市青浦區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的電子版，其中「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大事記」、「紅十字會遣送難民之經過」等史料，不僅敘述了作爲會長的徐熙春如何調度各方面資源參與青浦縣城內外來難民的疏散， 還翔實地記載了疏散難民的船隻數量、難民前往的目的地方向等信息，讓我進一步對青浦紅十字會在抗戰時期的義舉更感好奇。除此之外，這些資料都明確標註了資料的來源，它們都收錄於青浦區檔案館。

趁熱打鐵下，我前往臺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因爲他們的電腦有全國各地政協文史資料的授權，在搜索的過程中，我果然搜索到了一篇由原青浦紅十字會秘書長徐福洲先生《徐熙春與青浦紅十字會》一文，該文詳細地介紹了青浦紅十字會從1924年創建之後，至1951年改組前，在戰亂頻仍的青浦縣如何多次行善，搭救黎民的往事。行文包含深情的敘述，讓我對於徐熙春，這位我先前一無所知的鄉賢不由肅然起敬，也更加地激發了我想要探索其生平還有他創立的紅十字會，究竟在地方社會扮演何種角色等問題的興趣和熱情。

2019年的清明假期，我買了一張回上海的機票。在4月4日特意跑了一趟青浦區檔案館，想打聽一下青浦紅十字會徵信錄的收藏情況，並希望能夠閱讀這些徵信錄。但是很不巧，青浦區檔案館那個時候正逢庫房搬遷，大批檔案正打包搬運至新館，工作人員表示恕不接待外來查檔者，我又陷入了一段時間的迷茫。

●史料匱缺恐難成文的擔心

不久後，我出於一半無聊，一半淘寶的心態，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搜了「徐熙春」三個字，竟真被我找到了一本《紀念徐公熙春誕辰一百十週年》的集子，店家開價100元人民幣。最開始的時候，我驚異於這個價碼：一本薄薄的集子憑什麼開到這個價。但現在看來，這很可能是我人生中所花的最值的100元之一，因爲她的到來直接鼓起了我進一步探索的勇氣，甚至毫不誇張地說，這100元「帶來」了我的碩士學位論文。

《紀念徐公熙春誕辰一百十週年》書影。（作者提供）

在渡過了臺灣海峽之後，在2019年5月8日，這本100元的集子到了我身邊，翻開一看，我不由感到驚喜：這本集子中收錄了大量青浦紅十字會內部刊行的爲取信於捐款者而編寫的四冊「徵信錄」行文片斷，完整地記述了青浦紅十字會從在江浙戰爭中草創（1924年）到承擔大規模營救難民任務的史實。結合先前在政大圖書館所借閱的池子華《紅十字與近代中國》、樑其姿《施善與教化》等專着，我逐漸意識到這些徵信錄的資料很可能不僅僅涉及青浦紅十字會本身的運作，更可以將這些徵信錄視作一類理解青浦地方士紳如何藉助慈善組織深度介入地方公共事務的直接證據，探索地方紅十字會與地方社會關係網的聯繫，這一更深邃的命題。

慢慢地，我也通過這些爲數不多的材料，逐漸搭建起自己的行文框架。但是我一直擔心，選這麼小的選題，就這麼些史料，足夠支撐我寫完一篇有規模的碩士學位論文嗎？

檔案館不入其門，以及史料的暫時匱缺對我造成了不小的內心打擊，對選題可信性的迷茫感始終縈繞着我的內心。一方面，我不斷通過一些方式，儘可能聯繫一些關係人（例如前文所屬的徐福洲先生），比如我在網上看到了徐熙春先生曾孫徐建新先生的追憶文章，我就臉皮頗厚地直接在文章底下留言，表達我期望通過口述訪問的方式進一步探得徐熙春先生生平的更多信息，以及求取徐家在2014年所編的《青浦徐氏族譜考正集暨紀念徐熙春先生一百三十週年華誕》，而另一方面，我必須要尋找到合適的指導老師：在政大，必須要拿出可行性方案纔可以去找目標導師簽字，方可接受指導論文寫作。

我在碩二上原本期望做上海四川北路的街區史，但我需要閱讀大量日文資料，學習日文時間週期太長，恐怕趕不及畢業，而同時計劃的問題意識很薄弱，所以這份計劃最終胎死腹中，我不得不中止了和原先目標導師合作的可能。2019年的春天，我可能經歷了人生中最晦暗的一段時光：如無頭蒼蠅一般的迷茫，還有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始終如蛇一般纏繞着我，讓我很多時候喘不上氣。現在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個看上去很有趣的選題，但未必能保證成文，不少老師都因此把我的指導請求委婉拒絕。就這樣，我進入了求學生涯中，最渾渾噩噩、無助失落的一個暑假。

●導師伸出溫暖援手

時針指向了2019年10月，我的指導請求由於各種原因（如導師學生已滿等）接連不斷地遭拒，在手機上我經常會搜索「研究生延畢會怎麼辦」等問題。論文資料的收集始終沒有盡如人意，再好、再完整的計劃如果沒有史料，又何以能成文呢？

在每日痛苦的徘徊中，政大歷史系的王德權老師及時地伸出了他溫暖的雙手。他是政大附近基督教會的教友，平時也會以教會聚會的名義，組織一些僑陸生聚會，我們也通過這些聚會認識了不少至今尚保聯絡的好朋友。王老師本身人也十分熱情，在我在這個學期回臺的時候，他詢問了我學位論文的進度。當我說我還沒有確定指導教授的時候，他又着急，又帶有一絲絲責備：怎麼還沒有確定呢？我說其實我有一些想法：選擇家鄉的紅會作爲研究對象，手上有一些資料，包括往地方社會史方向的推展等情狀告訴他，他說其實你完全不必拘泥於找完全匹配選題的導師，繫上有一位廖敏淑教授，目前應該還可以接學生，趕緊去找她詢問意向。我先前知道廖教授是北海道大學回來的，研究能力非常強，對學生要求高，而且她真正的研究方向是清代的外政（即政府對外事宜），和我這個研究主題相去甚遠。

我懷着將信將疑的心思，向廖教授發送了我的研究計劃，還有最近的一些想法。沒想到，廖教授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指導請求。在正式簽字前，我們師生之間在廖教授的研究室內，不僅討論了論文可行性的問題，還藉此商討了未來我的學業規劃。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就有想報考現在的導師蘇智良教授的想法，廖老師當時就建議我，不用多猶豫，直接作爲首選目標：因爲在一次中日關係的研討會上，廖老師聽過蘇老師的報告演講，而且甚爲敬佩蘇教授的爲學與爲人。再加上我是上海本地人，大概率也要在上海本地就業，蘇教授是一個拓展本地人脈，又完美契合上海城市史研究方向的最佳選擇。

上海青浦區檔案館新館（作者攝於2019年11月6日）

運氣說來就來！幾乎就在同時，我聽到了青浦區檔案館新館開放的消息，於是我請求繫上爲我開一張查檔證明，並藉着在11月3日考教資的機會回上海，在11月6日我就奔赴青浦區檔案館新館，拿着查檔證明請求閱檔。這一次，青浦區檔案館終於同意了我的閱檔請求。我順着先前記錄下的檔案號，調閱到了W-93-191，青浦紅十字會第四冊徵信錄（抗戰期間的記錄）。在看到徵信錄原件的那一刻，我真是欣喜若狂！因爲我深知，如果將這些資料輔以報刊資料，以及上海檔案館的查檔加以用心咀嚼的話，應該可以寫出一篇不錯的學位論文。於是，在那個11月，我經常騎着自行車往返家與青浦檔案館之間，我自己成爲了檔案館看檔的老面孔。就連檔案館的服務人員都說：已經很久沒見到來看歷史檔案的人了。

喜上加喜的是，我先前在徐建新先生文章下的留言，被他公司的員工看到了，並與我取得了聯繫。徐建新先生表示，他的一位叔父徐家益先生高齡94歲，身體健康，記憶能力很強，記得不少徐氏家族及紅十字會的舊事。欣喜之餘，我在2020年元旦，便前往徐建新先生的府上，見到了家益老先生，並進行了口述訪問（全程錄音）。在這次訪談中，家益先生侃侃而談，從徐家在上海經營的事業，再到他記憶中的徐熙春先生，這些珍貴的親歷者資料，又爲我的論文材料「如虎添翼」。儘管老先生那個時候有些講嗨了，一些資料還是僅僅停留在口耳傳說的層面，無其他資料佐證。

●導師嚴格把控細節

就這樣，我正式開始了論文的寫作工作。但是，一個突然的變故打亂了我全盤的計劃，就是新冠的流行。這場大疫讓我不能回臺報到，也打亂了我的畢業規劃。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也得以留在青浦家中，以一手資料爲伴，論文寫作還能推進下去。

幸好，在短暫的封閉後，青浦檔案館重新開放了。在獲知消息後，我再次進入檔案館查詢資料，這一次，我改變了查檔策略，既然第四冊的檔號是191，那麼以此類推，第三冊是不是190，第二冊是不是189，第一冊是不是188？在查檔請求發出後，果然我的判斷得以了驗證，是對的！我獲得了完整的四冊徵信錄的文本，從開會時的大事記，再到募捐人名單，一直到1951年青浦紅十字會改組，這四冊徵信錄保留了青浦紅十字會的完整生命週期，且內容龐大。加上已經在《申報》、《新聞報》等民國報刊上擷取的青浦紅十字會廣告等信息，我再也不會擔心論文資料不夠的問題，先前的焦慮感煙消雲散。

其實，就論文寫作過程本身而言，是相當順利的。我的導師廖敏淑教授是一位對細節把控非常嚴格的老師，她會要求我在每一章寫完之後，將寫好的章節交予她過目。她不但會挑其中語句不通順和錯別字等字面上的瑕疵，更會給予方法論的指導以及邏輯盲點的補充，例如她會爲我推薦黃宗智（Phillip Huang）有關中國社會「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即由國家力量與社會共同形成的中間領域，主要負責地方上的社會自治等事宜。這些理論的運用，又使得我自己的行文有了突破既有知識盲區的新觀感。我也沒有想到廖教授在自身研究領域專精的同時，竟也能對晚清民國的社會形態有如此深刻與準確的把握！於是，我的行文越來越有自信，越來越感覺到寫作本身的快樂。我也將注意力集中在對論文觀點的打磨，以及論證邏輯鏈的不斷完善上。終於在2020年6月初，我的碩士論文初稿告竣，耗時五個月，篇幅9萬字。有鑑於資料較爲集中，我最初預期自己可能也就四五萬字的篇幅，但最終還是形成了一篇有意思的學位論文。並最終順利通過答辯，獲得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在畢業後一年的春光三月，我在青浦福壽園爲祖母掃墓後，特意來到徐熙春先生的銅像前，向他表達我由衷的敬意。我自己在寫學位論文的時候，深深地爲徐熙春先生在危難一刻，發揚大愛，急公好義，拯救黎民的義舉所感動。在我碩士論文的謝辭中，我如是評價徐熙春先生：

所謂「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用在先生身上是好不誇張的。因此面對這樣一位真俠士的相關事蹟，我實在難以選擇轉身走開，也堅定了我選擇這一題目的決心。

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有語：「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學習歷史最大的魅力，莫過於通過文字的連結，能夠與過去的高尚靈魂同呼吸，共感情。我自己在行文的時候，也深感如此義舉，必須要通過我的文筆得以傳揚下去。人間的大愛與大勇，就是靠這紙短情長間代代流傳，不是嗎？

回望我這一段寫作歷程，也是我個人心性得以淬鍊的過程：在探索資料的過程中，我不斷地與焦慮、自我懷疑等不良情緒拉鋸，最終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熬過了不快，終於釀出了一篇我自己滿意的作品；而在行文的過程中，熙春先生的大愛與大勇，感染着我的同時，又不斷鞭策着我一定要寫好他的故事，讓更多人看見他當年的義舉。

很高興，我最後通過那一方文字，留住了熙春先生歷史上的義舉，也通過那誕生的漫長與艱辛，讓我遇到了更好的自己。如同我最喜歡的英文歌曲之一《My Way》中的歌詞一般：

Yes,there were times／I'm sure you knew／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But through it all,when there was doubt／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And did it my way.

中文：是的，我相信你知道／我揹負不能承受之重／但無論如何，就算充滿疑惑，／我打落牙齒和血吞，／我歷經這一切，仍昂首屹立。／我用我的方式做到了！

（陸軼雋/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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