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抗疫到抗疫文學，創作重心需要怎樣的轉變
眼前的華中師範大學，樹木葳蕤，景色怡人。學子們行走在校園小道上，說笑聲在風中飄蕩。
湖北省文聯主席劉醒龍走着看着，突然驚歎一句：“桂子山上的春天實在太好了！”此時，距離武漢解封，剛剛一年時間。
武漢封城期間，劉醒龍與很多作家一樣，從未離開戰場。他把所有的彷徨、吶喊、憂慮、感動，盡付筆端，化成一篇篇文學作品，撫慰着疫情中人們的內心。
隨着疫苗的普及，戰勝疫情不再遙遠。疫情過後，文學如何呈現這段歷史？後疫情時代，怎樣創作出像《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那樣的經典之作？
這是劉醒龍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很多專家學者的疑惑。日前，在中國新文學學會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中國“抗疫文學與文學抗疫”專題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共同思索着，也在不斷解答着。
劉醒龍把發言的題目定爲“偉大的陪伴”。他認爲這個題目大致能夠概括疫情防控中文學的功用：“文學有多麼偉大，這樣的陪伴就有多麼偉大。”
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一團火光，一次馳援，一聲問候。疫情期間，在湖北，在廣東、上海、北京，在全國各地，作家們自覺投入抗疫鬥爭，記錄和傳播這場戰疫中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故事。
“當疫情來臨時，當災難來臨時，人們充滿了恐懼，而文學的精神意義就是幫助人們對抗恐懼、對抗失望。”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表示，文學抗疫，目的是讓人們重新獲得信念，經受考驗。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勇回憶了一個難忘的瞬間。疫情期間，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的方艙醫院，一位年輕人在病牀上專心看書的照片走紅。當時，他被這一幕深深擊中：“我們應該慶幸，人類還能選擇閱讀，還能通過文學來抵禦疾病，還能通過文學與文化去尋找精神避難所。”
文學的根本價值是什麼？劉勇將其概括爲“無用之用”，“無論是抗疫文學，還是文學抗疫，本質上都是藉助文學實現對人類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養，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始終承續的‘文以載道’的文脈，體現了文學對守護人精神世界、構築人精神家園的重要價值”。
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燈火，而人民是文學書寫的靈魂。河北省作協副主席桫欏觀察到，抗疫引發了文學對人本身的重新觀照，“在消費社會中，受到商品觀念和技術理性擠壓的人文價值，應當在文藝實踐中被重新喚起。一切文藝創作都應該圍繞人性、人道、獨立、尊嚴、激情和理想等進行，偏離了這個方向，文藝將淪落爲純粹的文字遊戲”。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表示，經過此次疫情，中國作家更應該深刻認識到自己以及文學所處的歷史方位。我們就在歷史之中，這是寫作的總體性。要站在歷史的潮流之中，站在人民羣衆中間，發揮文學的力量，真正爲時代寫下精神，寫下人們正在創造、正在奮鬥的面貌。
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戰，中國取得了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而文學書寫也在發生着變化——從文學抗疫走向抗疫文學。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劉波捕捉到這種改變。“從單純的情緒疏解到綜合的理性回望，作家們經歷着從即時性的現象呈現到相對立體的專業書寫，這一過程也對應了作家們對抗疫文學認知的變化。”劉波說。
《長江文藝評論》副主編蔡家園把文學抗疫分爲三個階段：在疫情初發階段，文學主要是聚民心、暖人心、築同心，相當多的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就像是輕騎兵，疏解人們心理壓力，增強人們抗疫信心；中國取得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後，作爲歷史中人，作家可以拿起放大鏡和顯微鏡來觀察時代標本，冷靜審視和客觀記錄；今後全球抗疫取得勝利，經過時間的沉澱，作家可以運用望遠鏡來審視這場疫情，思考和表達將會超越前兩個階段。
疫情防控期間，產生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但也有很多膚淺應景之作。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羅振亞坦言，翻檢數以萬計的抗疫詩歌，撼人心魄的精品鳳毛麟角，審美功能普遍弱化。“抗疫詩歌的‘井噴’，給人造成一種新詩復興的感覺，可惜它並非緣於創作本身品位的提升，而是藉助疫情這個重大事件，使其有了較爲強大的存在感。”羅振亞說。
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羅振亞認爲有兩個：多數詩歌只解決了“貼近”疫情的題材、立場問題，而未注意日常經驗向詩性經驗的轉換與超越，導致了藝術性滑坡。同時，詩人們只耽於物象、事態與情思的貼合，難於進行超越性思考。缺少深刻的理性筋骨做支撐，只是簡單膚淺的“應時”“應景”，詩歌自然走向真而膚淺、真而不美的境地。
《芳草》執行主編哨兵也有同感。他說，既然是文學，就要在美學的範疇內來創作。如果寫作上事件大於文學，或者只探討事件，它就不能稱爲文學。抗疫文學創作是在共性現實中的各自表述，既要看到面臨的共同災難，也要有屬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有效的發現和個人經驗的表述。
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政表示，前期的抗疫文學作品更多是素材，我們更期待後期的創造。而一旦創造，抗疫與疫情就會在更多更高層次被審美運用，從寫實性抗疫文學向形而上思考的審美表達邁進。
“文學的抗疫敘事的靈魂乃是對人性的深度揭示”
抗疫題材，正成爲文學創作新的增長點。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作品？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譚桂林預測，未來一段時間抗疫題材文學創作將實現一次大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戰題材一直是文學創作的故事源泉，這次疫情涉及的國家遠遠超過二戰，可以想見，未來將有一次文化思想創造性成果的集中涌現”。
“文學的抗疫敘事乃是通過文學的形式表現社會對疫情的心理感受和精神指向，以及揭示疫情對人類生命長期影響的種種可能性，它的靈魂乃是對人性的深度揭示，唯有在一個個獨特的個體命運的展開中，我們纔有可能真正認識到疫情對人類文明演化所造成的深遠影響。”譚桂林說。
汪政認爲，抗疫文學創作應在這些方面着筆：中國的抗疫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必須打通古今文明，尋繹文明舊影，定義文明創新。抗疫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延續，要從中解讀出傳統，也要提煉出創新的內容。同時，中國的抗疫是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必須打通中西文明，彰顯人類文明共性，凸顯中國獨特價值。
疫情防控已成爲當下生活的組成部分。“我們要關注疫情和抗疫對日常生活的改變以及改變了的日常生活，發現生活新的意義。同時，抗疫是人的抗疫，應該儘快從事件轉向人，塑造形象，勘探複雜的人性。最後，中國抗疫是一個獨特的文本，期待多元的解讀，更期待這一獨特文本的藝術轉化。”汪政說。
抗疫文學，呼喚更多精品之作。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李遇春表示，像攝影、美術、音樂這樣的藝術樣式，比用文字來表達的文學作品更加及時。而產生關於抗疫的重要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哪怕是一流作家，都會覺得很有難度，因爲存在歷史審美距離的問題。
“出精品就要把抗疫作爲一個歷史事件、一個經典的穿越時空的話題。處理好三種關係，很可能會達到更高的藝術層次和思想境界。處理好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的關係；處理好現實關懷與歷史視野的關係，既要貼近現實又要把抗疫放在歷史縱深中去觀照；處理好文化傳統和文體傳統的關係，在深入挖掘抗疫精神的傳統文化源流的同時，用本土的、貼近百姓的形式寫作。”李遇春說。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