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誕到大冰，文青爆改深夜主播
互聯網上重新出現了兩個中青年人——35歲的李誕和43歲的大冰。
他們不約而同地出現在直播間，解答網友五花八門的人生難題，而且都成效不菲。
三個月內，李誕開了20多場帶貨直播，平均每場時長4～6小時、觀看人數逾20萬；而曾經的網紅作家大冰，也在7天內漲粉130萬，凌晨三四點還有最多8000人觀看。
如今看似八竿子打不着邊的兩個人，曾經都在某一階段作爲“文藝青年”與世界交手。
十年過去，李誕早已卸下“文青”標籤，而後在喜劇行業大環境的疾風驟雨下退居臺下，當看客，也繼續當“俗人”。
他坐在家裡直播，讀網友來信，用最淺顯通俗的語言，切實而扼要地給青年人的人生困境提出中肯建議。
大冰的轉變比李誕更徹底。這位曾靠一系列內容空洞、書名矯情的散文風靡中學生羣體的網絡紅人，在數年的沉默和被嘲後，以最樸實的方式重出江湖。
人們發現，曾經的“僞文青”大冰，其實能給出很多人真正需要的具體建議。他懂裝修，懂藝考，對大部分國內外城市都有了解，也能在人際關係上給出關鍵意見。
直播間裡的他，不再裝深沉，不再爹味兒說教，也不再風花雪月，坦然地和網友面對面，聊聊後者所面對的，具體瑣碎的生活苦惱，感情困境，人生難題。
曾經被仰望或是被嘲笑的“文青”，如今以更接地氣的姿態，重新站在了年輕人這邊。不論曾經是輝煌還是不入流，二者“翻紅”所倚的邏輯，都是從脫離現實的懸浮露臺上下來，走進真實的人間煙火與冷暖苦樂。
如今已被污名化的“文青”，曾經也有着童話般高光和可愛的時代。重要的是，人們相信着一些虛無縹緲的意志，也擁有內心暫時不必面對真實世界的幼稚選擇。
原理上，任何歷史時代都有“文青”。譬如百年前，“五四”運動後，城市裡就雨後春筍般出現了多個文藝社團，“文藝青年”在大量文學刊物中疾呼新文化新思想。
在文學與文藝被寄予社會重任的時代，投身於此的青年自然引以爲傲。正如魯迅在《新青年》留下的那句話：“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覺醒年代》劇照
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文青”在大陸瘋狂生長的黃金時代。剛剛擺脫 一個壓抑的年代，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一代文學青年的激情和信心。
年輕人們聚集在一起，面朝充滿希望的世紀末鐘擺，聊浪漫，聊自由，聊愛情，迫不及待地要認識和開創一個新世界。
而出生於八十年代的年輕人，面臨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情境。待他們長到青年時代，中國正經歷世紀末的鉅變，充滿未知的希望，市場經濟重塑着人們的生活秩序，互聯網的興起則同時入侵併擴充着我們的頭腦和思想。
有兩個後來名氣不小的人值得一提。
一個，是1989年出生於內蒙古的李誕。
學生時代的李誕和大部分文藝少年一樣，沉迷讀書和詩歌，喜歡王小波、米蘭·昆德拉，更喜歡標榜異類。高考失利後，爲了儘可能離家遠，他從內蒙古草原南下一路到廣州念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創作。
藉着初萌的門戶網絡，李誕暢所欲言地寫段子，表達自我。彼時仍然揣持的叛逆和桀驁態度，讓他收穫了第一批認可與共鳴。
李誕
另一個，是1982年出生於上海的韓寒。
韓寒是個叛逆得比李誕更加外顯的少年。上高中時，他就當着全班同學自信宣稱自己寫的文章必然是全校第一。很快，他憑藉新概念文學大賽一舉成名。
那年，韓寒才17歲。拿着這一當時還算轟動的文學獎，他毅然從高中退學了，主動跳出了世界爲年輕人規劃的軌道。
青年韓寒身上具備着大部分東亞學生都沒有的自信甚至是自傲。但他之所以擁有這麼大的勇氣去反抗主流，除了天賦，還有相對優越於大部分同齡人的家庭。
韓寒出生於上海，父親是編輯，母親是醫生，不說富貴，至少也能支撐他這個獨生子去嘗試自己喜歡的事。
彼時的城市年輕人，已經以獨生子女一代爲主。他們呈現出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氣質，但也因此被外界質疑和批評，說他們是“垮掉的一代”，是溫室裡的花朵，是小皇帝和小公主。
韓寒
而無論在二十年前還是今天，韓寒的叛逆基本上是不可複製的。作文大賽獲獎之後，他趁熱打鐵出版《三重門》，又將重心從寫作轉變爲賽車，一氣呵成。
在這一過程中，也利落地脫掉了“文青”標籤。接下來，韓寒開始唱歌、出專輯，拍電影、投資電影，如今，提到韓寒其人，除了過期的“文青”，更鮮明的頭銜是老闆。
年輕韓寒幾歲的李誕，一路走得更低調、更消極，但也因爲那股隨性與鬆弛，某種程度上，他更符合後來的時代所需要的文化偶像的定義。
與韓寒不同的是，在浮出水面之前，李誕已經經歷過一輪現實世界的捶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對“知識分子”祛魅了。
大學畢業後，李誕懷着對新聞理想的滿腔期待去媒體實習，沒多久就攢夠失望，在發現自己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種“道德結晶”後，他果斷投入公關行業，擁抱現實。
擁抱現實的前提，是尊重現實邏輯。從在《今晚80後脫口秀》裡幕後寫劇本，到第一次站上2017年《吐槽大會》的舞臺直面觀衆，李誕用了四年時間。這四年內，他一刻不停地寫段子，提升專業能力，讓自己擁有一技之長。
李誕
直到2019年那部最初讓他聞名的辯論節目《奇葩說6》，李誕拿到一個辯題：“美術館着火了，一幅名畫和一隻貓，只能救一個，你救誰？”，李誕選擇了後者，他巧妙且圓滑地解構了關於宏大價值與道德美學的兩難：救貓纔是兼顧藝術和生命的兩全之選。
李誕的圓滑和討巧，讓他以另一種大不同於舊時代的“文青”姿態脫穎而出。他身上所具備的那種情緒穩定、頹喪和“佛系”，也讓他收穫了另一批青年人的共鳴與喜愛。
不過，從那時起，李誕就早已不再是“文青”。
圍繞作家大冰的一個關鍵詞，是“下沉”。
與韓寒、李誕都不一樣，大冰幾乎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高光時刻。他曾經靠一系列網絡雞湯書籍賺得盆滿鉢滿，書籍、語錄曾火遍小城鎮青年羣體。以中學生爲主的讀者，熱衷於在課間十分鐘鑽入大冰的“小藍書”裡，以並不怎麼費腦的閱讀速率，大口吸收書中那些乍看有理、實則矯情空洞的語錄。
大冰的小藍書
年輕讀者們並不對文字的文學性寄託真正的期待，能有幾句拿來改QQ簽名就已滿足。
同步於“非主流時代”的逝去，大冰被主流審美拋棄，幾乎是一種必然。他沒有拿得出手的文筆和經得起檢驗的深度，那些落俗甚至是低俗的心靈雞湯，配上油膩的書名和簡介，如今只會讓人眉頭一皺。
比如那本《乖，摸摸頭》，書名源於大冰從山東電視臺離職後，一個同事小姑娘每年都會給他發四個字：“好好的，哥”。大冰每次都回復：“乖，摸摸頭”。
文本之外，大冰曾一度因爲給自己頭上戴的身份標籤太多而被羣嘲。
早期出版的書扉頁裡，他在自己的照片和名字下附着了一系列名銜：作家、某衛視首席主持人、某高校導師、民謠歌手老揹包客、不敬業的酒吧掌櫃科班油畫畫師、手鼓藝人、業餘皮匠、業餘銀匠、業餘詩人、資深西藏拉漂、黃金左臉……
大冰的介紹
大冰的本意未必真的要做什麼功利性炫耀，畢竟，每一項頭銜都是模糊的概念。他更多像是仿照彼時尚自由、不受拘束的個人風格，營造一種個人所擁有的生命寬度與廣度。
不過，這一連串花裡胡哨的帽子，吞噬了一個人的真實面孔，導致大冰在網民心中的形象逐漸模糊。
直到現在，網絡上還流傳着一些關於大冰的戲謔梗，比如：大冰去老鄉家借住被拒絕，因爲住不下十三個人。
不過，這已經是一代讀者對大冰祛魅後的事了。
時間倒推十餘年，“95後”大部分還在念中學的時候，大冰還是當時的知名作家。2013年，還在山東電視臺工作的大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他們最幸福》，豆瓣評分高達8.1分，直到今天也仍有着7.9分。
如今，這本書的豆瓣熱評第一條和第二條分別給了5分和2分，第二條評論頗爲驚恐地感慨：“以後再也不買暢銷書”。
大冰是當時毋庸置疑的暢銷作家。五年後的第12屆作家榜，他以2400萬的年版稅收入，榮獲經典暢銷書作家第二，超越“童話大王”鄭淵潔。
大冰本身成了一種現象。用文學的邏輯很難理解，可也只有用最粗俗的市場邏輯纔可能理解這種暢銷。
再倒回去看書名和裝幀，更是難以直視——清一色的藍邊、網絡字體和同類型的小孩封面，充斥着濃郁的粗製濫造工業化風格。
網絡自媒體時代來臨後，大冰就迅速被拋棄了。讀者很快發現，大冰的“才華”，也許在互聯網上一抓一大把。尤其是流量邏輯佔領高地後，從博客到自媒體，人人皆可發言和表達的時代，大冰那些被鑲在書中的無病呻吟，瞬間變得平庸且陋俗。
大冰
如今，直播間裡的大冰看起來完全放下了姿態。他欣然接受聽衆評價的“爹味兒”；他勸發愁孩子不結婚的父親尊重個體選擇，“人不是牲口”；爲了阻攔打算輕生的男孩，大冰主動幫忙牽線介紹工作，甚至直接借錢給生活困難的女孩。
直播間裡的大冰是有感情的，即便這是一種生存之策，也直接、質樸，令人一眼望得見。
同期出生於八十年代的，還有許多後來叫得上名字的文學藝術創作者。比如寫出那本《誰的青春不迷茫》的劉同、憑藉民謠《成都》火遍全國的歌手趙雷。
不過，十多年後再看這批人的書和音樂，內容多的是空洞矯情。孤獨、迷茫、懷舊和思鄉，這些泛泛的情愫集結成一種飄忽的、模糊的東西，唯有同樣用情緒的方式表達出來，它們才得以成立，得以俘獲一部分自己也遊離飄忽的人
文青會成爲一種“病”，就是因爲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那些捉摸不定的東西。
對宏大意義的追逐，在今天面臨一種普遍的疲憊和倦怠。與此同時，具體的、平實的連接和交流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有用”，這是今日個體建立和確認真實生活的重要敘事座標。
越來越多躋身大衆輿論和流行文化的哲學觀點在佐證這一點。不論是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提出的“倦怠社會”、自日本社會傳過來的“無緣社會”一說，還是我國學者項飆提出的“重建附近”，我們有多明確地感受到自己與周遭世界的脫鉤，就有多強烈地渴望建立具體的、日常的情感連接。
項飆在《十三邀》的訪談中指出，現代社會有“消滅附近”的趨勢
“文青”之所以發展成令人嗤之以鼻的名詞，源於脫離現實土壤的輕佻和幼稚。而如今，一代文青人到中年，在直播間重現大衆視野，也是因爲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曾經，“文青”被嘲，是因爲他們的懸浮和脆弱，對世界的挑剔和傲慢同時存在。他們沉迷一種憂傷的氣質，但本質上依然是圍繞自我內心的過度關注和拔高，自命不凡沒有錯，漠視現實的自我期待則顯得落寞。
李誕和大冰的重出江湖，就在於他們轉而完全面向外界，面向自己能提供幫助的具體的人。
這未必是一種自我的犧牲和謙讓，也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不過，在今天，從自我保護爲起點出發的生的本能，要比從世界出發再回歸自我的理想主義，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納。
這二位身上不知從何而來的那股鬆弛感是吸引人的，準確來說，令人感到安心和羨慕。
比如李誕的直播間就是他自己家中，身後零零碎碎地掛着一些衣物，沒有任何打光和佈景，更沒有穿着打扮和化妝。有時，李誕直接躺在牀上，以懶散、隨意且毫不在乎的姿態，“躺着”直播。
躺着直播的李誕
他讓我想起近兩年同樣通過直播走紅的另一個人，新東方的董宇輝。
董宇輝憑藉質樸親切的直播風格，靈活取用的知識面和圓融的說話藝術出圈。可言談舉止間透露出，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和表情，其實都更像是一種熟練的爲人處世慣性。他希望每一個細節盡善盡美，用了力、鉚足勁地，讓自己表現得成熟、得體和無可挑剔。
董宇輝不是“文青”，卻在某種程度上有着與當年文青類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他曾是陽光版的“文青”，也在如今成功轉型成了商人，脫掉了這層危險的皮。從各方面來說，應該大抵都算是好事一件。
董宇輝
臺灣作家賴香吟在《文青之死》一書中描述文青的變化與消亡：“老文青，死去的文青，是真的文青。如今是文青蛻化墮落的時代，年輕世代不再抱有初心，一味追趕消費流行，外扮腔調而內裡空虛，是他們弄髒了“文青”這個“曾經”“乾淨”的詞。
二三十年前的“文青”看似不羈，其實並不是鬆弛的。他們暗中發力，向世界期待、討要和證明着些什麼，可這種索要，是建立在對真實世界並不夠深刻的瞭解和體會之上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曾用來激勵一代人的概念和意義被審視和消解。當“卷王”取代“先進”“牛馬”又取代“卷王”。當對“系統”的反思取代對“規則”的絕對維護，當“發瘋”取代自己不是必須去理解的那些道理，當初盛行於青春時代的許多價值和情緒，都悄然黯淡了。
這種平淡和失語，會反促人們更加關注自我，分出更多心思給生活本身，至少，這大概率能有看得見成效的投入。正如今天的李誕會告誡年輕人：不要享受憂傷，憂傷本身沒有任何價值。
李誕的置頂微博寫着“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
他還在自己的播客簡介裡寫，自己不想成爲燈塔，偶爾能成爲手電就好，如果不行，那就與大家共享黑暗。
因此，“文青”退潮未必意味着對意義的解嘲和消解，但至少代表着某種對宏大意義抱持警惕和審視態度的青年文化。
這份審視佈滿疲憊和惶恐的血絲，它讓我們心裡憔悴，但也讓我們心疼和心軟。
作者 | 邢初
編輯 | 吳擎
值班主編 | 趙靖含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