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明：我們爲什麼不能獨立地發現新現象，提出新問題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得者陳嘉明。視頻採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 實習生 吳喆旻(02:34)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已出爐。該活動無需作者自行申報，依託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者、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開展多輪評審。在“反五唯”背景下，這個活動也是對學術評估機制的大膽創新。

推薦入選論文的共同特點是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和學界動態，善於發現和提煉問題，彰顯學術論文的創新性、學理性、科學性品質，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開拓性。

澎湃新聞記者與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獲獎者展開對談，看上海社科學者如何在現實關切中，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認知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刻發生的事件，而知識論也是哲學所關心、所研究的基礎問題。

上海社聯2023年度論文《知識論語境中的理解》（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0期）一文就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創見。文章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講席教授陳嘉明。

知識論，屬於哲學分支學科，來源於希臘語知識（episteme）和演講（logos），它是探討知識的本質、起源和範圍的一個哲學分支。這個學科在中西方的發展有怎樣的差異？多瞭解一些知識論的相關內容，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誤會與偏見嗎？

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就一系列關於知識論的學術與現實問題專訪陳嘉明。

認識論在中國

澎湃新聞：您研究知識論主要是爲了解決怎樣的問題，您是如何關注到知識論這一研究方向的？

陳嘉明：哲學研究真、善、美，人的最高價值就是求真、求善、求美。人面對自然世界、人文社會，就需要認知，認知的目的是求真，而認知活動就有方法、規範的問題。

我關注到知識論有兩個機緣。第一個機緣是，我在1995年獲得英國科學院的資助到聖·安德魯斯大學做研究，發現了分析的知識論這樣一個新的領域。當時這一領域在國內還不受關注，於是我就複印了一些資料，開始在國內寫些介紹性文章。2001年我作爲富布萊特學者到哈佛大學訪學又寫了一本《當代知識論引論》，由於當時還沒有網絡數據庫，這本書在國內對知識論的傳播還是起了比較積極的作用。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也都用我這本書作爲主要中文參考資料。

第二個機緣是，我在2014年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分成5個子課題。這個是國內第一個關於知識論的重大項目，我考慮應該找一個有想法的領域來做研究，所以就選擇了理解論。

澎湃新聞：您在知識論領域研究數年，能否請您概述一下知識論在中國的發展階段？

陳嘉明：知識論在中國的發展，第一階段是我們古代的“德性之知”，即有關道德的知識，儒家認爲這是唯一的知識，再加上科舉的考試內容，自然科學等知識沒有地位。久而久之，就出現了一個李約瑟之問：爲什麼在中國古代科技很發達，現代自然科學卻在西方發展起來，讓歐洲人領先了。這其實和我們對什麼是知識的認知很有關係。

第二個階段，金嶽霖居功至偉，他寫了《知識論》（1983年出版），從各個方面對其進行了系統思考，對中國知識論研究水平有很大提升，到了跟西方人能夠比肩的地步。

第三階段是當代，對西方分析的知識論進行引介，同時培養學術人才，形成研究隊伍。一個值得一提的事件是，我在2014年發起成立了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知識論專業委員會，搭建了一個學術平臺，通過召開年會等方式，爲同行們提供了學術交流的機會，推動了知識論研究在國內的發展。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目前國內知識論的研究現狀，以及您的研究的影響？

陳嘉明：目前，我們國內的知識論學界，有一些學者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有些文章也被國外學者引用，包括斯坦福哲學百科裡面有關知識論的某些詞條，列舉的文獻也有中國學者寫的文章。某種程度上，我們目前的知識論研究水平，已經初步達到了能與西方學者對話的水平。

2018年，美國學者史蒂芬·格林在美國福特漢姆大學舉辦了一個美中學者的知識論會議。這在我看來是一場標誌性事件，說明美國學者在探討知識論問題的時候，覺得請中國學者來一起研究交流是有益的。

就我自己的影響而言，除了同行間的關注外，看得見的還表現在一些研究生、博士生的學位論文裡，它們對我的這方面的研究以及提出的觀點進行了一些探討。

如何用認識論思考生活中的哲學

澎湃新聞：怎麼樣去理解“理解”與“認知”之間的關係，以及意向性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理解的？

陳嘉明：舉個例子，當司馬懿遇到諸葛亮的空城計時，他就需要理解諸葛亮這麼做是什麼意思，其“意向性”是什麼，需要讀懂諸葛亮的心思。司馬懿根據諸葛亮一生做事謹慎的個性，推斷他不會輕易冒險，如此行事可能會有伏兵。

這其實就談到“理解”和“認知”的關係。在我看來，一個要點就是認識它是知其然，而理解是知其所以然。我們先是知道某個現象，如看到一座空城，然後去把握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理由或根據，從而理解現象背後的實質。

澎湃新聞：您論文中的大量篇幅介紹了行動意義的心理因，您如何理解哲學與心理學的關係？相關成果是否有更多跨學科的影響潛力？

陳嘉明：在歷史上，哲學跟心理學是有交集的，如康德、洛克等人的哲學著作，同時也包含了心理學的內容。這些著作也探討了意識問題，因爲認識是從感覺開始的。比如對蘋果的認識，是從感知它的顏色、香味、形狀等開始的。所涉及到的感覺加工、概念思維等要素，既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又是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後來隨着心理學研究的成熟，兩者慢慢分開了。

哲學關注知覺如何能夠是真實的，從方法上來討論問題。人可能產生幻覺或者是錯覺，也可能產生正覺，這幾種情況也可能混在一起，你憑什麼能夠辨別出真假呢？這個是哲學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求真。

心理學的研究比較實證，更多地採用實驗的方法，比如研究光波怎麼進入視網膜，在頭腦中形成視覺；包括人如何進行學習，如何形成正常的人格，比如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

澎湃新聞：“好心辦壞事”是生活中容易出現的現象。如何把對“心理因”的理解轉化爲“生活中的哲學”，更好地處理相應的影響？

陳嘉明：這個問題提得好，使這個理論接地氣了。有一個例子，張三在路上開車，聽到李四喊“捉賊”，他見義勇爲，結果壓死了王五，但事後發現李四是個精神病患者，王五並不是賊。

從心理因的角度說，一方面張三幫助抓賊，的確是出於好心，善良的意志。這個態度傾向就是意向性。另一方面，還有一個信念的問題，李四一喊捉賊，張三在不瞭解具體事件的情況下，輕易地相信，從而導致了一個壞的結果。

要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從知識論上說，就是要採取“安全性原則”，只相信真的東西，避免被表象所迷惑，避免在缺乏可靠的理由、證據的情況下輕易地相信。

避免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影響認知能力

澎湃新聞：對於普通大衆來說，應該是先訓練自己的認知能力，還是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

陳嘉明：這可以用我們最日常的一件事——吃飯來打比方。如果只是憑着本能吃飯，當然誰都會吃飯，但吃得不得法的話，就容易產生高血脂等“三高”。反之，如果你懂得一些健康知識，食物搭配合理，就可以營養均衡。

知識的獲得也是如此，正確的認知能力能幫助你在攝入知識“養分”時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反過來，當你不斷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這些知識也會反哺與促進認知能力，幫助你更好地獲取新知識。

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從根本上來講，還是要有科學的訓練，認識上遵守一些正確的思維方法與規範，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知識水平。

澎湃新聞：目前，大語言模型應用越來越廣泛，人類可以用很多方式快速獲取經處理的信息，這是否會影響人類認知能力提升？

陳嘉明：這個問題主要還是取決於我們自己。ChatGPT等人工智能化工具，如果能很好地爲我們所用，幫助我們進行數據信息的收集、整理、歸納，確實能極大地提升工作效率，但是人類應該清晰地認識到這些都是爲我們所用的，如果過分地依賴，久而久之就會成爲人工智能的“奴隸”。

從知識論出發，繼續研究想象力

澎湃新聞：您在學術研究中存在哪些困惑？應如何解決面臨的問題？

陳嘉明：在中國的哲學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不能獨立地發現新現象，提出新問題。我們現在討論理解的問題、認識的問題，其中的現象與問題大都是西方學者首先抓住並提出的，比如說“認知分歧”“認知運氣”等，都是很普通、很常見的現象與問題，但卻都是別人先抓住並提出來的。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可能跟教育有很大關係。我們目前的教育體系說到底還是一種應試教育的體系，不利於培養創新的意識。就好像畫畫那樣，老師的評判標準是“畫得像”，而不是“畫得好”，這就不是鼓勵想象與創新。

澎湃新聞：2024年，您計劃重點研究哪些課題？

陳嘉明：我主要考慮的是研究想象力與想象的問題。據我理解，當今在科學技術發展上，跟牛頓、愛因斯坦時代有很大區別。以前的科學是一個發現的時代，比如說萬有引力、相對論等，是一種現象、規律的發現和闡釋。現在的科學更多地是技術上的發明創造，無論是互聯網的各種技術，還是現在看來還有些天馬行空的元宇宙、星鏈計劃等，這些都非常需要想象力。它們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想象與創造出來的。

我考慮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從知識論的角度研究什麼是想象力，想象的性質、特點與類別，普遍的概念與命題是否可以想象，想象的相關活動需要滿足什麼條件與規律，等等。假如我們把這些問題在理論上搞清楚，我們就可以開設課程，對學生進行想象力的訓練，幫助他們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這次，我這篇有關知識論的文章入選上海社聯年度論文，我希望可能讓更多人對知識論產生興趣，甚至進行拓展閱讀。在學術研究上，每年新發表的論文數量非常可觀，通過年度論文評選的方式，篩選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助於使它們得到學界的關注，促進學者間的交流乃至爭論，對學術思想的發展起到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