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詛咒的第九交響曲

散文

創作兩年餘，我終於完成第九號交響曲《紅樓夢》，內心卻是憂喜參半。喜的是何等榮幸，我能躋身第九交響曲的作曲家行列；憂的是身體狀況江河日下，如今，我也面對貝多芬當年人生殘酷的另一面:「耳聾」和「詛咒」。難道，「九號詛咒」真的會出現嗎？

「被詛咒的第九交響曲」之說，始於馬勒（1860~1911）。他看到貝多芬（1770~1827）和布魯克納（1824~1896），都在寫完第九號交響曲後去世，就認定「第九號交響曲」是作曲家最終交響曲，是作曲家生命的詛咒。馬勒恐懼九號詛咒，刻意將他序號第九的交響曲改以《大地之歌》爲名。寫完後發現沒事，覺得已躲過詛咒，接着完成真正名爲第九的「第九號交響曲」，又沒事，立馬創作「第十號交響曲」，兩個月後因身體違和而擱筆，隔年馬勒永別人世，留下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從此，「被詛咒的第九號交響曲」在音樂界傳言不斷……

然而，20世紀俄國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契（1906~1975）寫第九號時才39歲，終其一生作了15首交響曲，成爲第一個創作超過9首交響曲的作曲家。可見，九號詛咒是可以破除的，跨不過的作曲家，也許是寫到第九交響曲時年事已高，或百病纏身，或身心俱疲，是「時候到了」，而非「詛咒」吧！

年輕時聽到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感動得無以復加，心想將來一定要寫一首這樣的曲子；2003年，簡文彬剛回國擔任國家交響樂團總監，他邀我寫第一號交響曲《號聲響起》，此曲榮獲傳藝金曲最佳作曲獎，爾後交響曲的委創接踵而來；順勢爲之，當該寫第九交響曲時，臺北愛樂合唱團爲2022年的50週年團慶來委創，所以我構思第九號爲加入獨唱與合唱的聲樂交響曲—《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超越世俗、超越年代、超越時空，將中國的儒、釋、道，入世與出世的哲學，以動人故事描述賈府大觀園榮枯；紅樓兒女的聚散，人的生老病死，終歸於世事無常，浮生若夢，完全符合我對第九號交響曲人生大哉問的創作理念；包括：第一樂章「序曲」、第二樂章〈石頭記〉（合唱）、第三樂章〈葬花吟〉（獨唱）、第四樂章〈大出殯〉（合唱）、第五樂章〈劉姥姥〉（獨唱與女聲合唱）、第六樂章〈紅樓夢〉（合唱）。

留學德國時，某週日上午10點左右，和同學保羅走在慕尼黑市政廳前瑪麗安廣場，附近許多教堂的鐘聲突然同時響起，甚是震撼。保羅說，中世紀歐洲大瘟疫，慕尼黑的老百姓都躲在家中，連教堂也不敢去，教堂也不敲鐘，直到有一天所有的教堂一起敲鐘，鐘聲響徹雲霄，宣告瘟疫過去了，大家纔敢走出家門。我寫第九交響曲《紅樓夢》之際，正值COVID-19肆虐全世界，我在最後樂章結束時也藉着鐘聲齊鳴，希望瘟疫很快就會過去，並迎接世界和平的來臨。

在北藝大教書時，我每天早上7點之前就到北投關渡半山腰校區，開始作曲，寒暑假也不例外。2013年退休後，原以爲作曲人生就此告一段落，沒想到越寫越多，每年都有1~2首中大型作品產生。五十多年來，我譜就百餘個作品，音樂長度短則5分鐘，長則超過兩小時；曾榮獲教育部黃自作曲創作獎、中山文藝獎、5座傳藝金曲最佳作曲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獎等等。

我不是天才，但我很努力，我在桌前擺着一張寫着德文「Nur Geduld」（堅忍）的字條，讓自己能心無旁鶩專心作曲，如此無日無夜投入高度心力，10分鐘的管絃樂音樂，它背後花的心智時間不講，面前的是成千上萬個豆芽菜音符一個一個畫出來，結果眼睛寫壞了，耳朵也聽太多音樂聽壞了；壓力大晚上失眠，爲了能睡着，白天到公園走路，卻因求好心切讓膝蓋受傷。雖然身體狀況連連，頻繁進出醫院，但在醫學科技發達的現代，期許能超過我的偶像貝多芬、馬勒，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邁進，如不能，終止在「第九」，那也是美麗的休止符。

第九交響曲是被詛咒的嗎？我倒覺得比較像是「吉時已到」（錢南章第九號交響曲《紅樓夢》第四樂章〈大出殯〉的歌詞）。（《紅樓夢》世界首演將於十二月廿六日臺北國家音樂廳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