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 蔣介石與外交才子葉公超

葉公超。（本報資料照）

評說蔣介石（聯經出版）

葉公超於1939年從政後，在外交界顯露頭角，到1949年已經真除外交部長，但此時國民政府風雨飄緲，從南京、廣州、重慶、最後遷到臺北。

1958年的八月裡，葉公超由外交部長改任爲駐美大使，遇到了更大的麻煩，那就是外蒙古入會案。外蒙原是中國的領土，但戰後蔣介石爲了要蘇聯不支持中共，與史達林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允許外蒙獨立，等於背書了雅爾達出賣中國利益的密約。然而當蔣失去中國大陸，怪罪蘇聯背信棄義，在聯合國發動控蘇案，否定〈中蘇友好條約〉，也就不再承認外蒙獨立。蘇聯爲使外蒙獨立永久合法化，於1955年在聯合國安理會提案外蒙入會，但被代表中國的蔣廷黻在安理會否決。美國甘乃迪（John Kennedy）總統於1961年執政後，想要日本以及非洲法語系多國入會， 蘇聯即以外蒙入會作爲交易。事情已很清楚：蘇聯既以否決親美諸國入會，作爲要脅，美國爲了其子國入會，遂不再容許蔣否決外蒙入會。當時蔣政府仰賴美國的支持，才能維持聯合國的席次，又如何能違背美國的意志呢？更何況美國毫不客氣向蔣施壓，全不給情面，聲稱如再否決外蒙入會，將不再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話說得如此之絕，實已必須面對玉碎或瓦全的地步。

玉碎未嘗不利，至少外蒙不能入會，使其國不國，表明中國嚴正不移的立場，但玉碎之餘，連自己的席位都不保，顯然得不償失。葉公超參與其事，兩害取其輕，必然建議瓦全，當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也是同樣的意見。但是蔣介石很不甘心，想不計後果否決到底，遂於1961年9月派外交部長沈昌煥前往紐約傳達「聖旨」。葉不經意向沈說了對蔣「不敬之語」，所謂不敬之語，無非是老頭子冥頑不化之類，但沈部長爲之震驚，發電向蔣打了小報告，蔣豈能無恨？另有一說：駐美使館的文化參事曹文彥欲發表宣傳文字，葉大使覺得英文不佳而阻止發表，於是曹試圖借總統之名壓大使，而大使不予理會，言辭之間不免對蔣有不敬之語，曹遂挾怨報復，打了小報告。曹毀葉密報存於「 大溪檔案」之中，且已有人引用。然此說未必可排除沈昌煥的火上添油。小報告很可能絡繹不絕，所以蔣在1961年9月最後一週的「反省錄」中，已對葉公超恨之入骨。

蔣既視葉如此罪大惡極，遂招葉立即返國述職。葉於1961年10月13日返抵臺北、14、15日兩度見蔣後，即於18日遭免職。蔣餘怒未消，將葉長期滯留在臺，連回美收拾行李，也不允許，形同軟禁。蔣也自知外蒙入聯勢不可擋，而且認識到否決外蒙只是面子問題，保住聯合國的席次纔是裡子，舍面子而保裡子乃必然之理，更不可能爲外蒙而與美國攤牌。蔣也自知其所代表的中國只剩下臺灣小島，難以保障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遂想以外蒙案交換美國保證否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葉公超熟悉外交事務，知道行使否決權屬於主權國家之事，安能向外國保證不使用其主權？所以葉認爲要華府保證乃不可能之事，未料蔣由兒子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務頭子克萊恩來往，得到甘乃迪總統的秘密保證：若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時將使用否決權。蔣得意之餘，更不免奚落葉公超之無能：「公超尚誇稱其與白宮能如何接近與交涉之有力，安知甘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決，此即公超認爲徒增反感絕難提出之要求也」。蔣覺得有此秘密保證，遂電令蔣廷黻投下棄權票，讓外蒙入聯。然而秘密保證真管用嗎？美方的解密檔是這樣寫的：

10月11日彭岱發電給克萊恩表明，美國願意以秘密方式對蔣介石保證，美國在有必要及有效的情況下行使否決權，以阻止北京入會。但是此項目保證是秘密不能外泄；如果泄密，美國將予以否認。

這明明是一張見不得天日的空頭支票，而且加上許多條件的情況下，才行使否決權，美國可履行也可不履行，不履行時要求履行便不能保密，一旦曝光根本不予承認，保障在哪裡呢？甘乃迪總統願意秘密保證，因按當時的政治氛圍，要處理與北京關係是「燙手山芋」，甘爲了連任，不可能在第一個任期來處理，但他沒做完第一任，就被刺殞命，他的繼任者詹森（L. B. Johnson）陷於越戰困局，無暇處理，直到1968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上臺，爲了聯華制蘇，北京遂於1971年順利入聯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席次。蔣介石生見此辱，無可奈何，不知如何「傷心痛憤」。美國信守秘密保證十年有餘，非真信守，而是客觀環境使然，事實上根本也無否決的機會。甘乃迪在冷戰高漲之世，給反共的小夥伴一點秘密的安全感，又何樂不爲，若蔣以爲美國真會不顧其國家利益而信守承諾，何其天真？所幸蔣未生見華盛頓與北京於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爲棄子。（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