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跑遍全國近2000處古建,這羣人也太拼了吧!

1937 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四下寂靜。在山西五臺縣郊外,一羣人來到了一座寺廟前。

寺中只有一位僧人和一位陪侍的啞童,似乎很久沒有過外人駐足。

可當他們推開這座廟宇的殿門時,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正面的佛壇上,一共坐落有 30 餘身塑像。中央的三尊主佛,每尊足有 6 米高。

從造型和彩繪來看,這些應該是唐代的雕塑。

一個室內空間,30 餘身唐塑,像這樣的體量,是前所未有的。

▲ 1937 年 來訪女子在大殿佛像羣中

奇怪的是,在這一羣僧佛塑像之中,唯有一尊婦女坐像,穿着世俗服裝。

僧人說,她是邪惡的“武后”。這引發了到訪者們的好奇。

▲ 婦女坐像

圖源《山西日報》(2021年11月19日第11版)

那時的他們還不知道,就是這次發現,打破了外國學者關於中國已無唐構建築的斷言。

而在這羣到訪的人中,便有我們所熟悉的,著名建築學家——樑思成、林徽因。

▲ 1931 年 林徽因與樑思成加入營造學社後於北平合影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故事的開始,要從一本名爲《營造法式》的書說起。

1103 年,北宋官方頒佈了這部建築規範書,由當時的將作監(也就是掌管宮室建築官員)李誡編撰。

▲ 《營造法式》紹興本 圖源故宮博物館

《營造法式》作爲我國古代最完整的關於建築規制的專業書籍,原刊行本卻均已失傳。

終於,在800 多年後的 1919 年,朱啓鈐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了《營造法式》的清代丁丙八千樓抄本。

他返京後,請出了當時著名藏書家陶湘進行校對,於 1925 年出版了《營造法式》陶本。

由此,這本塵封數百年的著作得以重見天日,並立刻引起了國內外建築學界的重視。

▲ 朱啓鈐先生(1872-1964)

說到朱啓鈐,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中國營造學社社長。

在《營造法式》陶本出版的同一年,朱啓鈐與陶湘、孟錫鈺倡議成立“營造學會”,旨在研究建築文獻和中國傳統建築式樣。

五年後,學會更名爲“中國營造學社”。

學社創辦的《營造學社彙刊》,也成爲了代表當時中國古建築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

▲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一卷第一期首頁

第二年,也就是 1931 年,樑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學者紛紛加入了營造學社。

從 1932 年開始,到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在六年時間裡,學社成員們一共跑了百餘個縣城,調查了近 2000 處古建築。

而其中,就包括四次來到山西的故事。

1934 年,樑思成、林徽因等營造學社成員第二次來到山西,並在這裡考察了靈巖寺。

在當時考察留下的影像中,有一張照片流傳很廣。

照片中的這個女子,就是林徽因。

她伸手搭在佛像上,仰頭注視,笑容莞爾。鐵佛垂首,寧靜慈祥。

林徽因在後來的調研報告中提到了當時的景象。

“遠山晚晴,天空如宇。”

雖然這張照片是黑白的,但我們彷彿能透過這段文字看到——

90 年前的那天,傍晚時分,天氣晴朗,夕陽的餘暉落在林徽因和鐵佛身上。

在她們對視的那一刻,似乎也在對彼此傾訴着什麼,於是整個世界都安靜下來,細細聆聽。

當時營造學社一行人來到靈巖寺時,寺廟昔日的盛景已然不再。

他們聽村裡的老人說,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替換村長時,新舊兩位村長慫恿村民鬥毆,拆毀寺廟,於是短短几天內,曾經堪稱古汾州“梵宇琳宮”的靈巖寺,便化爲一片瓦礫之地。

如今,我們如果再去靈巖寺,甚至連那三尊佛像都已經看不到了。

這是因爲在抗戰期間,鐵佛被融爲鐵水,製成了手榴彈。

站在古建保護的角度,這固然是令人痛心的。

可是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中,當民族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危機時,這樣的抉擇卻是千般萬般的不得已。

▲ 1934年 樑思成、林徽因在山西野外考察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1937 年,營造學社成員們第四次來到山西。

這一次,他們迎來了學社的最高光時刻——佛光寺的發現。

佛光寺東大殿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被學社發現之前,它已經靜靜佇立了上千年。

樑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坐着騾車一路輾轉,直到日暮時才終於到了佛光寺。

▲ 樑思成一行前往山西五臺山尋找佛光寺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樑思成用了八個字描述他初見佛光寺的心情:“瞻仰大殿,諮嗟驚喜。”

而“驚喜”過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嚴肅的測繪過程。這種“嚴肅”,不僅是因爲他們對待工作認真,我想也跟惡劣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室內光線昏暗,手電一照,又有蝙蝠成羣飛過;

成百上千只蝙蝠聚在一起,空氣穢濁,難以忍耐;

爬到屋檐底下,能看到難以計數的臭蟲,還會爬到揹包和身上……

▲ 1937年 樑思成在佛光寺大殿中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他們工作了整整三天,終於將東大殿的測繪工作完成,但對於大殿的建造年份還是沒有明確的發現。

就在這時,佛殿的樑下突然吸引了林徽因的注意——

在大殿的樑底,隱約有毛筆留下的墨跡。

她仰着頭,努力從不同角度辨別文字。終於,“女弟子寧公遇”,這幾個字在眼前變得清晰起來。

▲ 佛殿內樑下題字

圖源《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

而“寧公遇”,這三個字同樣在殿外的經幢上出現過。

那顆經幢上帶着紀年“唐大中十一年”,以及寧公遇的稱謂——“佛殿主”,也就是出資重建佛光寺的施主。

由此,大殿的建造者與年代便可確認。

這一發現讓大家特別興奮,林徽因便提議,在大殿前吃晚飯。

於是,他們就在地面上鋪上席子、毯子,擺上帶來的全部罐頭,像野餐一樣興致滿滿。

可誰也想不到,那天是 1937 年 7 月 5 日。就在兩天後,七七事變爆發。

▲ 1937 年 林徽因測量佛光寺殿外經幢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當結束佛光寺的工作抵達代縣後,他們才得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便匆匆趕回北平。

他們後來沒有再回到過佛光寺,對於這一名剎能否得以保全的問題,有擔憂,但更多的,是無奈。

考察古建,是一場與時間的比賽。

而這場比賽的結果,即便註定會輸,也還是有人拼盡全力。

因爲資金問題,營造學社僅僅存在了十六年,甚至其中一半的時間充滿戰亂與流離。

但即便如此,他們的足跡卻遍及全國 15 個省,190 餘個縣市。

如果說有什麼支撐着他們做這件事,我想那只有,“信仰”。

他們的信仰是什麼呢?

正是故事的最開始,那本《營造法式》,也是樑思成口中無法看懂的“天書”。

可以說,理解《營造法式》,並將其應用於現實建設,這件事是貫穿營造學社的主線。

但要怎麼讀懂這本書呢?

光是研讀文本是不夠的,還要去找實例。而實例在哪裡呢?只能去尋找。

於是我們看到,在考察測繪時,營造學社的成員們“惟恐不周”。

▲ 1934年 樑思成在山西太谷資福寺大殿檐下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林徽因曾提到,樑思成對應縣木塔的關心甚至超過自己的日常生活——

早晨洗臉的時候,他會說“上應縣去不應該是太難吧”;

吃飯的時候,他會說“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了”;

走路的時候,他會忽然間笑着說:“如果我能夠去測繪那應州塔,我想,我一定……”。

而此時的樑思成,甚至還沒有親眼見過應縣木塔的樣子。

那他親眼看見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是遠遠地看着木塔在夕陽返照中閃爍,一直到它變成剪影。

▲ 應縣木塔外景 圖源《中國建築史》(樑思成)

樑思成恭謹地稱其爲,“對於這塔的拜見禮”。

在他們眼中,這些古建似乎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就算未曾蒙面,也要以最高的敬意、最周到的禮節去對待。

抗戰爆發後,營造學社成員在樑思成、林徽因的帶領下輾轉各地,最後遷到四川李莊。

在李莊的這六年裡,他們開始將之前實地考察的資料進行系統的文字整理。

也是在這一期間,先是樑思成患脊椎軟骨硬化症,後又是林徽因肺病復發,臥牀不起。

可是即便如此,他們也從沒有放下過手頭的工作。

▲ 1940年冬 林徽因臥病李莊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林徽因說,營造學社的成員們都是“研究建築的死心眼人”。

可正是這羣“死心眼人”對信仰的捍衛,讓 90 年後的我們還能欣賞到這些珍貴的古建築。

即便其中一些只能存在於照片中,可是當我們看見它的那刻,它的存在就會被記住。

還記得開頭,樑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在佛壇上看到的那尊婦女塑像嗎?

她不是什麼“邪惡的‘武后’”,而正是佛光寺的殿主——寧公遇。

公元 857 年,寧公遇出資重建了佛光寺,親自送供上山,並在大殿建成後留下來成爲殿主。

而在 1937 年, 1080 年後,林徽因推開了佛光寺的大門,發現了這座千年古剎的建造者與年份。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千年後的林徽因,看見了千年前的寧公遇。

▲ 1937年 林徽因與寧公遇塑像合影

圖源《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在那些無聲的磚瓦城牆中,我們看見了曾經的人,看見了曾經的故事,也看見了這成百上千年間流淌過的歷史。

我想,這就是古建築研究的意義。

*本文參考資料:

[1]林徽因《林徽因全集 4:建築》

[2]林徽因《中國建築常識》

[3]樑思成《中國建築史》

[4]樑思成《爲什麼研究中國建築》

[5]胡木清 黃淑質 上海藝術禮品博物館 中共江門市新會區委宣《樑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

[6]樑思成《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

[7]樑思成《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築》

[8]李誡 樑思成《樑思成註釋 <營造法式> 》

[9]《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10]清康熙《汾陽縣誌》